本刊专稿 梅 赞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没有手机，也自然没有短信、QQ和微信。要通讯，有电话，但一个公社也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半天摇不通，即使摇通了，也不一定听得清;有电报，但打电报，一个字值一天的工分还不止，不是特急的事，没有人敢用;惟有写信，一张纸一支笔一个信封，再加8分钱的邮票，就可与天涯海角联络，只是不及时，一封信来回也得十天半月，但最经济。因而，我们就有了笔友，和现在的Q友、微友一样，只是没有如今交流频繁和便捷。
其时，我正在鄂南幕阜山下的大市中学读初中，那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公社四个大队的初中生都在这所中学住读。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坚冰悄然打破，山野的风都吹着解冻的讯息。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正一直风靡，郭沫若先生的《科学的春天》也让“春来江水绿如蓝”，叶永烈先生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的想象。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一夜生长出来，学校小小的图书室里挤满了各种报刊、图书。课余时间，我们就蜂拥涌进阅览室，如饥似渴地读着外面的世界。那些花花绿绿的图文，就像在我们眼前打开了一扇扇往外看的窗户，令人目不暇接。一些青年杂志在传播正能量时，也用一排排的小号字在每一页的尾脚下或中缝，登出一些信息，少则一行，多则二三行，你不细看，或许不经意间，就会从你的眼帘滑过。我的眼睛近视，总喜欢扑到书刊上看那些锦绣文章，甚至连其他的小字也不放过。于是，就发现了那尾脚下的文字，竟然，多是一些征友信息：姓名XXX，地址XXX，渴望交一些志同道合的笔友。看到这，新奇得让我睁大了眼睛，还有这样的事?笔友，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不要笑我少见多怪，一个乡村少年哪里见过啊?兴奋的我，脑海里突出蹦出一句古诗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说的就是这个吧。
一个课余时间，我又来到了校阅览室，找到那本青年杂志，翻开一页，再翻开一页，装作读杂志的样子，然后，直奔页尾，像做贼一样，随便抄了一个人名和地址。随后，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吹着口哨，走出了阅览室，其实，当时我的心跳得厉害，像要蹦出来。在自习堂里，趁老师不在，同学们都温习着功课，我却在练习本上写了一封信，原信已记不起来了，但大意是，从XXXX杂志看到了你的信息，便决定给你写封信，我是一名山村的初中生，快中考了，渴望看山外的世界，现在条件不允许，希望我们能成为笔友。然后，在一个月休息的空隙，走了几公里山路，到公社的供销社，买一个信封和一枚8分钱的邮票，写上地址姓名，投到了供销社门口的绿色邮筒里。然后，满心欢喜地回到学校，又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山外来信。
忘了告诉你，我找的那个笔友是临近我们县的湖南岳阳县的一名高中生，名字很中性，林学军，光从名字看，不知是男是女，只能感觉是男生的可能性多一些。因为，那天我从那本杂志上抄人名和地址时，心都是七上八下的，没敢，也没必要刻意去选择，有点饥不择食，也有点做贼心虚。但一眼就相中了岳阳，岳阳名气大得吓人，与我们也隔得不远。那些年，湘鄂赣三省毗邻地区的几个县的篮球赛一年一度举行，岳阳也在其中，因而，我们对岳阳就不陌生。更何况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和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呢，可以说，我当时还不知我们湖北的黄鹤楼，就知道岳阳楼。
自把信丢进公社的邮筒后，我就一直巴望着远方的来信。可左等右等，乡邮员每天的自行车铃一响，只要没课，我总会奔过去，问，有我的信没?要是上课，我也会抬起头向外望，可等自行车的铃声远去，也没有我的信来。我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没寄到?还是笔友没回信?猜来猜去，就是没有猜到为什么没有我的信。季节都从春天到了夏天，知了在校园的柳树上不停的鸣叫着，马上就要中考了，渐渐，繁重的复习，紧张的备考，让我暂时忘记了这档子事。
有一天，身着绿色的乡邮员的车铃从弯弯的田埂向学校再一次响来，但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已觉得那铃声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已经沉浸在考前的复习中，和平常的日子毫无二致。但看着乡邮员从教室窗口惊鸿一瞥，心里还是有一丝涟漪浮起，想起了我曾经寄出的那一封信，当然希望它有回声。那一刻，我咬着笔，竟看着乡邮员的背影灵魂出窍。那是很少见的一次上课时走神。
晚上上自习时，班主任老师走到我的跟前，一脸铁青地看着我，我不知做错了什么，随后，他丢给我一封信。那信好像是纸飞机般地飘向我，我连忙用手去抓，刚好用手攥住了信封的一角。班主任老师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但同学们的眼光都随着他的动作全投向了我，我就是那一刻的聚焦点。真是众目睽睽之下。刹时，我的脸像夏天的火烧云一般，红得像关公，感到了辣辣的。一把把那封攥着的信摁进了抽屉里。教室里有点骚动，人们议论纷纷，一间乡村学校，都是农家子弟，遇上什么事，都是人与人之捎话，传递的都是口信，还没有哪个同学收到过从邮递员手中传来的信件。班主任老师敲了敲桌子，连连说了几遍安静，教室里才鸦雀无声下来。
站在讲台上，班主任老师声色俱厉地扫视大家，说，马上要中考了，现在是关键时候，不能分心呀，不要像某个同学，还有心思写信。说着，便乜乜着眼睛瞟向我。在他犀利的目光下，我的脸红一块白一块，心中却有一种巨大的灼烧感，只得把头低得几乎能抵着课桌。班主任老师在教室里逡巡了一番，好不容易走了，教室里又开始叽叽喳喳。有小伙伴围着我，嚷嚷：看是谁写给你的信?看给你写了什么?他们好像比我还急。其实，我心里也挺想知道信中写了什么，但班主任老师那严肃的脸，让我不寒而栗，不敢造次。只能左推右挡同学们的好奇心，又何尝不是在按捺住自己的一种好奇和渴望呢?
好不容易捱到了下晚自习的铃声。我收拾好桌上的课本，从抽屉里拿出那封信，塞进自己的裤兜里，像离弦之箭冲出教室。也没有回宿舍，而是躲到了学校的伙房后门，那里有一盏供工友早上起早上工的灯。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我急不可耐地掏出那封信，对着灯光照了照，可影影绰绰看见里面的信纸。信封上的字迹，标准的钢笔正楷字，一看就是个练家子，娟秀的笔触，透露出写信人是一名女生。我的心怦怦地跳动，那个年代的男女生都是不怎么说话的，要是让同学们知道是一个女生的来信，那不炸锅才怪?
一个女生，怎么却叫了个男生的名字?那个年代，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也不管男女。信封上还有一张8分钱的中国民居的邮票，我小心翼翼地撕着信封时，生怕撕坏邮票。我喜欢收藏邮票，但当时还不知道有集邮一说.只觉得邮票好看，方寸间，可看到各地不同的风景，可了解悠久的历史文化，可知晓人文地理。但自己没有信，哪来的邮票呢?经常趁老师午休时，去老师的办公室，见到废弃信封上的邮票便揭下来，有时，看到好看的邮票，不管那信拆没拆，我也会把邮票揭下来。那些年，自己可没少干那些糗事。好在，当时也没有收信人会关注信封上的邮票。林学军给我来信的内容很短，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再就是说，她马上要高考了，可能有段时间不能来信，以后有时间了，再写信说，多联系。
看完信后，我原来忐忑不安的心稍微平复，把信叠得整整齐齐，夹进了一本书中，然后放进了宿舍的箱子里。同学们见我回到宿舍，都围拢来，问我是谁写的信?怎么会有人给我写信呢?我只得搪塞他们，说是家里写来的。他们怎么会相信呢?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的孩子，父母多半不识几个字，穷得叮当响，再说，家也住得不远，怎么可能收得到家信呢?不是骗人是什么?听着同学们的议论，我也无法给他们做出解释，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支支吾吾地把同学们打发走。只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信的风波才会过去。
我们各自都准备着自己人生中的重要考试，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彼此的信息。一直到我的中考前夕，也就是高考后的十几天，我收到了林学军的来信，她告诉我，高考结束了，她考得并不怎么理想，如果考不上，想接着再考。并问了我的情况，祝我中考顺利。我看了她的信后，连忙给她回了一封极短的信，扯七扯八说了些什么，凑够了一页纸，再就是告诉她，我要中考了，待考完后再给她写信，还留下了暑假期间村里的通讯地址。
中考结束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回到村子里，我便帮着父母收割庄稼，抢插晚稻。在等待中考成绩和紧张劳动的过程中，我收到了林学军寄自岳阳的一封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差一分与大学失之交臂，她心有不甘，想复读，可家庭又负担不起，只能接受现在的结果。那信纸上还留有啜泣的泪痕。她最后被录取到位于长沙的一所部属中专，虽然有些遗憾，却也从此跳出农门，成为国家干部，还是可以接受的。我回信祝贺她，能跳出农门，改变命运，是众多农村孩子的梦想。以我当时的眼光，也只能说出这些朴素的话语，不可能有更好的安慰的语言。我在信中，也写着自己的劳动和学习，描绘着家乡的自然风景，和等待中考成绩的焦虑不安的心情。
我后来考进了一中，赶忙写信给林学军，和她分享着进入一所新学校的喜悦。她也给我写信，写去长沙读书的见闻，从农村到城市，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给我讲，岳麓山是因南朝宋时《南岳记》中“南岳周围八百里，回燕为首，岳麓为足”而得名;给我讲，在橘子洲头，看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诗意;给我讲，马王堆的汉代古尸，越千年不朽;给我讲，去湖南一师，领略伟人求学时指点江山的恢弘气魄……我常常读着她的信发呆，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高中的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那段时间，她的来信多，我的回信少。她给我寄了一些湖南编的高考复习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都是紧俏货，是不大容易弄到的。当我后来考到小城读书时，她已毕业，由于成绩优秀，留校做了一名教师，后来又被学校送到湖南师范大学读了三年书。这期间，我们都有大把的时间，于是，写了不少的信，几乎是每周一封，用今天调侃的话说，就是每周一歌。当时，同学们都以为我在和外校的同学谈恋爱呢。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新思潮如解冻的洪水，横冲直闯地撞击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可以说是三观一致。对哲学、文学的观点和书籍如海绵汲水般地摄取，生吞活剥地灌进自己的脑子里，也不管是真懂还是非懂。记得，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等书，总会在长沙与温泉之间旅行，我们彼此交换着看。读后，还要在信中谈各自的读书感想，天南地北地发表着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样，信就越写越长，往往一枚8分钱的邮票还不够，要加超重费。这期间，武汉有一本《青年论坛》的杂志，双月刊，敢于针砭时政，对重大问题敢于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可以说是武汉地区为改革鼓与呼的一本重要杂志，我每期都买，而且看完后，划重点，就寄给长沙，与她分享新观点新思潮。这本杂志只存在了四年，而四年的期期杂志都走在武长公路上。再就是对当时的热门电影，我们都会推荐彼此去看，看后，更要交换自己的看法。记得看完路遥的《人生》，我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足足有二十多页，在信中，谈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分析了高加林的心路历程，探讨了他所经历的人生悲喜。可惜，这封信没留下底稿，要不，应该是当时一篇较好的观影感。看完《黄土地》后，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写信，狠狠地把这部电影评论了一番。那封信因为留有底稿，后来还发表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远在鄂南边陲的何中奇老师看了，专门写信鼓励我可以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
毕业后，我进入小城的一家金融机构任职，我们之间仍然是鸿雁传书，主题还是离不开书、电影。她在长沙，接触的书籍远比我在小城多得多了，记得有一年，她给我寄来了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在当时实乃不易，该书被列为禁书。她花了五十元托朋友才买到的，几乎是一个月的工资。她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也热情地推荐给我一读。那些年，我漫无目的地读了不少杂书，多半是她提供给我的信息或寄给我的。她知道我爱诗爱得发狂，便给我寄来了《雪莱诗选》和《拜伦诗选》，那两本书，已被我翻破，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了发自武汉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原来是林学军的，她来武汉了，而且是被单位送到武汉一所高校作师资委培，在武汉有一年时间。收到信后，我非常高兴，通信已经五六年了，不闻其声，不见其人，现在有了机会见面，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带上几本书直赴火车站，正好有一列北上的火车停靠。来不及买票就上了车，那是当年常有的事，到车上再补票呗。9月的江南，天气还像夏天，车厢里混杂着难闻的味道，但我们早已习惯。忍忍，也就一个小时，到了武昌。出车站西广场，坐66路到广埠屯方向的公汽，在商专门口下。她就借住在商专的一座学生宿舍楼里。
走进商专这所成立于1907年的八十年的老校，高大的法梧遮荫蔽日，逼仄的校园内，到处都是斑驳的老宿舍。转展问了好几个同学，才找到她住的宿舍楼。到她宿舍时，她正等着我，因为是周末，宿舍仅她一人，同伴们都出去玩去了。我们见面时，不用问，都知道彼此是谁，没有丝毫的陌生感，但都很激动，毕竟是在你心中想象过无数次的那个人，第一次露出尊容。她身材娇小，穿着一身合身的连衣裙，端庄娴静;留个短发，干练简洁，像她的名字，一看就有老师范儿。实事求是地说，她是那种长得并不漂亮，却颇耐看的一个女生。也许缘于她读书多，总让人感到有一股书卷味逼来，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么?我带来了新购的房龙的《宽容》、《人类文明的开端》和《圣经故事》等书送给她，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她反复摩挲着散发着新墨的房龙著作，微笑地对我说，谢谢!我喜欢房龙的书。
在商专的学生食堂，我们吃过中餐。然后，我们从商校的后门出，穿过学校，进入武大，在珞珈山的山间流连，太阳晒得植物散发出青青的滋味。当时的樱花并没有今天的名气，何况季节也早已过了。于是，我们多半是拣历史的遗存走马观花，那也是我们共同的爱好。看了老斋舍，这是武大最古老的建筑，沿着108级台阶，登上樱顶，可俯瞰整个武大校园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看了老图书馆，那清晰的轮廓，流畅的线条，飞翘的脊檐，中西合璧，东西交融，尽显恢宏之气魄;看了美丽的半山庐，依山而建，顺势而为，青砖黑瓦，妙不可言。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这样描述过：“宏敞的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还称“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
然后，出凌波门，便是烟波浩淼的东湖，也是武汉最大的城中湖，有七个西湖大。眺望东湖，湖水清深，一碧万顷。近处的露天游泳池，有孩子们在跳水嬉戏;远处的湖面上，皮划艇的队员们正光着膀子在奋力划水，黝黑的皮肤闪着金光;更远处的磨山影影绰绰，似有还无，缥缈若仙。我问她，东湖可比得上你们的洞庭湖?她嫣然一笑，说，洞庭可是天下水哟，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晚上，仍然是回到商专的学生食堂吃的晚饭。她在男生宿舍给我借了一个床位，晚上就歇在那儿，免得去找宾馆。然后，我们散步去了附近的洪山电影院，当日，正上演斯琴高娃演的《似水流年》，别无选择的看了这部影片。老旧的电影院，不知是放映设备问题，还是拷贝问题，这个电影的画面给我们的感觉总是灰蒙蒙的，有些压抑，也许和电影的表演手法有关。电影讲的故事也不复杂，说的是香港小姐姗姗(顾美华饰)与妹妹发生遗产纠纷，心里烦躁，而祖母此时在家乡新逝不久，姗姗便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潮汕老家给祖母上坟，与儿时的玩伴阿珍(斯琴高娃饰)、孝松(谢伟雄饰)夫妇之间发生的情感纠葛。影片是香港与大陆合拍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将姗姗回乡的那种熟悉与隔膜，忧愁与哀伤，纷扰的城市与恬静的乡村间的对比拿捏得非常到位，并不煽情以博取人们的眼泪。影片将姗姗、阿珍、孝松等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描绘得淋漓尽致，呈现出一种自然去雕琢的格调，充满韵味。结尾开放，散淡而无故事，却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而且，一曲《似水流年》的插曲，“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前......”，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再通过梅艳芳的演绎，唱得如泣如诉，受此感染泪水不禁打湿了眼眶。
电影看完后，影院的灯都亮了，我们还沉浸在电影的氛围中，久久不愿离去。在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反复讨论电影的主旨，表现手法，一致认为，该片一反大陆主题先行，一看就明白的概念化的笔触，它不追求宏大的叙事，而注重生活的细节，尤其是结尾部分，并没有告诉你一个明确的结果，追求的是一种淡淡的，却是有味的，有趣的另类风格，这似乎是当时中国电影正在嬗变的一种美学追求。这部影片，后曾获第四届香港金像奖，斯琴高娃也凭此片获得最佳女主角，成为第一个在香港获奖的大陆女演员。当然，这是后话。
这之后，都是我经常到武汉去看她，她来温泉仅有一次。在温泉，我们一起爬了潜山，她很喜欢潜山的竹林，尤其是微风吹起时，竹涛如波浪一样，摇曳顾盼;看了位于一九五医院内的温泉出水口，那块崖壁上镌刻着“温泉”二字，是整个温泉地区唯一有“温泉”字样的观光点，我们还在那照了一张像;去蒋家洞时，蒋家洞还没有开发，我们是打着火把进去的，那里的钟乳石如鬼斧神工，野性十足，直玩到火把将烬，我们才出来，鞋子上已全是泥泞。
她在武汉的委培生活结束后，我还专程到武汉送她返湘。在武昌站的月台上，隔着车窗，告别的手举起来，久久不愿放下，正值夕阳西下，一抹余晖刚好照在她挥动的衣袂上。
后来，彼此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而我也调动工作，搬家，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渐渐少了起来，但也一直没有中断。随着手机、电脑的普及，孩子们逐渐长大，我们的交流又开始频繁起来，尤其是有了微信，视频语音，也越来越便捷。但我们却搁下了笔，越来越依赖机器和网络，再也没写过一封信。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总感到，那种在笔尖跳动的思想没有了，写在手机上的信息都是随感式的，零碎的、碎片化的，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可以说，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思考及思维方式，我们却无法抗拒。
于是，我们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年代了，笔友间那纯真的友谊，也终将成为一段最美好的记忆。
责任编辑：尚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