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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学科视域中民族院校文化育人之责

时间:2022-02-09     作者:董玉真 中央民族大学【原创】

大学要依托学科才能实现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等一系列功能,优秀的大学文化是学科发展的沃土。民族高校作为现代性教育机构,其本身也是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传承者与创新者,肩负着重要的文化责任。以学科视角探讨民族院校文化育人之责,对民族院校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系统的运行规律、传播效应、系统功能、辐射场域进行分析与研究,以应对目前大学文化“软实力”与民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不匹配、民族院校大学文化创造力乏善可陈以及大学文化的价值塑造对育人的影响等问题。

大学被视为“知识、文化和社会交汇的场所”。“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现代大学自存在以来已充分证明,没有卓越的大学文化,就谈不上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与存在价值根植于大学文化与精神之中。民族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不仅发挥着重要的育人功能,还肩负重要的文化责任。

大学与文化育人的问题

文化是大学赖以存在的根本

蔡元培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致力于中国教育的革新。他批判旧的教育宗旨,提出“五育”并进的新教育方针,并指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二主义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何为大学?一言以蔽之:“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仅要研究“高深学问”,更要“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即“砥砺德行”。培养文化人之独立思想,培养独立思想之文化空间,乃大学根本之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纪念时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高等教育心怀“国之大者”,就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创造力,这既是大学这个文化机构的意义所在,也是大学本身赖以发展的基础。

民族院校文化育人的特色

现阶段,民族高等教育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民族院校,另一类是地方民族院校。此类高校在学校名称上一般都包含“民族”两字,统称“民族院校”。

回溯民族院校的发展历史,延安时期,陕北公学的民族部是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雏形,此后的延安民族学院成为中国民族院校发展的起点。民族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服务国家、社会和区域发展的特殊使命,其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高教强国背景下,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代表的民族高校,历经七十年薪火相传,继承发展了“延安根、民族魂”的红色基因,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育人之路。

大学文化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放眼国际,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乃至10世纪,但世界各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历史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建立民族院校最早的是美国,至今已有上百所,其次是中国。

世界著名的大学历来重视文化传统对学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并将校园文化活动的运行环境和组织文化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形成独特风格和办学优势,屹立于强校之林。中国的好大学,同样以卓越的大学文化为世人所称颂。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院校的大学文化是培育民族英才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因。基于学界对大学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民族院校的大学文化也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历届民族师生共同体是该校文化创造的主体。从本质上讲,作为文化机构的大学,要充分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机制,其离不开人的因素,需教育主体从理论和实践共同推动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交相融、相谐相生。

其次,文化创造主体与载体决定了大学文化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这是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统一,同时也是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结合。“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北大,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要改写”,就是典型的例证。

再次,大学文化包括一切有形的“硬文化”,如建筑风格、校园风貌等,也包括无形的“软文化”,如制度文化、组织文化、行为文化等。这些都深刻体现出民族院校独特个性的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特质。

民族院校大学文化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大学文化与校园文化

大学文化与校园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大学文化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校园文化,其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和广阔。就概念的上位归属和物质载体而言,校园文化和大学文化都是高等教育系统内具有特定领域范围的区域性亚文化,两者存在较大部分的交叉与重叠。从概念的内涵分析,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发展的初期,大学文化与校园文化及人文素质教育呈包容关系,即大学文化是上位概念,为校园文化和人文素质教育的上属,而校园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文化的外延。基于概念的解析,大学文化是发展了的涵盖大学内部所有文化类型的文化概念。

“美美与共”的大学文化是民族院校培育英才的沃土

教育部曾在我国高校发展转型关键时期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2004),明确指出,高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校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师生在校园这个特殊的文化空间里多样化、创造性的群体文化活动。学界对校园文化的关注远远早于大学文化概念出现之前,认为校园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涵盖于大学文化之中,是隶属于大学文化的一个下位概念。

民族院校的大学文化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架构,是包括自然和人文景观在内的大学理念、治理模式、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组织结构、历史传统、校风学制等各亚文化体的统筹,这既是民族高校的立校之本,又体现了民族高校的存在价值。因此,发展民族高校的办学优势,既是新时代新问题的客观需要,又是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和民族高校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教育与文化互为表里,相依而生。教育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孕育,大学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

民族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族院校及其学科发展特征

民族院校是民族高等教育的典型案例,“是专门为少数民族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已被誉为中国在现代民族高等教育领域一个富有成效的创举”。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2020年),我国目前共有21所公立本科民族院校。中央民族大学是首批“双一流”A类民族院校,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教育的重视和支持,也赋予了民族高等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更大的责任。

推进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更重要的是以优秀的大学文化为根基。学科发展既体现了一所高校的整体实力和办学水平,又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其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声誉。民族院校也概莫能外,其独特的大学文化与学科发展体系,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依托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民族院校的大学文化特征

大学文化是一种具有特定范围和特殊性质的社会文化,是社会文化在大学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组织中的反映与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文化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一脉相承,在基本特征、核心要素等方面具有统一性。本研究侧重的大学文化,是指对人才培养实施教育和熏陶功能的文化要素,主要包括价值理性、符号文化、历史传统、自然与人文景观、学术共同体、组织与制度文化、行为模式等方面。

学科

《辞海》对学科的定义有二:一是学术的分类,即某一科学的分支,如物理学、教育学等;二是学校教学科目的简称,如数学、外语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一词discipline,在古拉丁文中为disciplina,意指知识和权力;古英语时代的discipline指知识;在现代英语语境中discipline除了学科之意以外,还有训练、纪律、行为准则、知识领域等含义。

伯顿·R·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把学科分为两种涵义:一是作为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学科”而建立的组织。一般认为,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解释:一是把学科看作“学术的分类”;二是将学科以学科性质划分成“学科门类”;三是“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范式中进行的。它是依照社会与知识发展的需求,遵循学科内在规律,依循学科的基本要素,围绕学科研究方向、人才队伍和科研搭建平台,加强资源整合,提升学科发展水平,达成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要任实现的一项文化系统工程。

大学文化与学科文化是处于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并处于文化动态发展过程之中,它们构成了一种内在联系。从大学文化发展与学科文化建设在文化变迁中所表现出的整体性和相对独立性来看,两者共同作用于育人的实践。任何一所大学的育人观与其学科建设都具有内在的文化统一性,体现出其固有的价值观念及发展轨迹,这既是立校之本,也是学科建设的文化内核、文化底蕴和价值导向。在建设科学和技术高地的同时,通过深厚的人文精神、宽广的社会视野和历史使命感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民族院校学科发展最核心的要素依然是人的要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依然是依附于人和组织的学科文化。加强民族高校学科建设的初心就是能从根本上促进对人才的培养,从而推动国家、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大学文化与学科的价值审视

从学科的视角对中国特色民族高等教育分析,理论上其拓展了高等教育的研究视域,丰富了教育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既是一项复杂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工作,也是一项具有较强专业技术性的工作。新进化论者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文化的进化主要依靠能量的推动,即“能量学说”,先进技术与能量获得成正比。获得能量越多,文化发展就越快,即文化进化的标志是能量的开发和获得。因此,评判学科建设水平高低,不仅要依据“可显示度”、可“量化”的技术指标,即所谓的“硬指标”,还应同时审视诸多具有文化属性的“软指标”。这些“软指标”蕴含、渗透、弥漫、作用于学科发展的常规性活动之中,构成了学科有机体的基本生态。在此体系中,各文化间不断交流、交融,直至跨越各文化界限,重新界定文化疆界。美美与共、相成相济,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在实践中的生动呈现。

文化育人与学科建设、学科文化的培育以及人才培养的质量紧密相关。如何在与他者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不断消解、重建、拓展自我文化的边界,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还是衡量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的僭越与消融,可以成为构建主体间良性互动的交流模式的有效路径。忽视或者忽略这一问题,就可能导致某种问题解决了,但同时又制造了新的危机。

反思与行动的内在逻辑是不容分割的。民族院校也在其办学历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办学之路。这条独特的办学之路,其实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高等教育之路,既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世界提供了解决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中国样本。

因此,大学文化育人与学科建设具有必然联系,且依然在不断构筑中。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加强育人体系建设研究,探索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贯通学科体系,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以文化回应教育,也已成为高等教育的时代主题,无论是大学内部组织系统,还是与社会大系统的交往与联系,都应有文化要素的充分介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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