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庄子》中的辩者之言与不言之辩

《庄子》发现，辩者之言以“成心”偏离了“至正”，原因在于“知”的局限性引发了“言”的局限性。由此，《庄子》提出不言之辩，从“以道观物”的角度来解决是非等辩者激烈争论的问题。其实，不言之辩是一种审慎的语言策略。

在《庄子》文本中，“言”字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当用作动词时，“言”作“说、描述”讲，如“予尝为女妄言之”；而用作名词时，“言”有两种意思：其一，作特指用，指某段话或某种言论，如“吾闻言于接舆”；其二，作泛指用，即抽象的“语言”这一对象，如“言恶乎隐而有是非”。可见，《庄子》的“言”具有“语言”之义。

战国时期百家用以相互指谪攻击的辩者之言在《庄子》看来是导致当时社会混乱、大道隐去的主要因素。由此，《庄子》发现了“言”的局限性。那么，在辩者之言中，语言的局限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庄子》提出了哪些方案以解决这一困境呢？“言”本身的意义与作用究竟如何？这些将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由辩者之言引发的语言局限性

《庄子》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直观地表现为儒墨各家以各自所信奉的理论而互相辩驳。《庄子》曰：“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以儒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以“成心”（“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庄子·齐物论》）观各家对“成心”的注释，盖分为两派。一派以“成心”为恶，如唐成玄英：“夫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庄子注疏》）一派以“成心”为善，如宋吕惠卿：“成心者，吾所受于天而无所亏者也……”（《庄子义集校》）今学术界大多以“成心”为恶，以“成见之心”释之，故从此说。“成心”即是说某种人，受困于某种观念，执着于某一家言论，而不能破除偏见、与道为一。）为价值标准，“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在肯定对方所否定的、否定对方所肯定的互相辩驳之中，其“言”已偏离“言”之自然、本然。

以儒墨的言论和名家惠子的言论为代表的辩者之言，在《庄子》中皆以激烈的言辞被否定。《庄子》曰：“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词非乎？”辩者醉心于语言游戏在《庄子》看来，是“非天下之至正也”。何为“至正”？《庄子》继续解释道：“不失其性命之情。”那么，何为“性命”？“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可见，“性命”即事物成为自身的原则和状态，这种原则和状态不以人的认识和意志为转移。郭象注：“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所谓“至正”，便是不以某一主体的主观认识来评判或规范其他客体，而是使客体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

然而语言在辩者那里无法得其“正”，因为“我们看到的或正在使用的语言并不是纯粹的，它承载了过多的包袱，遮蔽甚至戕害了大道”。语言作为“物”亦应有其自己的“德性”，而辩者用自己的“成心”将一些本不属于语言自身的因素加在语言上，因此使得语言产生了偏离其自然本性的现象，这便是辩者之言的危害。

“辩”这一实践行为和“知”这一范畴息息相关。在对“不言之辩”展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知”总是与之相随。《庄子》曰：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

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

在《庄子》看来，人的“知”具有局限性。“知”并不是能够作用于一切领域的能力，而是存在于能力的边界。在边界之外，还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辩”的境界，这样的境界是“知”所不能及的。“知”的局限性首先体现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上。对此《庄子》有云：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庄子》在这段论述中谈及，“晦朔”和“春秋”是普通人类的日常习惯认识，但是对于“朝菌”和“蟪蛄”来说，它们的生命很短暂，无法认识到人类对于“日”和“年”的概念。相比于“朝菌”“蟪蛄”，人类的认识范围更广；但是相比于传说中享年八百岁的“彭祖”，普通人类的认识范围又狭窄了许多。

因此，《庄子》借连叔之口总结道：“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人的“知”很难完全涵盖一切，“而言休乎知之所不能知”，“言”作用的边界与“知”相同，“知”所不可及的自然也是“言”无能为力的地方。

其次，“知”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其会随着主观的评判标准而带有是非、美恶等情感色彩，从而蒙蔽了认识对象的客观性。《齐物论》中有这样一则寓言：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人与䲡、猨猴的居所不同；人与麋鹿、蝍蛆、鸱鸦的食物不同；人与鱼、鸟、麋鹿所认为的美的事物不同。那么何为美好的居所“正处”？何为美味的饮食“正味”？何为美好的容貌“正色”？人好之则为正，人恶之则为不正。但是这种通过主观判断得出的结论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就会导致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争，争辩不休、争斗不断。

在《庄子》看来，这种争绝对是恶性的。《庄子》反对仁、廉、勇等仁义绳墨之术，而这些范畴正是战国时期以儒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争论的重点。以道观仁、廉、勇等，皆是主观强行规定的范畴，《庄子》云：“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客观的道不会用主观的仁、廉、勇等去评判任何事物，若使用这些出乎“知”的范畴来评价，便离道愈远了。

是非的消解与不言之辩

可见，《庄子》提出不言之辩，旨在消解个人的认识、情感、判断、目的等主观因素与言说之间的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通过对“是非”这对范畴的否定否定了辩者之言。“是非”普遍存在于儒墨百家的言论中，但是从道的角度来看，“是非”究竟是否存在是不可知的，因为道是虚无缥缈的，没有定论的，一切的确定都是对道的损害，当是非问题的判定无法求之于道时，那便转而求之于人。但是谁有判定是非的能力呢？“盖若比执一以为是，则天下人之意见，果孰为是？……若不执一以为是，则天下人之意见皆是也。”一个人对于某事是非的判断，总是会基于这个人已有的“成心”，符合便为是，不符合便为非。但是个人的“成心”是不能够客观地判断某事的是非的。

既然是非问题不能靠人力解决，又不能在道中寻求答案，那么对是非问题的讨论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如此一来，“诸多思想流派自诩的‘明辨是非’其实不过是试图以一种偏见，压制了其他的偏见，他们的争论只能无休无止，抵达不了一个尘埃落定的终局。”因而儒墨各家所执着的是非之争，在“以道观物”者看来，是“以物观物”，是肯定自我、否定对方，是没有意义的。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庄子有如下记载：“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庄子》否定以儒墨为代表的各家之言，是为了继续《老子》之说，在“言”与“道”的问题上，亦不例外。《老子》关于“言”“道”之论，主要有：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在《老子》看来，“道”是一种先于具体事物存在的存在，也是区别于有形事物的存在，更是一种“无形不系”的最高存在。而语言“指事造形”，基于人的认识和思维，“一切人为制作的命名只能是对道之本然的变形”，从人自身角度出发来言说“道”，就如管中窥豹，无法把握“道”的全部。

正是因为主体具有局限性，而言辩是基于主体的价值判断，因此言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庄子》提出不言之辩，旨在用一种不同于辩者的言说策略，消除语言在指事造形时对物的损害，以彰显物的本真状态。不言之辩承认的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物之自身有着区别于他物的能力，人类用局限的语言来讨论物，反而会曲解物本身的道。

“道”“言”矛盾与言的必要性

在经验世界中，辩者之言直指语言的局限性。“辩也者有不见也”，当辩者“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时，是非的边界便出现了，站在“是”的立场上只能看到“是”而看不到“非”，站在“非”的立场上同样如此，因此一种积极的可能性便变成了消极的确定性。

在《老子》中，“道”与“言”的矛盾便已体现出来。《老子》云：“道常无名……”即“道”以没有名字为其“常”，“常”指变中不变的规律。“道”具有“变”的属性，但是无论“道”如何变化，似乎永远无法对其进行命名。因此《老子》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庄子》亦肯定“道”是变化的。《庄子》云：“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这种变化是“不可不易”的，即“道”的变化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庄子》云：“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庄子》对“言”作用的范围作出了界定，那就是“言”只能“极物”，“物”与“道”不同，“物”并未处于无时无刻的变化之中。即使是流动着的水，或是无形无相的空气，也总能找到其中不变的东西，针对这些不变的东西，便可以对其命名，对其言说。这恰恰说明了“言”作用的对象是形而下的“物”。这种用来形容“物”的“言”亦与“物”同质，带有了“不变”的属性，用“不变”来描述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道”，是不可能的，“人类创造出语言，原本是为了描述现象界的物类及表达自己对于现象界物类的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讲，语言超不出现象界的域限，所以语言是有局限的。”这便是“言”与“道”的矛盾所在。

但是如果由于“道不可言”而不言“道”，那么世俗之人则会废弃“道”，转而以他物作为自己信奉或修行的最高准则。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人效法天道而生，所谓“仁义”本自具足。在大道不能施行的年代，“仁义”便成为一种准绳，亦成为束缚人的枷锁，这正是大道不昭的悲哀。

《庄子》亦有云：“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对于得道之人来说，在天下无道的时候，只求能保全自己的生命，甚至只希望可以免于刑罚。反倒是辩者之徒，会有所成就。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亦是当时人间世的悲哀。“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因此，在揭示了语言的局限性和“言”存在的必要性后，不言之辩不应简单地被理解为取消语言，而是应在认清语言的功用基础上，审慎地使用语言。

《庄子》发现，辩者之言以“成心”偏离了“至正”，原因在于“知”的局限性给“言”也带来了局限性，人很难通过“知”来准确认识客观事物，因此，“知”有其能力的边界；同时，人在运用“知”的时候难免会被印上主观色彩，由此引发的“争”是导致当时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

由此，《庄子》提出不言之辩，从“以道观物”的角度来解决是非等辩者激烈争论的问题。“以道观物”旨在强调物本身的完整性，以言论物实则是一种对事物片面的反馈。在对辩者之言的讨论中，终极的矛盾是“道”与“言”之间的矛盾，“言”因其局限性而难以描述“道”，但“道”需要被言说，否则人将转而以他物为是，因此，不言之辩实则是一种审慎的语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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