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与创作的互文考察 ——从《阿末的死》到《祝福》和《在酒楼上》

鲁迅的文学生涯是翻译和创作并行的，他的创作与翻译不是各自独立和割裂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成全的。现尝试从鲁迅译作《阿末之死》着手，对译本与其之后创作的《祝福》《在酒楼上》等短篇小说从“社会、家庭和儿童教育”等主题以及情节和思想性方面作比对分析，寻找两者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吴钧教授在论著《鲁迅翻译文学研究》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手法的变化，将鲁迅翻译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并通过各时期的代表译作解析，对鲁迅各时期的翻译艺术手法和翻译思想进行了研究；同时论证了鲁迅的文学翻译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及两者间的紧密联系。顾钧在《鲁迅翻译研究》中同样认为，翻译与创作互补并影响创作。鲁迅“为书而译”的翻译立场也印证了翻译在其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阿末的死》译于1923年，1924年鲁迅先后创作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等，与译作《阿末的死》一样，笔调沉重而压抑，故事情节没有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和人物命运高度相似又各具特点。在亲情层面，二者都有对呼应“幼者本位”的温暖亲情的描写，也有不满伤害幼者、呼唤理想的亲子之爱的人道主义表现。译作与创作之间的互补和超越并存。这与“互文性视野下的文本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而是多个文本之间互生互长，相映成趣的展现”的互文观点相契合。

对幼者之爱的表现

鲁迅否定传统礼教的家长制，认为其与生命的成长相悖，阻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不利于孩子的独立。

鲁迅翻译《阿末的死》，缘于他与原作者有岛武郎在思想上的诸多共鸣，尤其是在“幼者本位”观念上的高度一致。鲁迅在翻译《阿末的死》的同年翻译了有岛武郎的《与幼者》，文中的父亲即叙事者有岛武郎所表达的让孩子以自己为跳板，超越自己，鼓励其开创更好未来的无私父爱；以及身患肺结核病的母亲，担心自己会传染孩子，忍痛不见孩子，害怕自己的死会给孩子带来心理阴影，甚至坚持不让孩子参加葬礼的伟大母爱，正是鲁迅理想中的亲子之爱，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共鸣与感怀。为此，鲁迅在读完此文后专门写了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其中有很多赞美的语言，高度肯定了有岛武郎的富于牺牲的爱。

《阿末的死》表现的是对日本家长制和伤害幼者的行为的不满和否定。阿末的小弟力三和外甥去世后，母亲和大姐对阿末的态度是压垮她的最后稻草。他们总是把两个孩子的死与阿末关联在一起，让原本自责的阿末彻底崩溃。母亲总数落她任性，还说过“阿末你这个饭桶！跑哪儿去了？怎么不死在那里呢！”以及“该活着的力三偏偏死了，你这个该死的却活得好好的，用不着你，赶紧滚！”（笔者译）这样的话。以前对阿末温和慈爱的大姐，在其子死后也转变了对阿末的态度，大姐责备阿末：“……怎么就这么不懂事。说到十四岁，再过两三年你也该出嫁了。这样的媳妇，怕是没人愿意娶的。到时又成了哥哥的负担，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辈子了无生趣地过活。随便你闹吧，搞得被大家嫌弃好了……”“就剩你一个，继续没心没肺地过吧……”（笔者译）这样的话对于十四岁的孩子来说，会给其带来无限的恐惧、无助甚至绝望。对于这种家庭之爱，无论是原作者有岛武郎还是译作者鲁迅，都是不能接受和认同的。

在《在酒楼上》一文中，吕纬甫从太原来到故乡，是为了给弟弟迁葬并给邻居家的女儿阿顺送剪绒花。“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我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地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从这段讲述中能感受到长者对幼者的关心及兄弟之情的和谐与温暖。鲁迅向来爱孩子，认为中国的未来在孩子身上。

从《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到1931年创作的七言绝句《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无不体现出鲁迅对于孩子的怜爱和温情的呼唤以及“幼者本位”的思想。

口头禅和“死亡”所隐射的社会冷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战火不断，军阀和土匪横行于世。其后日本遭遇了史上空前的经济危机，农民纷纷破产，生活异常艰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两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人们变得麻木而冷漠。

鲁迅的译作《阿末的死》和其创作的《祝福》里都有通过主人公的口头禅表现社会背景和人物命运的部分。译作《阿末的死》开篇中有：“那段时间，阿末总提‘不景气’这个词，也不知道是从谁那儿学来的”（笔者译）。《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也是逢人便絮叨自己的儿子被狼叼走一事。前者暗示社会经济萧条的程度，后者暗示命运的不幸。另外，从人们的反应来看，基于前者是小孩的身份，人们只是对其笑笑而已，没有太多的关注；而对于后者当中的妇人，周围人的反应从倾听到嘲讽，情感上从同情到厌烦，将当时人们的麻木和冷漠体现得淋漓尽致。

鲁迅的译作《阿末的死》和创作《祝福》《在酒楼上》中都提到了“死亡”，“死亡”这条线凸显的冷冰冰和凄凉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译作《阿末的死》里首先是父亲的死亡，一向尊大的父亲因半身不遂，久卧病床，终招来家人的讨厌。文中有这样的描述：“父亲一亡故，家里便如放宽了楔子……地上虽然是融雪的坏道路，但晴朗的天空，却温和得爽神，几个风筝在各处很像嵌着窗户一般的一天的午后，父亲的尸骸便抬出了小小的店面外去了。”这段描写中的“温和的爽神”和“嵌着窗户一样”的明亮感与父亲的“死亡”之间形成强烈反差，可见父亲的死亡似乎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带给一家人更多的是轻松感，而非悲伤。其次是患了脚气病的二哥的死亡。还有文中关于二哥之死的描述：“那么瘦弱的哥哥，竟这样胖大的死去，在阿末颇觉得有些滑稽。而且阿末很坦然，从第二日起，便又到处去说照例的‘萧条’去了。”由此可见家人对他的死毫不在意。之后小弟和外甥去世，母亲脾气变得容易暴躁，大姐失了往日的温和，她们总责备和数落阿末，最终阿末在绝望中选择“死亡”。这是一个缺失了亲情的家庭悲剧，同时也映射出当时社会的冷漠。

《祝福》里的祥林嫂两度丧夫，被婆婆强逼改嫁，儿子阿毛被狼叼走，被周围的人视为不洁之人，一次次与命运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饿死在了漫天风雪的冬夜，死在了鲁镇红红火火的准备“祝福”的鞭炮声里，没人在意她的死。可以说她的死与旧时代的封建压迫不无关系，而她死亡的真正推手则是周围人的冷酷无情。  

在《在酒楼上》中，关于阿顺的病死，从客观层面分析，病是由于母亲的遗传；而促成她死亡的却是人心的冷漠和险恶。父亲打骂病重伤心的阿顺，让阿顺订婚也只是为了换钱补贴家用。还有长庚因为阿顺不借钱给他，对她冷嘲热讽，刺激重病的阿顺，这些事情都加速了阿顺的死亡。据此，笔者认为当时社会和人的冷漠无情是导致三位女性死亡的最重要原因。

孤独主题

译作《阿末的死》里，主人公阿末是孤独的，尤其是在小弟力三死后，她在深深的自责和无处诉说的压力之下倍感煎熬，常常独自哭泣。大哥鹤吉也是孤独的，面对经营惨淡的理发店生意和要养活一家人的巨大压力，努力张罗的大哥也经常遭到母亲的尖酸絮叨和不满。《在酒楼上》的创作不论从作者的处境，还是从小说中人物的心境来看，都没有脱离鲁迅创作中的“孤独”主题。《在酒楼上》是鲁迅在翻译《阿末的死》之后创作的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知识分子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24年，被称为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后被收入小说集《彷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文化战线上“朋辈”的四分五裂，这位清醒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由于一时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前景，不得不面对“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现实，于是有了精神上的“寂寞”“彷徨”之感。《在酒楼上》开篇部分“我”来到“S城”之后寻访旧同事，结果“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我”的孤独还体现在“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连结起来”等一系列描写当中。《祝福》里的祥林嫂自然是最孤独的，死了丈夫和孩子，有苦无处诉，被周遭的人嫌弃和嘲讽，最终沦落为无用之人，流落街头，饿死在风雪之中。

人物形象的意义

在译作《阿末的死》里，阿末一家代表着日本下层劳动人民，阿末代表着单纯、善良、勤劳和勇于反抗的个性张扬的少女形象。而《在酒楼上》里的少女“阿顺”这一形象如同另一个“阿末”，勤劳、善良、单纯，且有反抗意识。不同的是，阿末有自己的个性，调皮而有活力，能自主选择有尊严的死亡；阿顺则充满了无力感，最终被迫病死。《祝福》里的祥林嫂是典型的勤劳、善良而纯朴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形象，能与命运抗争，但是依旧无力改变现实。

在人物外貌描写方面，在译作《阿末的死》里，阿末的外貌主要集中在脸部的描写上，是固定的。“阿末的脸平得如同带着面具，只有中间稍有凹陷”（笔者译）。鲁迅创作的《在酒楼上》一文当中对船户女儿阿顺的描写除了脸部外，还加了对眼睛的描写：“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的如夜的晴天……”，两位少女都长着一副不幸的面孔。命运也惊人地相似，阿末因为贪玩被母亲追着打，阿顺为了一朵剪绒花挨了母亲的打；阿末因为受到大哥的夸奖和怜爱突然变得高兴和勤快起来，阿顺因为自己调的加糖的荞麦粉被吃完而得意和开心。两个人物的年龄设定、外貌设定和命运设定高度相似。而《祝福》里关于祥林嫂的外貌描写是有变化的。祥林嫂是个年纪二十六七的妇人，对于她的外貌描写集中在头发和脸部。第一次是死了当家人来鲁镇时的祥林嫂：“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是祥林嫂再次丧夫时的描写：“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第三次是捐过门槛儿后，在祭祖时节遭到斥退，她“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只是失神的站着”；第四次是祥林嫂被赶出鲁家后流落街头：“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外貌的变化影射的是祥林嫂不幸命运的层层递进。

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由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娃率先提出的，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转化、吸收和指涉，于是把文本的这一特性称为互文性。在她看来，任何文本都具有互文特征。在此基础上，翻译被认为是一种互文活动，因此，译文与原文之间是一种互文关系。通过以上考察，鲁迅创作的《祝福》《在酒楼上》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和叙事技巧层面确实有《阿末的死》的影子；另外从整体上来看，在小说叙事风格中的无奈、抑郁、阴暗和悲伤的基调上，其创作的《祝福》和《在酒楼上》与其译作《阿末的死》都极其相似。译作《阿末的死》在叙事层面，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情景描写取代了传统的情节中心观。作品通过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来展现人物的内心语言和情绪，还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将叙事和抒情交织在一起。同时，《阿末的死》中情感的变化还借助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韦勒克、沃伦认为“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雪”是《在酒楼上》的主要意象，在文中多次出现，是抒情和构建全文的重要意象；《祝福》中的主要意象“雪”和“鞭炮”，都预示着主人公的凄惨命运。译作《阿末的死》里结尾的“雪花”同样是主人公命运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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