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钟山文化景观的评述

钟山文化景观与南京城市发展、文化传承息息相关，历代文人墨客对钟山“形胜”多有溢美之词，其中包含金陵四十八景中“钟阜晴云”“灵谷深松”等图册，也有王安石“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的诗文，这些评述是钟山文化景观遗产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待归纳与梳理，印证其遗产价值。

南京钟山风景区曾经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身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但未成功，笔者认为钟山更加符合《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文化景观遗产的标准，具备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潜力与条件。根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会安草案》等文件中有关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与标准，笔者在《钟山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评估》一文中将其定义为：“钟山文化景观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是‘自然与人联合的工程’典范，它的地理位置和与城市的紧密联系，以及景观形成过程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钟山优越的地理环境因人的参与而彰显，气息温和而沉静。钟山的存在形成了现有的南京人文素养与氛围，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文化传统由此而获得较为集中的体现。”[1]

钟山文化景观遗产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有机演变的、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遗产构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共生中的建筑遗存、生态环境，还包括古人对于钟山的评价以及钟山在城市变迁中发挥的作用。将古人对钟山文化景观遗产的评述梳理清楚，选择与遗产价值相关联的点进行阐释，不仅可以从学术角度为将来申报世界遗产奠定一定基础，而且对景观的保护、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南京知名度的提升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钟山的古代史料，主要见于《金陵全书》。该书分列南京历代府志、上元县志、江宁县志、六朝史料和民国首都南京市政公报等6个系列出版，包含六朝到民国1500多年来的各类文献。其中，[唐]许嵩撰《健康实录》、[南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明]葛寅亮《（万历）金陵梵刹志》、 [明]陈沂《金陵古迹图考》、[清]陈开虞修、张怡纂《（康熙）江宁府志》、[清]于成龙纂修《（康熙）江宁府志》、 [清]吴云《（康熙）灵谷寺志》、[清]陈作霖《南朝梵刹志》、[民国]陈迺勋、杜福堃《新京备乘》、[民国]王焕镳《明孝陵志》、[民国]傅焕光《总理陵园小志》、[清] 陈文述《金陵历代名胜志》、[民国]胡祥翰《金陵胜迹志》、[民国]朱偰《金陵古迹图考》、[民国]徐寿卿《金陵四十八景全图》等文献是本文史料研究的主要依据。

中山陵园管理局做了大量调研工作，相继出版了《钟山文化之旅》《首论钟山文化》《钟山诗文集》《钟山记忆》《钟山志》等书。其中《钟山诗文集》收集了关于钟山的历代诗歌、游记，反映了各个时代有关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及重大事件、文物名胜、民情风物等社会历史现象，以及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现象；《钟山记忆》收录了图书馆馆藏和藏书家的私家珍藏、相关研究专家的独家资料和访碑抄碑等各种来源的史料，这些出版物也是本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古人对钟山文化景观“形胜”的认可

钟山秀美迤逦，山光与水色兼备，林木植被丰富，拥有优良的生态与自然环境，使得人们愿意亲近它，在此居住生活，养生悟道。南朝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曾在钟山结庐隐居，《南史》记载：“梁沈约迁尚书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郊居赋》以叙其事。东田在钟山之下也。”[2]刘勰《文心雕龙》便成书于山中定林寺。昭明太子萧统一生聚书近三万卷，“又起著书台于钟山定林寺后北高峰上”。[3]现在钟山主峰之上仍有太子岩遗存。南唐后主李煜号“钟峰隐居”，题款“钟隐”；[4]南唐官僚李建勋以司空致仕，赐号“钟山公，营建别墅于山中，放意水石”。[5]宋宰相王安石，晚年居于钟山脚下半山园，半隐于园，其《山中》诗云：“随月出山去，寻云相伴归。春晨花上露，芳气着人衣。”[6]《北山》诗云：“北山输绿涨横池，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7]

灵气盎然的钟山为宗教信仰提供萌发的土壤，是道观寺庙的首选之地，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遗存或消亡的宗教建筑成为钟山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朝时期的钟山，是江南佛教中心之一，最早建于钟山的寺庙是东晋时期的延贤寺，其后佛寺代有兴替，钟山文化景观区域内先后有70余所古刹[8]。除了佛教建筑，历史上还曾有过蒋子文庙、茱萸坞、道士坞、洞神宫等宗教建筑。

钟山上又有诸多帝王、功臣的陵墓，也反映了古人对钟山文化景观“形胜”的认可。这些陵墓依托于钟山的风水地貌，是古代帝王所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体现，其中所反映的陵墓思想与文化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建陵自孙权而始，东晋及南朝期间又有五位帝王葬于钟山，如晋康帝司马岳崇平陵、晋恭帝司马德文休平陵、晋孝武帝司马曜隆平陵等。朱元璋明孝陵达到高潮，成为集大成者。明孝陵、中山陵两处陵墓建筑巧妙地利用山体本身上升的坡度，在绿树掩映中，使建筑与钟山天然的地势与环境完美融合。这种景观组合效应远超出同类陵寝遗产，是人类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突出案例，具备文化景观遗产的典型特质。

《钟山纪略》还记载了两件事：“阮孝绪母病，药需人参。旧传钟山产，遍历幽险不得。忽一鹿前导，至则得之。陈后主将亡国，钟山群鸟翔鸣，曰：‘奈何帝，奈何帝。’”[9]钟山以其自然“形胜”辐射一方水土，成为众生流连驻足、寄情养生的风水宝地。

“虎踞龙蟠”与南京城市发展 

今人一般以晋吴勃《吴录》所载之“钟山龙蟠，石头虎踞”[10]为“虎踞龙蟠”的最初出典。此后，南北朝作家庾信（《庾子山集》卷一《哀江南》赋）和唐代诗人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四）分别以“虎踞龙蟠”“龙蟠虎踞”概称南京所处之地理形胜，并为后世所沿用。

龙蟠虎踞图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265—266.）

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不仅以诸多河流和湖泊为滋养，“虎踞龙盘”的钟山与石城更是其优越的城市依托。山乃气之源，山地往往成为城市选址的优先考量因素，古人也特别注重对山的运用和处理。就整体布局而言，规划者往往有意识地将山林包容在城区之中；就城市的外围而言，设计者一般会尽量利用自然天成的山势，使城墙的走向与山势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山地自身的构成也是决定景观特征的重要因素：主要山体与主要山体之外的山丘和地势变化相呼应，造成背景和空间的围合之势，使之左右庇护，以丰富空间层次，而不使山体孤立。而草木繁茂、色泽清幽、甘泉清冽、石质润泽的山体地表则使景观锦上添花，使整个环境达到“藏风聚气”的效应。钟山及其支脉展现的正是这种效应的典型特征。古人的这种认知在南京城市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景定建康志》曰：

“由钟山而左，自摄山、临沂、雉亭、衡阳诸山，以达于东；又东为白山、大城、云穴、武冈诸山，以达于东南；又东南为张山、青龙、石跪、天印、彭城、雁门、竹堂诸山，以达于南；又南为聚宝山、戚家山、梓撞山、紫岩、夏侯、天阙诸山，以达于西南；又西南绵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此(诸葛)亮所谓龙蟠之势也。由钟山而右，近之为覆舟山，为鸡笼山。皆在宫城之后；又北为直渎山、大壮观山、四望山，以达于西北；又西北为幕府、卢龙、马鞍诸山，以达于西，是为石头城，亦止于江。此亮所谓虎踞之形也。”[11]

这段描述将宁镇山脉的主要部分包括进来，这组山脉犹如一条“见首不见尾”的巨龙，而钟山正是这组山体的龙头，由此逶迤向东南伸展，至镇江而入海。孙吴黄龙元年（229）9月，孙权将都城自武昌迁至建业时，乃遵照“四象五行”的营城原理，充分利用了“虎踞龙蟠”的地理形势，使钟山成为都城风水文化景观构建的重要元素。此后，东晋至南朝南京相继被定为都城。 

明都城图（钟山处于京师城墙与土城之间）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77.）

从留存的资料看，东晋、南朝时期的都城呈矩形，钟山则处于都城东北角的防御位置。唐代诗人李白称：“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蟠。”[12]南唐、宋、元代代传衍，及至明代，南京一度被提升为全国统一王朝的首都，其“龙蟠虎踞”的内涵得以空前扩展。明代将城东的燕雀湖填平后，城市东扩，钟山与宫城、皇城得以统一在整体序列内。除都城以外，还兴建了以都城外围青龙山、方山、石灰山诸山为屏障，以长江为天堑的外廓土城墙。其中，京师城墙沿钟山山体而建，在钟山文化景观内有大量较为完整的遗存。

金陵四十八景与钟山文化景观

金陵自古有八景、十景、十八景、二十四景、四十景、四十八景之说，演变至今，“金陵四十八景”已成为南京历史文化的地标。其中，钟山文化景观所涵盖的核心保护区有六处，有“钟阜晴云” “灵谷深松”“商飙别馆”“珍珠浪涌”“北湖烟柳”“台想昭明”景致。

对金陵四十八景的记载，既有以文字作为叙述方式的描述，也有以绘图方式呈现的记录。据《石渠宝笈续编》等古籍的记载，文征明、文伯仁叔侄分别绘有《金陵十景册》和《金陵十八景册》。相近时代的题名景观还有明嘉靖时上元人盛时泰作“十景”题名诗吟诵。隆庆年间黄克晦以《金陵八景图》为母题创作绘画。明万历年间余梦麟选择金陵名胜组景二十处赋诗吟诵，出版雅集《雅游篇》，万历时江宁人余孟麟又选南京名胜二十处赋诗题咏，其中包含钟山、青溪、莫愁湖等。包括钟山在内的景致由八景、十景、十八景而发展到二十景。明代画家郭仁的《金陵八景》分别为钟阜祥云、石城瑞雪、凤台秋月、龙江夜雨、白鹭晴波、乌衣晚照、秦淮渔唱和天印樵歌[13]，是至今保存完好的金陵景观的图绘文献。及至明天启四年（1624），由朱之蕃重刊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将金陵胜景扩充为“四十景”，其影响深远，清初遂沿袭这一称谓。大约在乾隆年间，“金陵四十景”又发展为“金陵四十八景”。据清光绪时人徐虎所绘《金陵四十八景》图册，四十八景的大部分景点分布在钟山、沿江、秦淮这“一点两线”附近，而钟山始终是诸题景中重要的景点。

“灵谷深松”图意明代灵谷寺有五里松：“由山门入，长松覆路，不下数万株，与山色争翠，五里方至寺。”[14]明代杜士全《灵谷深松》诗云：“上方台殿锁深松，幽径能潜野鹿踪；石罅自流功德水，僧鸣始识景阳钟。空阶弦调弹仙乐，古木枯鳞半老龙；往事悠悠残照里，江皋千古见群峰。” [15]

“金陵四十八景”之一钟阜晴云

（朱之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

“钟阜晴云”则与气候相关，因受季风影响，钟山春、夏、秋三季皆以东南风为主，同时带来很大的降雨量，雨过之后又会有晴天，阳光照耀钟山之巅的岩石会发出紫金色光芒，水汽蒸发，紫雾袅袅，久而不散，所以在晋元帝渡江时，“有望气者云：‘钟山上紫气时时晨见。’” 合“紫气东来”之意， 明代文人余怀《钟山纪略》称：“钟山多紫青碧黄之气，日凡数十变，云气蓊然，上与霄汉联结，故俗一名‘紫金山’。”[16]

古诗词中的钟山文化景观

历代文人墨客对钟山的“形胜”从来不乏溢美之词，《钟山诗文集》中收录描述钟山的诗文千余首，唐代诗人李白赞曰：“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蟠走势来，秀色横分历阳树。”[17]南朝沈约作《游钟山应西阳王教》云：“灵山纪地德，地险资岳灵。终南表秦观，少室迩王城。翠凤翔淮海，衿带绕神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18]唐代诗人耿湋《游钟山紫芝观》云：“系舟仙宅下，清磐落春风。雨过芝田长，云深药径重。古房清磴接，深殿紫烟浓。鹤驾何时去，游人自不逢。”[19]钟山袅袅灵气，油然而生。王安石晚年曾居住于山下半山园，留下数十篇与钟山相关的诗文，作《游钟山》四首，一曰：“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20]又有《怀钟山》：“投老归来供奉班，尘埃无复见钟山。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21]从诗文中可以看出，钟山是其情感寄托之处。

明王朝在此建都以后，文人称颂钟山的诗文更盛。刘基曾作《钟山十二首》，言：“紫桂吹香媚小山，月华的皪满林间。坐来凉气生虚室，知是山云作雨还。”[22]姚广孝初夏访定岩禅寺云：“半山红艳尽，一坞绿阴多。探胜时应到你，承闲暮亦过。”[23]明代画家文征明在《金陵咏怀》诗中云：“钟山日上紫烟收，金阙参差万瓦流。帝业千年浮王气，都城百稚隐高秋。”[24]顾炎武在《孝陵图》一文中开篇言道：“钟山百草枯，冬月蒸宿雾。”[25]

“龙蟠虎踞”的自然形势与逐步成长的南京城互为依托，构成了城市与山水有机融合的空间格局：钟山以头陀岭、小茅山、天堡山三峰为主峰，主峰之外分布着富贵山、邵家山、杨家岗等许多小山峰或丘陵冈地，以及诸多山泉、湖泊。它们既是整个钟山文化景观的自然载体，也是景观组成要素；作为一座城中之山，钟山的“形胜”庇护所辖的一方水土，是城市母山，它与石头城共同构成了南京城“龙蟠虎踞”的独特空间格局。城墙依山而建，强化了南京的战略地位；钟山与玄武湖连成一体，构成优美的山水城林结构，并延续至今，在当代城市建设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钟山文化景观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体现着中国文化中最质朴的“师法自然”“天人合一”观念。从古到今，钟山文化景观一直是人们心中美好的风景，而紫金山也几乎成为南京文化景观的一个代名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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