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永乐宫搬迁

六十年前，建成近八百年的运城永乐宫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整体搬迁。永乐宫的搬迁，无不阐释着搬迁人那种奋发爱国、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高贵品质和精神操守。

无极殿

搬迁的由来

1957年秋，一个留小分头，挎120照相机,身着劳动布服，脚蹬解放胶鞋的年轻人，行色匆匆地来到位于永济县中条山南黄河北岸的永乐镇。镇子东边峨眉岭下有一座道教宫殿，他此行目的地就在这里。

驻足良久后，年轻人开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踏进几乎与人齐高的蒿草丛。看不到路，辨不清砖石，他只好拨开蒿草，穿过去，前方大殿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透过草尖空隙，两道土墙，孤零零地伫立在瑟瑟秋风中。再往前走，没有香客，没有道长，没有晨钟暮鼓，只有被雨水淋刷得斑斑驳驳的石狮子头孤守着大殿。当他踏过长满苔藓的大方砖台阶，跨进一座大殿时，却在刹那间发现了另外一片天地。泛着潮湿味道的大殿内空空如也，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绘制了众多神仙画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壁画的年轻人一下子被惊呆了。尤其那4米多高的壁画上，一条神仙的衣带贯穿上下，更是蔚为壮观。失望中的他顿时精神大振：啊，这就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制——永乐宫壁画！

年轻人叫柴泽俊，时年二十三岁。

十天前，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对他说：“小柴，国家要搬迁永乐宫，你去先考察一下。”接到任务后，他立即背上喜爱的黄色帆布军用挎包，一路风尘，匆匆来到了永乐古镇。

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始建于元代（公元1247年），施工期前后共110多年，包括彩绘壁画在内，于元代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竣工。金大定八年（1168）毁于火，后重建，扩充为道观。元中统三年（1261）又扩为现存的“大纯阳万寿宫”。

永乐宫因建址在吕洞宾家乡永乐镇而命名。北宋初年，吕洞宾家乡人为缅怀圣贤而建家庙吕公祠。宋金对峙时期，全真教成为我国北方兴起的新道教。公元1220年，全真教首领丘处机率十八侍行弟子应诏拜见了成吉思汗，被封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从而使全真教在道教中居于正统地位。吕洞宾被全真教尊崇为北五祖之一，其故里的吕公祠因而也就被改建为大纯阳万寿宫，与终南山重阳宫、大都长春宫并列为全真教三大祖庭。

永乐宫的建筑，特别是四座大殿，其工程结构和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根据宗教建筑的要求设计，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四座大殿依次排列在一条轴线上，每座殿堂都筑有高大的台基，以一条笔直的甬道连贯成一体，周围布以参天古柏，颇有“道院森森，殿阁巍巍”的肃穆气氛。

比永乐宫的建筑更为珍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宫内杰出的壁画艺术。约1005.7平方米的元代壁画，主要分布于龙虎、三清、纯阳、重阳殿内。壁画采用了传统的中国工笔重彩形式，从风格上可分两大类：龙虎殿、三清殿风格相似，同是使用富有装饰性的重彩沟填法；纯阳殿和重阳殿壁画多为描写富于生活气息的连环画故事。永乐宫壁画的精华，是无极殿内的《朝元图》，它的作者是元代河南画家马君祥及其弟子们。《朝元图》描绘的是道教天神地祇朝拜宇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情景。长达95米的壁画中，286位神仙人物向着一个方向朝拜，人物前后排列四、五层之多，彼此相互交错，井然有序，使整个壁画显得场面壮阔，气势恢宏。威严肃穆的帝君，安详凝重的王母，端庄秀丽的侍女，骁勇剽悍的武将，天姿绰约的玉女……画师们用遒劲流畅的神来之笔，将这些形态各异神采飞扬的人物勾勒得细腻传神呼之欲出。《朝元图》从场景、构图，以及笔墨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华，是表现中国气魄、中国风范的伟大艺术。

永乐宫朝元图

永乐宫从文物意义上被重新发现的人是崔斗臣。

崔斗臣，这位新中国建立后首位分管山西文物工作，兼任文管会主任、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的文物专家，1952年在主持文物普查工作时，与当地普查人员偶然发现了黄河岸边这座已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道教宫殿。当时的永乐宫，尽管宫院和殿堂残破，墙倒房漏，杂草丛生，破败不堪，遍地是鸟屎畜粪，殿内的壁画不但多有残缺，还有许多刀划钉损涂鸦的伤痕。但是崔斗臣还是慧眼识珠，立即将这处堪称中国古代艺术宝库的四座元代建筑“保存无恙”的喜讯上报给国家文物部门。

在1954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曾援引新发现的永乐宫纯阳殿壁画中吕洞宾一出生就洗澡的内容，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污蔑中国人不讲卫生、是“东亚病夫”的无稽之谈。

也正是基于这个举足轻重的报告，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1954年派遣古建研究人员再次来到永乐镇，对永乐宫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实测。复查报告确定永乐宫不仅主要建筑基本完好，而且保存了大面积的元代壁画，并高度肯定了它的文物价值。于是，这座重新进入人们视线、拥有建筑和壁画双重巨大价值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迅疾震惊了文物界、考古界和美术界，并引起了广泛关注。1956年到1957年间，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调查永乐宫及附近的遗迹，并选拓永乐宫现存碑刻，以便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1958年，北京文物出版社编印出版了《永乐宫壁画选集》。

正当各路专家学者你来我往，各自从这座艺术殿堂里面发现、汲取所需的宝贵营养时，国家已经做出了另一项治理黄河的重大决策——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因为新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独立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条件，1954年，是按照苏联提供的设计方案，确定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以此治理黄河水患，为下游提供电力资源。

修建三门峡大坝，必然引起库区上游水位的抬升，黄河两岸以及渭河流域的许多地区将出现淹没区，于是一场大移民行动随之展开。这时人们发现，永乐宫也正好处于规划的水库淹没区内，面临着将要被淹没的严峻形势。当时新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建设重要，文化建设同样重要。他们以对这座堪称精品的宫殿群珍惜重视的态度，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非凡决策：整体搬迁永乐宫。

无极殿

搬迁过程

柴泽俊回到太原汇报工作的时候，并不轻松。他说：榫卯结构连接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在原理上还可以做到拆开重新组装，那么要想把画有两三米高人物的大面积壁画揭下来，再迁移走，重新安回去，还要做到不损坏壁画，是一件“国内没人干过，也没人敢干的事情”。而要迁移永乐宫，最难、最重要的，就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合理取下这些壁画。面对难题的困扰，国内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

无极之门牌匾

在此之前，中国历代艺术家们虽然绘制出无数优秀的壁画，但对于壁画的揭取，历来都是“洋人干的事”。1957年后半年，国家希望借鉴欧洲壁画保护技术，来保护我们的壁画，于是请来了“洋老师”——两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壁画专家。

那天的论证会就在永乐宫大殿里面召开，两名大鼻子、蓝眼睛的“洋老师”带着两名翻译，面对中国人画在泥皮土墙上的壁画， “呜哩哇啦”地发表意见，言辞中无不充满了傲慢和武断。他们提出的方法是，利用化学药水软化粘取石头墙壁上壁画的方法，就是用胶布把软化的壁画画面粘下来。虽然参会人员对这种方法都很担心，却都默不作声。

“到底行不行？我们不放心！”

这时，身负保护文物重任的柴泽俊猛地站起来质疑道。

两位“洋老师”先是相顾沉默，良久后渐渐满头大汗，最后很尴尬地告诉大家：“不一定能成功。”会场顿时一阵哗然。

让柴泽俊他们头疼的还不是技术，而是费用和时间。两名捷克专家看到这批珍贵的壁画遗产急需迁移的迫切性，竟然提出了高昂的报酬。仅壁画揭取，预算费用就是200万元，整体搬迁工程预算约500—1000万元。这个数字按当年山西省财政收入来讲，约等于晋南地区全年总财政收入的一半多，近乎一个天文数字！而捷克专家的条件还远不止于此，他们提出要15名中方工程师级别的人当助手，要修一条柏油马路，而且要盖专家楼、吃面包、喝牛奶等等，更何况他们承诺的揭取时间至少要在两年以上。这与迫在眉睫的水库蓄水时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三门峡蓄水工程专项会议上提出：“看看，咱们能不能自己搞？”

“一群土人能不能整了这个洋事？” 时任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王冶秋，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中国古建人员。旋即，一支由全国各地人员组成的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成立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这群年轻的“土人”，真的要办“洋事”了，真的要让这座有700年历史的宫殿在自己的手中搬家了。

永乐宫的壁画是绘制在沙泥涂抹的墙壁上的，本身结构就很脆弱，又历经几百年寒暑，粘力和刚度大减，极易损坏。如何能使壁画搬过去再复原起来，对于当时条件来说，中国古建人员心里都很茫然，可以说一点把握都没有。怎么办？在还没有想好如何拆割壁画办法之前，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先临摹下壁画，将来迁移当中一旦有什么闪失，也好作个恢复的依据。同时，还决定拍摄电影、照片等影像资料。

为了保存壁画，1958年，国家先派来了美术界的精英，中央美术学院和美院华东分院国画系高年级的60多名学生陆续到达，带队的老师则包括了美院副院长陆鸿年、叶浅予、邓白等。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永乐宫上千平方米的壁画按照原样临摹下来。

当画家们挥汗如雨进行临摹的时候，柴泽俊则和其他人员一起全力以赴攻克搬迁壁画的难关。

当年在迁建办公室工作的冯三界先生，一提起壁画搬迁的往事，还能如数家珍：“山西古建所工程股股长郭凤岐、副股长柴泽俊和北京古建所的总工程师祁英涛、工程师陈继宗等技术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经过实地试验，土法上马，采用画面封护法，避免画面颜色在揭取和加固中脱落。”

壁画要想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貌，最好的办法是割下来。如果按照之前外国人盗取壁画时的割法(将壁画平均分割成0.3平方米的小块，然后装运)，又会损伤较多画面。而且永乐宫四座殿内的壁画，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叠四五层之多，如果平均分割，必然会损伤人物脸部。如果按照人物分割，不仅画块不等，不利于揭取和运输，而且画块过大，极易损伤，以后的拼接难度也会很大。经过反复勘察研究，柴泽俊请示祁英涛后，决定根据画面情况，以最少损坏人物形象、从不重要的画面部分开缝3-5毫米，切割成2-4平方米到10平方米大小不等的切块。

当时征调来的近600名“民工”中，有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高级技师。由于都没有经验，每天都要开会想办法，想出来就试，试完了再想。那些老工人的经验很重要，年轻的专家们和老技师不分谁说了算，谁说的对就听谁的。

左上：拆除前的准备 右上：大殿梁架拆除

左下：切割下的壁画封装待运 右下：搬迁前永乐宫全景

北京的古代建筑修整所里，祁英涛总工程师带着一群年轻人，开始自行研究揭取壁画的方案。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壁画技艺，利用中药材中一种叫白芨草的，熬成汁，充当壁画的黏合剂用来加固壁画。

与此同时，太原郊区的芳林寺里，柴泽俊也和山西方面的古建筑技术人员一起，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揭取壁画的试验。他们什么办法都试，老先生传下来的，民间传说的，自己想出来的，都试。在那个青春四溢的年代里，他们在工作室里常常一待就是三四天。

1958年第四季度开始，祁英涛、柴泽俊决定，让工程人员开始实地试验，边试验边总结，随即制定设计方案，准备付诸即将开始的施工实战。

1958年8月，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今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的祁英涛总工程师及其同仁赴永乐宫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的在于为永乐宫全面保护做好基础工作，为永乐宫迁建设计搜集完整资料。在考察研究基础上，国家文物局又委派祁英涛主持此项工程的设计兼施工指导。

整体搬迁永乐宫，第一项工作就是为永乐宫找个新家。

根据上级指示，永乐宫内的所有建筑连同壁画、碑碣、石刻等全部搬迁，并将库区内的一座明代玄帝庙及清代石牌坊一并迁往新址，永久保护。迁建方案中，中轴线上建筑形制严格按照原来尺度、样式复建，西轴上吕公祠也照原样复建，并在山门和龙虎殿中间靠墙处新建碑廊，以保护碑碣。

搬迁永乐宫筹备阶段，考察、选址、科学实验等工作都在同步进行。从1957年开始，山西省文化局寒声副局长就随同古建筑修整所祁英涛、陈继宗两位工程师，先后在芮城永济一带进行了勘察，为永乐宫备选有七处新址。原永乐宫坐北朝南，前后434米的距离内，地形高差为459.4厘米，新址要求朝向、地形与原址相近。经过多次勘察，又对七个备选新址反复比较，一致认为距永乐镇招贤村东北方向25公里，位于芮城县城北2.5公里处的龙泉村古魏国遗址最佳，遂报请上级部门批准，决定迁建永乐宫于此。

为服从黄河三门峡水库的进度需要，加速永乐宫文物建筑迁建工作，1958年10月21日在永乐宫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由省文化局、省文管会、永济县、永乐镇、北京美术学院和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6个单位、7名委员组成，永济县副县长张仲伯担任主任委员，下设总务、工程两组，分别担任行政事务、材料购置及工程设计施工准备等工作。工作人员有：省管委会3人、永乐宫古籍保养所3人、运城县调来的干部6人及北京古建所劳动锻炼的16人，共计28人，并由五台、洪洞、运城、芮城调来33人（其中技工16人，劳工17人）具体分工是：总务由付子安、罗辛高负责，事务由王汉文负责，会计由张兆谋负责，材料由耿天义、阎见信负责，施工由柴泽俊、李春江负责，技术指导由祁英涛和陈继宗负责。

1959年3月，永乐宫新址批复后，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国务院决定和分管文物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批示，由国家、省、专署、县、公社5级，组成了“永乐宫搬迁委员会”，本着“既要适宜保护文物而又便于古为今用”的原则，决定了施工方案。由北京文管所负责人王书庄、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景炎挂帅，带领北京和山西古建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400多民工，正式开始搬迁。

由于壁画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法。是按照人物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来切，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这一“壁画拼图”的发明创造因切割工艺过于复杂，之后的包装和运输需要“一画一包一运”。对于总面积1000平方米的壁画来说，这将是个繁复的工作。

搬迁永乐宫，没有任何借鉴，一切都得首创。没有现成的工具，他们便“自创发明”。今天走进永乐宫新景区西侧吕公祠院内，一眼就能看到，东侧一排厢房的正中门框上方，挂有一块书有“永乐宫拆移展览室”的牌子。展览室内最突出的位置上，摆放有几个“奇形怪状”的物件，有的像个椅子，但座位中间是空的，里面装着齿轮；有的像个磨盘，却是木头的，上面挂着锯条。问及这些物件的名称时，讲解员有些尴尬地说：“这些工具都是当年技术工程人员自行设计的，他们就是用这些土工具将壁画从墙上割下来的。”

割开画块后，如何从墙壁上取下画面呢？参加过迁建工作的姚三学介绍说：“在割取壁画画块时，要同步预制好与画块相等的木板，也叫壁板，并在壁板一端安装90°角铁，把壁板靠近画壁外测，根据墙上凹凸不平状况，用棉花和纸加以铺垫，再将壁板依附在画面上加以固定，让揭取下来的画块由壁板托住放下。”姚三学还系统回忆出他们当时揭取壁画的几种“先进工具”：第一种是偏心轮机锯剔取，第二种是拆墙剔取，第三种是双人拉大锯剔取，第四种是用铁铲撬取。这种种办法，都是在壁画泥皮的背面操作，割断泥皮与墙壁的联系，使画块依于壁板而被托取下来。

为了鼓舞士气，自加压力，在揭取壁画过程中，大殿门口张贴出“和黄河水赛跑”的标语口号，保证要在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全部完成壁画揭取任务。就这样，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白天晚上加班干，连轴转，仅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把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分割成341块大小不等的画块，成功揭取下来，并置放在特制的木架内，破天荒地完成了揭取工作。

说到包装，他们也发明了针对壁画的专门包装工具。因为每一幅壁画尺寸不一，它的包装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将壁画运到新址，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和交通工具十分简陋，壁画又那么薄脆，稍有不慎，在运输途中或装卸时很容易震坏。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是将揭取下来的壁画及时认真包装好，按画块规格大小用木板装起，用板夹牢牢固定，再用棉花或木屑、纸包填满箱子空隙，按照编号和修复顺序妥善存放。迁运时，先要在专门修筑的道路上反复作震动试验，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把捆紧的画框装到卡车上，塞牢车内空隙，又在画块下面垫5—6个弹簧卡以减轻震动。另外，还要在车的马槽上用钢卡和横杆加以固定，最后用长螺栓上下贯固。行驶时，减低轮胎气压，缓缓前行。运输速度保持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就这样，341块壁画，整整搬运了40天。

永乐宫新址航拍 范振杰/摄

世界建筑史上的辉煌篇章

让时光倒流，重新再回到60年前的那段日子吧。用长镜头，穿越历史隧道，聚焦，聚焦，再聚焦，恢复三清殿建筑的工程画面便重现了。

——在那椽木结构架起来的直通三清殿殿顶的长长的通道上，往返着步履匆匆的工人；在一层层纵横交错的脚手架间，是各司其职、专注操作的工人们；在地面上，是手展图纸、查证确定各种建筑构件所处部位的技术人员们；还有工人从工地深处跑出迎接前来探望的妻儿，又有妻子带着孩子挥手目送登上汽车准备出发的丈夫……

——时值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20世纪六十年代之初，饥饿还一直折磨着多达600多人的建设者们……

——“工人们都吃不饱，不用说干部了。”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尽管当时全国人均供应每天只有七八两粮食，从事永乐宫迁建的一线工人，每天却能保证吃到1.2斤白面蒸馍和玉米面窝头。然而还是经不住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付出，辘辘饥肠仍然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们，可与在地面上工作的迁建委员会等所有被列为二线的工作人员相比，这已经很是优厚的待遇了。其他所有工程负责人和后勤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像样的干粮，除了定量很少的杂粮，主要靠吃南瓜加辣子汤，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得了水肿病……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打夯机，就是最原始的打木桩，由三个人扯动绳索，喊着掌握节奏的号子，一起用力抛起来，砸下去……

——榫卯结构是古代建筑的独特结构，几十个单件精巧地组合在一起，繁花似锦的斗拱，形成支撑殿檐的优美结构。但是当把它们一件件拆解下来，可就是成百上千件大同小异绘有彩绘花纹的构件……

——画家潘絜兹带领山西大学艺术系学生王朝瑞、陈巨锁等十余人承担将画缝补色修复如旧的任务……

从祁英涛、柴泽俊和吴克华三位迁建专家撰写的《永乐宫壁画迁移修复技术报告》中，不难看出，迁建者所进行的无前例可循的研究、探索、试验所付出的艰辛。诚如这篇报告结尾写的那样：这一前所未闻的壁画迁移、加固修复工程，揭开了我国古代壁画保护的序幕。

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壁画富有创举的重大搬迁工程，由于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联合国，而几乎不为外界知晓。与年轻文保工作者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自主创新、默默奉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同样进行着一起伟大的搬迁工程——埃及阿布辛贝神庙搬迁。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工程持续4年，耗资3600万美元。今天，阿布辛贝神庙被世人誉为“古代和现代的双重奇迹”，见证的是人类在为保存文明所付出的智慧和心力。

运至新址修复镂空木雕

安装壁画

搬迁新址恢复墙体

1961年，国务院将永乐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7月1日，在关闭了十多年之后正式对外开放。

1998年，为世界建筑史学书写下辉煌篇章的永乐宫，为世界美术史增光添彩的永乐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按照联合国相关条款，被搬迁过的历史建筑，是没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但是堪与敦煌壁画相媲美，有“东方画廊”之美誉的永乐宫，或许将会成为一个例外。2005年秋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派遣的一位资深遗产保护专家来到永乐宫，对永乐宫的建筑和壁画大加赞赏，对搬迁工程的高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位专家认为，永乐宫的搬迁工程，方案严谨，技艺高超，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物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单这一点，完全可以作为特例，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近八百年前，元朝皇帝一纸敕令，在永乐镇建起了如此宏大壮观的道教宫殿，为的是借着纪念、尊崇全真道的始祖级神仙吕洞宾，用来弘扬、扩张因获得元廷支持的道教威势。

近八百年后，新中国成立之初，奉行无神论的人民政府最高领导层，为了保护这“历史的宝贵馈赠”，又一次以一个最高级别的决定，让这座宫殿经历了又一次震古烁今的整体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