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写，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问题偶尔也会从脑子里闪过。对我来说，肯定不一样。一个重要的不一样，是部分记忆将永久丧失。记忆是分层的，有些记忆，特别是久远的记忆、细微的记忆、与日常生活联系不紧密的记忆，已经被重重信息掩埋，如果不是写作重新激活，恐怕永远丢失了。”这段话来自作家刘琼新作《格桑花姿姿势势》的后记。
的确，写作有些时候是为了记录，而对刘琼来说，它还有唤醒的功能。因此，她把自己的写作分为记录性写作和唤醒式写作。收录在《格桑花姿姿势势》里的文章，基本也是分成这两类。前者以思想随笔为主，后者以叙事散文为主。
刘琼，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曾获《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雨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花间词外》等专著。
《格桑花姿姿势势》是刘琼的个人散文集，共分为三辑，分别是写景记事篇、怀人篇、文学批评篇。汇集了刘琼多年写作生涯的思想精髓，从塞外到江南，游历于文学与历史之河；横跨二十余年的写作点滴，慰藉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其文章讲的多是身边事、日常生活，那摇曳生姿的格桑花，辽远温暖的家族记忆，神采飞扬的文坛随笔，文字细腻生动，记录着文学与人生中的吉光片羽，极具真实感。
在《格桑花姿姿势势》里，作为一名专业的批评家，刘琼用精炼独到的语言以及犀利的眼光向读者传达出她对人生的思索、对生命的感悟、对文学的见解，让读者在闪耀着思想火花的文字中，享受心灵的震颤。
新作出版之际，刘琼接受媒体群访，分享了《格桑花姿姿势势》背后的创作故事，而大家的采访从极具特色的书名引发的好奇开始，是的，就是从“姿姿势势”开始。
用“格桑花”给书命名是对多元文化的一种思考
山西晚报：书名《格桑花姿姿势势》很新颖特别，“姿姿势势”怎样理解？
刘琼：这是我用的一个方言。兰州方言里面的一个词“姿势”，意思就是漂亮，一般都用来形容小女孩，有时候也会用来形容那些房子很漂亮。兰州方言，还有西北方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用叠声字，所以“姿势”我就用成了“姿姿势势”，就好像“漂亮”，用成“漂漂亮亮”。我的写作有个特点，就是经常会用一些方言，有时候也会稍微地改造一下。
山西晚报：书名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刘琼：变成“姿姿势势”后，它其实跟“姿势”这个词的意思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漂亮，而且还有一种很自信、让人喜爱的一个情感色彩在里面，作为书名体现了我自己的感悟这样一种主观的情感。书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格桑花姿姿势势》，它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这篇文章是我在甘肃宁夏、张掖等地采访后写的，其中有对历史的一种感受，也有我早年在西北生活的追忆和记录，当然，里面还有我对西北人文地理的一些感悟和思考。格桑花，是一种美丽的花儿，寓意是美好。它生长在高寒地带，环境恶劣，但它从来不会择地而居，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用它来命题也是我对多样文化、多元文化的一种思考，也是对西北生活的一种纪念吧。
山西晚报：《格桑花姿姿势势》分为三辑，这三辑各有什么特色？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刘琼：这本书分为“格桑花姿姿势势”“叙述、存在与历史”“文学与人文”三个部分，分别是写景记事篇、怀人篇、文学批评篇，这三个部分之间都有一种客观的联络。第一部分偏向于记人记事的散文，第二部分偏向于一个随笔，第三部分偏向于从随笔到理性认识、总结和归纳。“格桑花姿姿势势”这部分其实就是叙述部分，也是刚才说的记忆和记录部分，因为叙述和叙事，所以才有存在和历史，到了“文学与人文”，实际上就是我们这种文学化的表述与人文历史的建构关系。
山西晚报：您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您的写作分为记录式写作和唤醒式写作，这两者区别在哪里？
刘琼：记录式写作是有预期的写作，也有一种是对过去的信息地追忆和记录。而唤醒式写作其实有意外之喜，这往往会让人感到一种兴奋。
写作是话到嘴边写出来才舒服
山西晚报：您多写评论，写散文对您来说是种什么感觉？
刘琼：我的散文写作大多是主动写作。迫不得已，完成人情和应承，这种情况很少。实际上，我经常会把应承和人情给忘掉、赖掉。写作是话到嘴边，写出来才舒服。
山西晚报：您的散文作品很多，在集结成书的过程中，是以什么标准取舍的？
刘琼：在这20年当中，我的确有大量的零零碎碎的写作，但放入书中的标准一个是我自己相对比较满意、能够让大家看，而且最好是能够经得起考验考察的；另一个是许多文章之前也发表过，有广泛反响的也是选择的标准。
山西晚报：《格桑花姿姿势势》里有您偏爱的文章吗？
刘琼：我确实对自己有的文章还是比较偏爱，或者说是很喜欢的，比如《姨妈》这一篇，就是我比较偏爱的，还有跟我个体有关的、和家庭有关的，像《祖父的青春》，还有《通往查济的路上》和《刚察往事》。
《刚察往事》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一种唤醒式的写作。在写之前，三十年前的这段记忆几乎完全沉睡。神奇的是，坐在电脑前，敲出“刚察”两个字时，当年的情形，那辆从远处驶近的车，路边的牧羊犬，甚至连“刚察”站名用的字体，都复活在眼前。
山西晚报：写作真的是能给作者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对于读者来说，您在书中关于祖父、祖母、姨妈等人物的描写，是非常感人的。
刘琼：关于家族记忆这一块的写作，是我最有兴趣或者是写得最顺利的一部分。我有想过将祖父的故事继续写下去，但也会考虑具体形式。
山西晚报：如果用小说的形式去写，叙述视角会更丰富，这样也可以展现人物的不同侧面。
刘琼：对，小说的视角和面向可以更加自由灵活一点。祖父也好，姨妈也好，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记忆，我都曾经想过，要用多视角来写，就是复调式写作，用多个叙述和叙事视角来形成这样的一个非虚构写作。
小说的写作是一种魅力，非虚构写作也是一种魅力，我可以把这两种都试一试，各有各的力量。小说的写作力量是它的故事性结构和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在里面可以把人的心灵和精神更深的东西用一种方式给表现出来；非虚构的力量在于它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真实关系，它会用一种更加令人意外的人事关系的力量来打动我们。比如说我当时写姨妈的时候，好多人就会对姨妈这样一个沧桑的人的内涵感到意外，这也是一种力量。非虚构写作的缺点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关系这么密切，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被这些关系束缚和羁绊。
山西晚报：是的，写自己的亲人难免会有感情上的顾虑。
刘琼：我还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写这些家族记忆的文章的时候，我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真实，这个真实既不夸张、不虚实，也不去改造它。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让大家觉得我的态度还是真诚的。
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它是相对而言的
山西晚报：书中您提到了“非虚构”“女性文学”“新媒体时代”等流行议题，也有关于“五四”“画像石”等传统话题，您认为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当下呈什么样的态势发展呢？
刘琼：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它是相对而言的，其所谓的新与旧，是指一种经验的新和旧。比如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个乔厂长在那个时代，代表了工人阶级或者基层干部，就是工业题材里的一种新的形象。但如果这个形象放到今天，它就不是一个新形象了。所以新与旧就是相对而言的。新和旧我觉得在写法上面没什么区别，关键问题是内容和形式是否恰当。文学的心，有记忆上的、技术上的、表达上的异质感在里面，异质感的东西能给人带来新鲜感，或是感官上新的诱发，但是重要的还是一颗善于发现的心，在于你传递信息、表达的思想，或者是你塑造的一个形象的心。
这个心，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但是我自己的写作，我会让它形成一种个性的，或者个人化的一种表达习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在文学规范的语言之内，你要有自己的语言表达，或者说是文本构造的习惯。
山西晚报：那么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呢？
刘琼：我们现在想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里面就包含着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一切现代的东西，都有一个坐标系，那么一切传统的东西，也是有一个坐标系。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文化是一条长河，这条河想要源远流传，只有不断地填充各种各样历史时期的东西进去，那么这条河才会成为大江大河，才会传承至今。其实“现代”说它是一种观念也好，还是生活方式也好，它其实是跟着我们发展了、变化了的，和环境相结合的。“现代”这个词其实有很多的情感色彩在里面，它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发展这样一种思维的习惯在里面。传统和现代在目前、在我们当下结合得非常好。这几年，说大家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也好、更加重视也好、大力的弘扬也好，传统和现代气质结合在一起了，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样式，并且被我们整个社会广为接受。
山西晚报：的确，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当下不断融合发展。
刘琼：传承，绝不是简单复制，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推陈出新，让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经过现代的重构和发展转化，已经是一种共识，比如在一些歌舞节目当中，就融合了传统的一种审美气质，恰当地将传统的元素运用在现代生活当中。
我觉得在很多的现代艺术里，其实都能够感觉到文化脉落。在各式各样的文化发展中，都有一个文化脉络成为古今思想联系的纽带，基本上还是能看出一个文化的融合规律。
山西晚报：又工作又写作累不累？
刘琼：写作的人不会累。写作是放松，也是整理，写完那一刻体会到的如释重负的美妙，难以言传。
山西晚报：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瓶颈期？会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刘琼：每个人的写作都有瓶颈期，我的解决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因为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也就是合适的表达方式。我写作不顺利的话，就会看电影，用这种视觉艺术来激发自己。看经典电影或其他艺术作品，会获得很多的启发，可以帮助我回过头来重新构思，再写的时候，就会觉得思考的东西不一样了。
以前我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旅游。每年我都会安排一段时间的旅游，当你在旅途非日常的那种生活境遇中的时候，你的心灵也好、你的器官也好、你的感知也好，全部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会获得很新鲜的东西，对你培养下个阶段的写作是特别有用的。
当然，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大量的阅读，目光要四射吧。
山西晚报：您接下来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刘琼：我会在散文写作和非虚构写作这个领域再坚持写两部作品，因为我还有好多想法没有实现，比如家族记忆这一块，我应该把它完成，这是一个整体计划，接下来的这一两年大部分的精力会用在这上面。另外，这个整体计划要在非虚构写作形式和家族记忆的开掘当中，进行一点创造性的东西，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格桑花姿姿势势》节选
生在土里的“花儿”回到土里才更像样
说起花儿，想起花儿。后面这个花儿，是西北特有的民歌。西北民歌，知名度高的，除了“信天游”，就是“花儿”。“信天游”和“花儿”都发源于沟川交通不便之所。男人和女人隔着山，隔着沟，扯开嗓子对话，所以调门通常很高，歌词也热辣，大约时间和自然环境都不允许一叹三回慢悠悠地抒情。其中，“信天游”主要流播区域在陕北，所以称陕北信天游。“花儿”则再往西往北，发源地是甘肃临夏，在甘、青、宁三省各族都流行，且有流派，比如河湟花儿、青海花儿，等等。不管划成多少流派，作为民歌的“花儿”，在歌词里都把美丽的少女比作花儿。所以，民歌花儿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少年”。
“红嘴鸦落给了一（呀）河滩，咕噜雁落在了草滩；拔草的尕妹妹坐（耶）塄坎，活像是才开的牡丹。”牡丹，是花儿里露面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花儿唱得好的女性，民间也称其为牡丹，白牡丹、黑牡丹……总之，到了牡丹，就是极致了，就是女神了。
第一次听到真切的“花儿”，是在柯杨先生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民间文学界大咖柯杨先生，当时正是盛年，刚刚做中文系主任，风度极好，口才也极好。授课的诸多先生中，来蹭柯先生的课的外系学生最多。柯先生漫的“花儿”，是学院派对“花儿”的整理。对，西北人管唱“花儿”叫“漫花儿”。我听过的真正野味儿的“花儿”，也是三十年前在兰州读书时。三十年前的兰州很安静，沿黄河有一条长长的情人道。情侣没见几个，反倒是团团伙伙的青年学生一有空就去黄河边，捡捡石头，看看黄河里漂流的羊皮筏子。黄河石有特点，至今，我的书架上还留着一块。到了晚上，连羊皮筏子也少见了，中山桥上大半天都见不到一辆汽车。这个时候，整个城市都睡着了。突然，从对面的白塔山上传出一声高亢的男声，那个劲儿既放松，又粗暴，毫不怯场，悠悠闲闲地完成这一场独唱。临到末了，歌词一句也没听懂。唱歌的人长什么样，在干什么，黄河对面黑漆漆，看不见。隔着黄河，我们是完全被声音本身吸引。现在因为工作关系听过各种“花儿”，从技术上讲，肯定是现在听到的更漂亮，但场景不对了，饭桌上也好，舞台上也好，本来都不是“花儿”的原生地，所以，这些“花儿”都没有让我的听觉恢复到从前的满足。生在土里的“花儿”大约要回到土里，才更像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