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岭南化的儒学精神探讨

陈献章建立了岭南儒学史上第一个儒学思想体系，并自成一派，使得儒学在岭南得到了广泛传播。他的思想在儒、道、佛之间“自由穿梭”，通过“静坐”实现心灵的自由，从而获得体悟、修身，最终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代岭南学术思想，促成了岭南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岭南文化中构建起统一的文化认同，塑造了岭南人的理想人格，对近代以来的岭南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陈献章的儒学思想在岭南的形成和发展

儒学思想广泛传入岭南主要是在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西汉末年，陈钦、陈元父子是岭南儒学的开拓者。随着东汉末年移民态势发展，大量中原移民在岭南安居乐业，这批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文化精英广泛传播儒家文化，包括刘熙、虞翻、士燮等人，他们在岭南设帐授徒著述，培育人才、移风易俗，为岭南儒学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到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改变了门阀制度下的人才垄断局面，使得岭南学士有了走向中央的机会。从韶关走出的宰相张九龄，被贬谪岭南的韩愈，以及宋代余靖，都是一代名臣，都因卓著的事功而闻名于世，他们儒雅高致、文采斐然、敢于直谏，是那个时期儒学本土化的名贤。

儒学在岭南真正蔚然成风当从明中叶陈献章和他的弟子湛若水开始。他们将儒学思想融会贯通，建立了岭南儒学史上第一个儒学派别——江门学派。陈献章的儒学思想充分吸收了程朱理学、道家思想的精华，提出心学哲学思考，通过道家的途径，帮助人们认识自己、认识人生，从而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目标。

陈献章身体力行，倡导“静坐”“自得”，其思想在明初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弟子足迹遍布岭南各地，学成走出岭南的也不乏其人，这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他长年居于乡间，改造风俗，通过收徒讲学，对岭南的文化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终成为一代文化宗师。明朝以前，岭南因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文化发展滞后，但陈献章通过教书育人，使岭南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教学和培养学生方面，他喜欢以譬喻启发、引导学生，他认为圣人的经书、先儒的言行，必须玩味消化一番，才能使学习者得益。这种自由开放的学风，在他门下弟子中得到继承发扬。无论是和尚道士还是商人农民，他都会倾囊相授。他的弟子中广东籍占大多数，很多都不事科举，散落在各地乡里，教化一方，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学生有东莞林光、南海张诩、湖北李承箕和增城湛若水。湛若水后来继承了陈献章的衣钵，自成一家，与王阳明分庭抗礼。他的众多弟子在广东、广西、江浙等地创建的书院多达五十几所，从明朝开始，陈献章的思想便已成为岭南文化的脊梁。

陈献章是岭南地区唯一从祀孔庙的大儒，他的学说为儒家正统官方所认可，由此可见陈献章对儒学发展的贡献之大。从此，岭南精神也主要指陈献章的儒学精神。

陈献章岭南化儒学思想的特点

兼容性

所谓“兼容”是指兼收并蓄多种要素并能将它们很好地融为一体。陈献章学习百家思想，又能“自得”，融儒、道、佛于一体，援佛、道入儒，以佛、道释儒，兼容三家思想，又融合成一家，创立了岭南独有的学术思想体系，这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援佛入儒

陈献章在得到儒家思想真传的同时，与佛教禅宗思想也有很复杂的联系。禅宗思想重在求诸己，主张不假外物，甚至不立文字，只是听凭妙悟，顺应自然人性，这和陈献章的思想是契合的。陈献章早年的修养方式是独坐石棺之中冥想沉思，这显然和禅宗的修行方式相似。他不甚重视文字的诠释和解义，而是比较重视心心相印的“心传”。其弟子湛若水在《白沙子古诗教解》中就提到了陈献章的教诗之法，他从不对诗歌的意义作任何讲解，只是叫学生反复诵读，以求久而久之“自然悟入”。这种“心传”的方式和禅宗的修行方式相似。

2.引道入儒

陈献章思想深受宋代理学的影响，他的“以道为本”思想与理学的“以理为本”大同小异。他将道家的“道通为一”“通天下一气”融入理学，引道入儒，以阐述道无所不在、人与天地齐一的思想。他的理论源于正统理学，又不同于正统理学；不是道家，又富有道家的理论特色。其整个理论构架兼有儒、道两家的鲜明色调，以道治内，以儒治外，这种学术思路对于后世文人志士颇有启发性。

陈献章理论学说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揭示了岭南文化的特点，表明岭南文化有其自身的内在基因和发展动力。因为临近海洋，岭南虽然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一点也不封闭，反而极具兼容性和开放性。它既吸取了中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精华，又不断地形成自身的特色，使得岭南文化独树一帜，而且愈加绚丽、灿烂。

自由性

陈献章学术思想的主旨是“静坐”。他在《复赵提学佥宪》中说：“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这一思想的实质并不在“静坐”这一方式本身，而在这一方式背后的精神旨归。它强调的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即通过静坐，用系列的思维操作去把握对象；其所追求的是破除书本迷信，打破思想教条，挖掘主观潜力，进而达到精神自由的最高境界。

陈献章思想在三教之间“自由穿梭”，重视感悟、体认方式，并将这两点归结在一起，也就是重视心灵的自由。他的自得、自然、自由境界，最终的价值都指向于此。毫无疑问，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思想资质，有了这种资质，才会有视野的扩大、思想的解放、观念的突破。岭南思想文化这一重在自由的特征是思想解放的重要表现。在古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未形成开放的思想体系，但到了近代，特别是当代之后，社会不断掀起改革大潮，在岭南文化不断走向世界的背景下，它的特质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一旦和进步的、先进的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便走向了系统的开放，开始了思想系统本身的良性发展。这一点已被近代以及现、当代的岭南发展史所证明。

陈献章岭南化儒学思想的内涵

儒家把“修己治人”作为最高理想，倡导通过提升自身修养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也就是内圣外王。陈献章儒学思想因为融入了道家和佛家思想，所以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精神有所不同。

内圣

1.用“心”实现“自得”

陈献章对学问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区分，第一种是所谓的“不由积累而至者”，就是不用借助见闻积累的学问。此类学问无法通过言语来表达或交流，需要通过切身的生活经历，用心体悟。这类学问老师是教不会的。第二种是可以通过交流、积累而至的学问。这类学问比较简单，通过书本学习就可以掌握。陈献章更强调第一类不由积累而至的学问。他告诉湖北弟子李承箕，学习的内容其实是多样的，并不局限于典籍文章，还包括宇宙星辰、风雨雷电、草木鸟兽之类等感官所及的内容，这些也都是道之所化、道之所载。他认为这种“不由积累而至者”的学问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心”去学习。这个“心”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自己去体悟，深思而自得之。

在他看来，为学不能只靠读书，求取本心的自得更加重要。我们不应让感官所能接触到的东西干扰自己，包括经典里的圣人之言。他始终认为，真学问的源泉在心里，唯有自己的内心，才是那“涓涓流水”的真正源头。他反复强调人的本心要超拔于尘世之上，摆脱一切有形的累赘、牵绊，唯有具备这种超越的心境，世界才是一个圆满自足、各得其所的美好世界。

2.用“静”养出品格

既然圣贤的学问不由师传，陈献章便只能自己摸索。他读遍诸子百家，依然未得真学。他认为书本上的道理深奥，自己的经历又足以让自己感受到圣贤的智慧，觉得自己与圣贤还有距离感。在长年累月的用功下，陈献章最终找到了最好的学习方法——回归内心，闭门静坐。静坐这一方式，使得他的思想不受束缚，能用心思考圣人的思想，获得顿悟，然后用圣贤思想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他把静坐的方法教给了他的弟子们，指出：“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若未有入处，但只依此下工，不至相误，未可便靠书策也。”陈献章的静与佛家和道家的静不同，他的静坐是寻找真理的过程，其静坐的目的在于养成儒家的君子人格。

3.用自然实现自我体悟

陈献章在晚年还喜欢讲“以自然为宗”。所谓自然，即心与理合一，一切都自然而然，不用人为造作。于是，躯体上的“小我”消失了，精神上的“大我”却与天地、四时一样，运化不息。陈献章年近古稀时，湛若水来求学，他告之以“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总之，陈献章在不遗忘而又不刻意间，不造作地让天理从心中流出。

4.将孝作为忠的前提

他认为忠与孝紧密相关，忠是孝的逻辑延伸，孝于亲是忠于君的前提，如果置孝于亲而不顾，忠于君便成为无源之水。他认为孝不能只停留在一时一事之上，应更加注重内在精神的沟通与感情培养。他自己日日陪在母亲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用心让母亲精神愉悦。为了朝夕奉养母亲，明宪宗赐予他官职，他却因要对年迈的老母尽孝而推辞不任。在他看来，孝于亲与忠于君同等重要，不能为了仕途放弃孝道，其虔心躬行孝道，感情深沉而执着。他始终坚持用儒士朴实、真诚、高尚的道德涵养约束自己的行为，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5.用勤奋实现进德修业

他给弟子的《戒懒文》中写道：“大舜为善鸡鸣起，周公一饭凡三止。仲尼不寝终夜思，圣贤事业勤而已……尔懒岂自知，待我详言之。官懒吏曹欺，将懒士卒离。母懒儿号寒，夫懒妻啼饥。猫懒鼠不走，犬懒盗不疑。细看万事乾坤内，只有懒字最为害。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懒怠。举笔从头写一篇，贴向座右为警戒。”他以尧舜、周公、孔子等圣贤为例告诉弟子们，圣人能成事业，重在勤奋。古人如此勤奋，现在我们怎么能偷懒。还以曹吏、将卒、母子、夫妻、猫鼠、犬盗等为例，细说偷懒的危害，同时告诫众子弟要听训诫，从日常做起，写座右铭为警戒。他告诫子弟立家的窍门关键在于自己，警示子弟要有自己的专门技能，那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外王

陈献章所处的时代，明王朝与外族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官府横征暴敛，政治腐败，世风日下，百姓苦不堪言。他是个学者，虽没有进入仕途，但仍得古代贤者之薪传，不忘忠君爱国，经世济民，救时补弊。由于未入仕，他不能握权柄，出奇策，建德立功，但他仍尽自己心力，做有补于时的事。他以孔子为楷模，兴学育才，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帮助地方官绅治理地方，勤政爱民，惠及一方百姓。

1.“爱国忧君”

他和传统儒家一样，认为人必须尚志，不管是否从政做官，都要有庇四海的雄心壮志。陈献章的家乡新会有一座崖山，曾经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崖山海战。元军将领张弘范率军攻打崖山，少傅张世杰与元军在海上决战，结果突围时兵败，又遇台风被溺死。当时的左丞相陆秀夫在崖山抵抗元军，结果被攻破，抱着幼主壮烈蹈海，以死殉国。自此，南宋灭国。陈献章家离崖山很近，从小就受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忠烈们以身殉国的精神使他感奋不已，使他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之情。

陈献章报效国家的主要途径是开展教育。他认为，做官则报效国家，干一番事业；不做官，则在其他方面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所以，他在经历了仕途挫折后，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潜心研究学问，投身于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社会净化风气，这和传统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社会要长治久安，就必须抓好“正风俗”和“得人才”两方面。而两者之间，又以后者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觉得教育具有“传道”“育才”“正风俗”和“治天下”的功能，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但国家要办学，地方要办学，而且提倡个人办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为国家培养人才。经过苦心经营，在广东培养了大批人才，据《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和《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介绍，广东在宋代仅有书院26所；明代有168所，排在全国第三位。这种快速发展，与陈献章的努力和影响分不开，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仍然不忘恪尽君臣之礼。他一早沐浴更衣，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让弟子扶着，焚香向北，五拜三叩头，向皇上告别，以表达忠君爱国。从这些可以看出，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陈献章都始终豁达、爱国，不仅实现了他忠君爱国的愿望，还创造了人生的辉煌。

2.“为生民立道”

陈献章的理想还体现在他的以人为本、廉政为民上。他生活在明王朝的转折期，由于社会矛盾激化，政局黑暗，苛税征敛，导致盗贼流窜，战争接连不断，再加上自然灾害，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因此，他希望能“为生民立道”。

陈献章继承了孟子的“养民”论，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当权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养护好自己的子民。在《谢雨文》中，他写道：“徒食七品之禄，以在民上，安能使阴阳和、风雨时乎？”他唯恐救民不及时，把惩治贪官视作急切事务，在《丁知县庙记》中道：“切于救民，急先务也。”他还认为贪官不仅残害百姓，而且妨碍法度实行，于是又在《与刘方伯东山先生》一文中说道：“弊邑民得免于盗贼水火之害，公一瓢酒之力耳。”又说：“贪官污吏侵渔百姓甚于盗贼，此辈不除，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窃谓傜法虽更，必痛惩一二贪黩，然后法行之可久也。”他还反复强调以民为贵的思想，在《复陶廉宪》中提出：“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得民之要道也。”传承他衣钵的弟子湛若水也继承性地提出“天下民庶，实为邦本”，这一观念在专政严重的明朝不啻直接向专制挑战，勇气可嘉。

陈献章儒学精神对岭南文化人格塑造的影响

明清以来岭南文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陈献章学术思想的影响，还得益于陈献章对岭南理想人格的塑造。陈献章为岭南人塑造了一种不同于儒、道、佛的新型理想人格，那是一种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突出自我主体精神的独立价值体系。这种文化价值体系现已深深蕴藏于岭南人的日常行为之中，成为岭南人的价值来源之一，为岭南人提供了道德规范、心灵安顿和处世准则，在岭南文化中构建起了统一的文化认同。

儒道兼有的理想人格

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是“内圣外王”。道家追求的是顺乎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合一。陈献章思想兼具儒家和道家，他主张通过自身修养，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洒脱而自得，进取而自乐。他“修身”的目的之一是“外王”，即爱国爱民，建功立业。与传统儒家不同，他“内圣”的目的除了“外王”以外，还包括追求人生之“真乐”，投身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实现思想和人身的自由。

独立人格

陈献章将追求人生目标与独立人格的塑造相结合。他20岁中乡试，21岁“中副榜进士”，但他始终没有考中进士。然而，他并没有因自己仕途不顺而失望、沮丧。当有机会被推荐和重用时，他选择谢官回到家乡，开门讲学，著书立说。尽管他在创立自己的独立学说体系时并不顺利，但他却能够坚持自己的理论，并最终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成一家之言。

正是陈献章思想的巨大影响，为岭南塑造了独立的理想人格，积极向上，不随波逐流，不为名利所束缚，敢于走自己喜欢的道路，并自得其乐。这种理想人格促使岭南在明清时期率先崛起，也为岭南近代以来伟人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人之所以敢于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包容，并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岭南人大胆、务实、独立、敢为人先、艰苦创业的独立精神分不开。这也体现了对陈献章塑造的岭南人理想人格的继承和发展。

务实不争的人生观

岭南特别是广府地区经济一直很发达，物产丰富，饮食、娱乐、养生休闲文化尤其发达。这样的生存环境为岭南人提供了多种生存、生活的可能，使得他们不必以仕途出身、以功名为事业，文人进士之心相对单薄。考察历史上岭南出生的仕宦，普遍存在急流勇退的风气，他们均淡泊功名，追求实实在在的生活。

陈献章一生淡泊功名，但“心无一日不在天下”。他选择归隐不仕，虽有客观原因，但在有机会入仕的时候，他却拒绝了。他不会因为自己身不在官位，就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既然不在官位，不如追求实实在在自如的生活。于是，他一心教育学生，教学生“四要”：“心地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这是他的为学方法，更是做人准则。

陈献章在《戒子弟书》中告诫家人：“大抵能立于一世，必有取重于一世之术。”警示子弟要通过扎实的学习，习得专门技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广东人湛若水、郑观应、梁启超、孙中山、陈垣等都继承和发展了陈献章的思想，使得广东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无数岭南人更是凭着实干的精神，创新变革，壮志报国，通过实业救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岭南文化。

参考文献

[1]张蕖.儒道兼综：陈白沙的情志与士格[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

[2]戴菀珊.陈献章的伦理思想初探[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3]黎业明.陈献章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刘兴邦.陈白沙心学价值审视[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5]黄明同.陈献章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7]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8]陈献章.白沙子全集[M].刻本.[出版者不详],1771(清乾隆)三十六年．

[9]高美玲.陈献章的内圣外王之学与仕隐心态[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1):90-96.

[10]刘兴邦.陈白沙人文教育的价值审视[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1):17-21.

[11]霍晓夏,史淑琴.陈献章道德观初探[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24(01):65-68.

[12]宋志明.陈献章的道德范畴理论[J].学术研究,1997(11):39-43.

[13]孙通海.陈献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