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陇右道研究综述

“陇右”一词是一个广泛的地理概念，学界常将其与“河西”对举，大体指陇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也称“河陇”。历史上，不同时期，河陇地区所涵盖的范围各有不同。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依据各地山川地貌将全国州县划分为十道，陇右道为其中之一。目前，学界已取得一些对陇右道研究的成果，现以此为依据对陇右道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述。

在“贞观十道”中，陇右道以其地处陇山之右而得名。自西汉至唐代，陇右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抵御西北外族势力的重要防守之地，也是西北外族进入中原的重要门户，传世文献对陇右道的地域范围及所属州县划分因依据的史料不同而有所差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陇右统辖秦、渭、武、兰、芳、鄯等二十一州，《新唐书》记载有秦、渭、成、甘、肃、瓜、沙等十九州，《旧唐书》记载有秦、渭、岷、洮、垒、文、武等十二州。景云二年（711），唐睿宗将河西从陇右分出，设河西道，所以《唐六典》将陇右与河西所辖州数分别记载。对于唐朝而言，“陇右”之重，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陇右与关内相邻，为西北进入关内京畿的天然屏障；其二，陇右地处边境要塞，具有隔绝羌胡的作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征战频繁，是唐王朝稳固西北边疆的重要门户。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敦煌文献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近年来，敦煌学引领着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宝藏不断走向大众的视野，极大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为研究整个西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唐代陇右道地理政区方面研究

最早提出道区划分依据的是史念海先生，他在《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对“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的建置缘由和演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强调陇右道对西北边疆防御所起的军事性作用，尤其是对吐蕃东侵之路的控制。随后是卞孝萱，其在《关于北朝、隋、唐的“道”》对唐朝“道”的性质做出定义，其中对陇右道政区用“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来概括。杨发鹏在《汉唐时期“河陇”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深化》中对汉唐时期“河陇”所代表的河西、陇右这一地理概念做了系统的梳理，其后众多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厦门大学宋翔在其博士论文《中古时代的大区控制—以唐代的“陇右道”为例》中运用传世文献对“陇右”观念的演变及陇右道形成与变动的历史根据做了详细考证。

此外，在州县演变方面，许正文在《唐代我国西部政区的演变》一文中对陇右道所辖州县的增置、改隶以及州县名称的更改、治所的变迁、羁縻府州变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论证。周振鹤主编、郭声波所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不仅对唐代陇右道行政建置的变革历程做了说明，还对陇右道所辖的羁縻府州的废置问题进行了探究，弥补了现有陇右道的羁縻州研究的不足。贾云在《唐贞观诸道的产生及其使职的作用》中提出“贞观十道”的设置发端于曹魏行台，并对其产生的监察机能和长官设置的完备程度做了说明。基于此，复旦大学罗凯对“道”设置的背景——曹魏行台进行了具体研究，其在博士论文《隋唐政治地理格局研究》中，对“贞元十道”的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上是利用传世文献对陇右地理政区进行研究的概况。

关于陇右地理方面的记载，极有价值的还有敦煌文书中的《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寿昌县地境》《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近年来，部分学者从敦煌文书的角度对陇右道地理区划进行了一些研究。如王仲荦、郑宜秀所著《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和郑炳林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二书，都对此有收录，尤其是对《唐天宝初残地志》（敦博58号）中所涉及的唐陇右道的土贡、州县数量、距京里程和公廨本钱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极大地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李正宇的《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也对残缺卷子进行了考证复原，通过对诸卷涉及的古地名和古事的考信与辨误，落实了文献记载，纠正了前人之失。

薛英群、徐乐尧在《唐写本地志残卷浅考》中对敦博58号卷子写本成书的年代和各道包括的州郡数做了考证，并将地志与史书中的县名做成了对照表，这对后世学者研究唐代各道统治下的州郡数量提供了难得的史料。邢云的《安史之乱后陇右道诸州郡陷没吐蕃过程考》通过传世文献和敦煌文书的结合对陇右道诸州郡在安史之乱后陷于吐蕃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李宗俊的《敦博58号文书与两唐书<地理志>等相关问题考》对敦博58号文书的定年、定性以及州郡演变与两唐书做了对比考辨，指出了不足。李并成在《敦煌遗书与古地名研究》中将敦煌遗书中的古地名与反映历史时期开发经营和重大事件以及古丝绸之路的状况联系在一起，是至今敦煌文书地名研究的一大创新。

唐代陇右道经济物产方面研究

史念海在《对于唐代前期陇右道富庶程度的衡量》一文中，通过分析唐代开元和天宝年间陇右地区屯田、和籴及养马的问题对陇右地区的富庶程度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黄新亚《论唐初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一文在史念海研究的基础上，对陇右道地区的农业、畜牧业的分布及丝绸之路对陇右地区的影响做了进一步论证。梁勤在《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围绕屯田储粮的规模对唐代陇右地区的富庶程度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考量，提出“人口过剩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宏谋在《略论汉唐陇右开发的成效和局限》中也对陇右地区在移民、屯田、农业等方面的开发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的原因作以论述，包括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农业畜牧业等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区商品意识薄弱等。

关于人口户籍方面，冻国栋在《唐代人口研究》中对唐贞观、开元、天宝年间陇右道所辖各州府的人口户数进行了统计，其中户数最多的是天水郡，临洮次之，河西地区户数最为稀薄。翁俊雄在其著作《唐朝鼎盛时期的政区与人口》中对天宝十二载陇右、河西地区所辖州郡人口做了统计，得出当时天水郡户数最多，其次是同谷、陇西，河西最少。司俊在《试析贞观至天宝年间甘肃人口发展的特征及原因》中对天宝十二载陇右、河西地区所辖州郡人口做了统计，得出当时天水郡户数最多，其次是同谷、陇西，河西最少。并对贞观到天宝年间陇右道所辖州县户数增长的主要原因做了分析，并指出唐后期，由于唐蕃之间战争频繁，导致洮、岷、叠三州的人口增长极为缓慢。

敦煌文书中的陇右道物产主要集中在敦煌地区，余欣在《敦煌的博物学世界》中将敦煌文献《贞元十道录》和敦博《天宝十道录》中每个“道”出现的土贡资料一一罗列出来，并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其所代表的意义。在此之前，已有系列学位论文对陇右敦煌地区物产资源做了系统研究，刘杰2013《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农产品研究》将敦煌文书所见敦煌地区的粮食作物、蔬菜、果品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并对这些农产品体现的消费观念和商业化影响进行了探讨。牟海霞2015《唐五代药材资源研究》将敦煌文书所见植物类药材、动物类药材、矿物类药材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与整理，并对其开发利用做了具体规划，如在医美、养生方面的使用。胡莹莹2017在《唐五代宋初敦煌动物资源研究》中将敦煌文书所见兽类动物资源以及鸟鱼虫类动物资源做了具体分类，继而对其产生的生产和生活用途进行了简单构想。王鹏2017的《唐五代宋初敦煌矿产资源研究》将敦煌地区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一一罗列出来，并对其来源和利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对本地所产的矿产资源和外来输入的金属以及非金属矿产资源的统计，是其研究中的一大创新。

关于敦煌文书中陇右道财政方面的研究，唐代官员的俸料主要来源于公廨本钱、资课、户税供给等方面。薛英群在《略谈敦煌地志文书中的公廨本钱》将《唐天宝初残地志》中涉及的各道的公廨本钱数做了统计，并将其与《唐六典》中提到的公廨本钱数进行了对比，体现出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压力。刘玉峰《唐代公廨本钱制的几个问题》对唐代设置公廨本钱的原因和具体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公廨本钱是唐王朝经营的一项官营商业高利贷，安史之乱后，其管理模式表现出“多头管理”的特点。刘玉峰在《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中提到，敦博58号文书记载的各州县的公廨本钱数和官俸的主要来源包括公廨本钱、户税、青苗钱等。因此，有必要对敦博58号文书所记载的陇右公廨本钱数目和反映的国家财政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唐代陇右道军事防御研究

最早对敦煌文书中涉及陇右道军府资料进行抄录整理的是沙知先生。随后刘志安《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利用传世文献和敦煌文献对陇右诸军州大使的职权和管理方式做了详细考证，反映了唐王朝对西北边防的重视。米海平在《唐陇右道河源军经略大使考》中对唐代西北地区陇右河源军的设置分布与历任大使对其的经略做了初步统计。由此看来，目前敦煌文书涉及的陇右诸军州经营与管理的内容较少。

陇右道姓氏郡望研究

利用敦煌文书对姓氏郡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图书馆藏BD08679号敦煌本《唐天下诸郡姓氏谱》，这是一个天下姓的望郡族谱，目前，学界对此文书名称的定义存在很大争议。最早缪荃孙将其定名为《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随后，陈垣在编排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目录时，收录了此文书，并将其命名为《姓氏录》；牟润孙研究后拟定为《敦煌唐写姓氏录残卷考》；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一文对定名从缪荃孙之说；最后，邓文宽最新定名为《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这一说法被学界广泛认可。

目前学者对唐代姓氏郡望的总体研究，陈丽萍以敦煌文书中的九件天下姓望谱为研究对象并对此分为三类，定名为以S.5861为中心的缀合本。林立平《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过程—几件敦煌谱书的启示》以敦煌谱书所载姓氏数目为基础，揭示了士族衰亡的过程和原因，并指出唐代世族衰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士族和庶族不断合流导致郡姓数量增加，原来的寒门将被逐渐衰亡的士族取代，士庶界限逐渐模糊不清。陇右道郡望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其中有陇右西平郡三姓、武威郡六姓、陇西郡十三姓、天水郡二十姓。对于陇右所辖州郡姓望研究，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敦煌地区姓望，最早的是罗振玉先生的《补唐书张议潮传》《瓜沙曹氏年表》，其利用传世文献、敦煌文书、碑刻资料对唐五代张曹两大世系家族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考证。随后，姜亮夫先生在《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中对罗振玉先生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孙修身的《敦煌李姓世系考》根据莫高窟的李氏三碑对敦煌李姓来源及世系进行了研究。马德在《敦煌李姓世系订误》中对孙修身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对莫高窟《大历碑》《圣历碑》《乾宁碑》的内容进行了释读。

以上研究并未涉及谱书类文书所记载的陇右道的郡望，如陇西所出的“李氏”的形成过程及原因，以及其是否与敦煌所出的“李氏”有关联等。因此，有必要对此再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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