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金银发饰意象时代因革

步摇、花（金）钿、翠翘、金雀、搔头（簪）、冠、钗七类首饰在唐朝发展至成熟时期。社会奢靡型消费、女性文化教育的普及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促成金银发饰流行的重要原因。皇族宗室对诗歌酬唱的推崇，使宫廷诗风靡于贵族文化圈，女官舞姬、后妃公主成为诗人一再吟咏的对象，其所佩饰物成为常见的诗歌意象。《全唐诗》在继承“诗缘情而绮靡”的前提下，扩展诗歌题材，摒弃流于淫靡艳俗的糟粕，洗尽汉魏六朝的浮华秾丽之风，使诗歌回归自然本真的面貌。

周锡保先生《中国古代服饰史》将唐代发髻插饰归为“梳、篦、簪、钗、步摇、翠翘、珠翠金银宝钿、搔头等”^[1]。《唐代妇女服饰研究》将发饰分为笄、簪、搔头、钗、步摇、簪花、花（金）钿七类。梳篦是整理头发、清除发垢的用具，后来才成为发髻上的装饰品，不列入研究范围；笄是用来装饰发耳的一种簪子，秦汉后被称为簪，搔头为簪别称，归为一类予以分析；簪花是在鬓发上插鲜花、假花的风俗，不属金银发饰。综上，结合艺术学与服饰史对金银发饰分类的观点，将唐代发饰归纳为步摇、花（金）钿、翠翘、金雀、搔头（簪）、冠、钗七类。不限于《全唐诗》，在其他唐代文人作品中，金银发饰意象出现的频率也远超魏晋南北朝，传递出唐代金银首饰日渐流行的信息。

《全唐诗》金银发饰意象频次统计表（作者自制）

在描写贵族妇女、歌舞伎、宫女、怨妇、思妇的女性题材诗歌中，金银发饰意象的频繁出现一是为了突出诗中女性的感情，将她们或孤独，或惆怅，或羞涩的情绪通过金银发饰委婉地传递给读者；二是诗人通过刻画女子如花的容颜、精致的发髻，来表达对女性的感触或情怀，或是对其香消玉殒的感伤，或是对其如花美貌的欣赏，或是对其坚贞不渝精神的歌颂；三是通过描写发饰的色彩、摇动细节，把作品雕琢得更加细腻灵动。

金银发饰制作工艺烦琐，用料稀有名贵，多为宫廷妃嫔、贵族女子佩戴。做工纯良、样式新颖的发饰藏于内廷，外邦进献的珍宝也收纳在国库或帝王妃嫔私库中，故金银发饰意象大多出现在宫廷诗内。诗歌酬唱活动被帝王及皇族宗室极力推崇，皇族子弟多能吟善诗，或与诗人有密切往来。许多诗人都有文官的身份，他们生活在京城，时常接触宫廷贵族、帝王后妃。因此，宫廷诗成为唐朝诗人所创诗歌的常见题材。

初唐：宫体诗与宫廷女性形象

唐太宗时期，宫廷文学融合了南北文学之长，承袭南朝宫体诗题材，故初唐文学最初集中于宫廷，着力于文学形式的探索。以帝王为首的诗人群体热衷于描写宫廷生活与贵族女性形象，如唐太宗创作的组诗《帝京篇十首》中所写的内容包含宫廷环境和宫廷生活。唐太宗喜爱展示帝王的宫廷生活，歌颂帝京的壮丽繁荣。文人墨客，尤其是有官职在身的诗人，自然无不响应，纷纷创作宫体诗。

此外，唐代统治者与文人在唐朝建立之初就明显表现出了对诗歌完美形式地执着追求。唐太宗曾经盛赞陆机的文章“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2]。姚思廉也称赞徐陵道：“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3]魏征更是欣赏江淹、沈约诸人“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4]。因此初唐诗歌在强调文学政教功能的基础上，并不避讳创作宫廷诗。这一时期的帝王喜好举办诗歌酬唱活动，唐中宗频繁组织诗歌酬唱活动，在次序上多由其首唱，群臣接连附和。在吟诗环境和创作场所上，主要集中于公主府邸、后宫花苑、宗庙道观等地方，比如骊山、渭水、梨园、白鹿观等都是唐朝诗人、君臣一再游览、吟咏的地方。

随着初唐宫体诗的蓬勃发展，诗人围绕宫廷台阁唱和吟赋，宴会上彩衫飘逸的舞姬、与君王举案齐眉的后妃、孤老宫中的女官时常入诗，成为书卷上的一抹倩影。她们的裙裾舞姿、妆容首饰成为常见的描摹对象，金银发饰随之出现于诗作中。开创“上官体”的上官仪，曾作《安德山池宴集》：“翠钗低舞席，文杏散歌尘。”^[5]再如张昌宗《太平公主山亭侍宴》中的“扇掩将雏曲，钗承堕马鬟”^[5]。曾任宰相的张柬之作《杂曲歌辞·东飞伯劳歌》云：“谁家绝世绮帐前，艳粉芳脂映宝钿。”^[5]

盛唐：盛唐气象与女性装饰

盛唐社会更具包容性，诸多国家和外邦都与唐朝有着密切的交流往来，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始依附唐朝并迁往中原定居，外国的商人、学者也纷纷涌入大唐。各种思想在碰撞融合中蓬勃生长，宗教、艺术、哲学都在这个时代不断更新进步，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金银发饰亦是如此，宫廷妇女喜爱佩戴的不少首饰都吸收了外来工艺，并在中原地区流行开来，使她们形成了一种崇尚舶来品的消费心理。“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6]物以稀为贵，作为舶来品的外国首饰“奇珠玳瑁，异香文犀”^[7]价格高昂，皇家由于岁贡、觐见而拥有较多精美的西方首饰。

钗环簪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时尚的走向，审美风气的转变通常和政治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唐玄宗统治时期的开元盛世为宫廷乃至社会奢侈型消费提供了经济基础。《新唐书》内详细记载了玄宗在位初期的岁入：“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8]《旧唐书》还提到了供皇帝赏赐的私库之充盈：“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6]唐朝支持对外互通往来，常有各国使节觐见纳贡，从上至下的进奉之风益起，也是充实皇家私库的一大途径。内库藏品数量的增多、种类的繁杂，使后妃宫女有了更多的财富进行消费，名贵的金银饰品随之在唐宫廷流行开来。

皇家宫廷与市场联系的逐渐加强带动了社会大众消费的奢侈化。正如《唐国史补》所描述的：“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9]宫廷贵族对市场货物的需求日益增长，“宫市”应运而生。“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10]“宫市”的出现使民间奢靡之风益起，做工精美、式样新奇的金银发饰在市场流动——不仅是为了满足后妃贵妇的妆饰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迎合民间女性对这类首饰高涨的消费热情。

开元天宝年间，皇家宴饮活动时有举行，保持了宴飨群臣、狩猎游玩继而吟诗作赋的酬唱传统，宫廷诗的创作得以延续。唐玄宗所制诗歌如《过大哥宅探得歌字韵》《过大哥山池题石壁》均作于歌舞筵席场合。此类宫体诗大多体现怜惜风月、游赏池苑、述说恩荣、记叙酣宴等情志，文官群臣应和玄宗的创作主题，在宴会玩乐之余吟诗作对也是一项常见的活动。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曾应玄宗诏入宫，为贵妃杨氏作《清平调》组诗，颂其美貌，“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太真妃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11]。玄宗之妹玉真公主也喜爱与盛唐文人结交，她乐于提携文士，与李白、王维、高适、张说等大家都有往来。诗歌创作蔚然成风，以长安为中心，云集了一批诗人，他们通过诗歌交往冶游，形成了大致相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女性崇尚的钗环珠翠样式随着奢靡之风的盛行更为精致奢华，诗人在聚会酬答、赏乐游玩时刻画的女性形象也更加富贵雍容、浓艳鲜丽。

中唐：元和诗风与宫怨闺情

元和时期，纤艳秾丽、婉媚绮错的诗风盛行，这与唐宪宗的文学品位高度相关，他在登基之后要求“自今以后，国子祭酒、司业及学官，必须取有德望学识人充”^[12]。唐宪宗进一步放宽了人才选拔条件，扩大了官员选拔的范围。元稹、白居易、武元衡等著名诗人都有官职在身，同时又是宪宗的文学侍从。宪宗偏爱对仗工整、音律和谐、形式完美的诗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元和年间，风格秾丽的近体诗歌在前朝后宫颇为盛行。《旧唐书》曰：“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6]穆宗是宪宗之子，可以知悉当时元稹所作纤艳诗歌在宫中风靡的情状。

另外，唐朝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唐代女性拥有了适度的自由，可以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权，她们饱读诗书，精通琴棋书画。如乐妓薛涛经常与元稹、白居易吟诗作赋、交游往来，她笔下的文字清丽动人，有着细腻饱满的情感，透露出优雅从容的态度。唐朝女性可以自由地进行社交、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参加体育娱乐。后妃公主可以不避外臣，更可以单独或公开外出游玩娱乐，与男性出游打猎、庆祝节日。这些场合为她们展现艳丽别致、奢华名贵的首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舞台，促进了金银发饰的流行。

“时宪宗以世道渐平，欲肆意娱乐，池台馆宇，稍增崇饰。”^[6]元和中末期，宪宗日渐沉醉于乐舞，宫廷间再度兴起了一股享乐之风。《御览诗》应运而生，这本选集收录的诗人大多活动于大历、贞元时期，诗歌体裁以适合在筵席演奏和宫女编舞的近体诗为主，内容不外乎宫怨闺情、相思欢愉。《御览诗》体现出中唐时期皇家贵族浮靡的心态情趣和风花雪月、欢娱苦短的日常消遣。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李绅、张祜和刘禹锡等人创制了大量文辞华美、音律流转的近体诗，侬软香艳的诗风盛行。有相当数量的中唐诗歌内出现了金银首饰意象，施肩吾作《定情乐》有“著破三条裙，却还双股钗”^[5]一句，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其九》也提到了首饰金钗：“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5]徐凝的《郑女出参丈人词》则有“翠翘”的出现：“凤钗翠翘双宛转，出见丈人梳洗晚。”^[5]

晚唐：艳情诗中的女子妆饰

晚唐的君主往往放权给宦官，耽于享乐，文人士子们没有光明的前程，只有穷途末路下无尽的绝望与消沉。与晚唐濒临崩溃、苟延残喘的社会背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城市经济畸形繁荣发展基础上的淫靡与放浪，这为艳情诗词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晚唐奢靡享乐之风盛行，与帝王的决策不无关系。唐宣宗时期，朝廷取消了对及第登科的进士庆祝集会活动的管控，曲江亭子和进士关宴引起公卿家族倾城纵观，助长了冶游宴饮的攀比之风。在酣歌恒舞中，诗歌朝着婉转细腻、柔靡轻艳的方向发展。由于科举考试的黑暗，寒门学子入仕无望，只好投入诗歌创作寻求内心的慰藉。晚唐诗坛向颓然消极、伤感无奈的方向转变。温庭筠、李商隐的诗歌体现了晚唐的风貌。温庭筠由于恃才傲物、讥讽权贵而时乖命蹇，为了寻找内心世界的桃源，他时常流连青楼楚馆，对乐妓舞女被迫沦落风尘的坎坷命运感同身受。她们的人生经历给温庭筠提供了灵感，他代替这些女性立言发声，创作了《苏小小歌》《张静婉采莲曲》《懊恼曲》等词曲。

不论是在奢靡土壤中开出的男女艳情诗之花，还是由于前程黯淡、国家朝不保夕而情绪消沉，进而转向相恋、相思、相怨的儿女情怀，以抒发怅惘的意绪，这些诗作中都不可避免地频频出现女性形象，而在刻画女子容貌时，钗环首饰屡被提及。李洞所作艳情诗《赠庞炼师（女人）》中有“睡融春日柔金缕，妆发秋霞战翠翘”^[5]，褚载在《句》中有：“躞蹀马摇金络脑，婵娟人坠玉搔头”^[5]，李商隐的《风》中也有“撩钗盘孔雀，恼带拂鸳鸯”^[5]这样的描写。

总之，在兼容并包、开放先进的文化风俗背景下，唐代商业兴盛、对外往来频繁，女性地位得到提升，佩戴钗环金钿变得普遍，步摇、花钿、钗、搔头等意象的使用频率得以提高。这些意象的发展演变与朝代兴替、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通过关注唐诗中出现的金银首饰意象发展变化情况，可以从中窥见唐朝由热烈浪漫转向消沉萎靡的文化与文学气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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