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线性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以茶马古道为例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线性文化遗产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推动线性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是随着数字化发展而兴起的新课题。茶马古道因茶马交易而形成，其沿线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尤其是茶马古道青海段，与唐蕃古道重合，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文化桥梁——茶马古道

石硕在《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一文中提到：“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1]从唐代开始，汉与吐蕃两族之间的交往已经非常密切。到了宋代，汉族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更加频繁，茶马古道也随之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促进了汉族与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两族的宗教文化、民风民俗也随着这条道路的兴盛日趋融合。茶马古道主要分为滇藏线、川藏线两条主干线，还有陇南线和青藏线等若干支线。滇藏线自洱海起，经过丽江到达卫藏地区。川藏线则自雅安至康定，从康定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北线从康定向北，经过炉霍到达昌都；南线则从康定向南，经理塘至昌都，两条支线自康定分开，至昌都汇聚，最后通向卫藏地区。茶马古道沿线分布着大量的聚落和文化遗存，古墓葬、古建筑遗址、壁画、驿站数不胜数；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非常丰富，藏戏、敦煌民歌等都是我国的文化瑰宝。茶马古道见证了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民族融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各个国家和地区应更加重视对文化线路的保护。茶马古道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沿线的文化遗存应该加以保护和传承。文化廊道的建设不仅能够丰富我国的文化底蕴，而且还能带动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藏族地区空气稀薄，气候条件相对恶劣，人民生活条件较差，建设茶马古道文化廊道，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也可以提高居民收入。

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方式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各个领域的进步。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虚拟现实、3D图像测绘、数据库归档、3D打印等先进技术在文物保护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线性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迫在眉睫。茶马古道沿线的文化遗存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风雨侵蚀等环境因素，或多或少都有一定损毁，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还原其原本形态，同时还有利于其长久保存。数字化技术具有交互性、实时性、便捷性、直观性等特点，在文化遗存保护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现如今我国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文化遗产的案例有很多。例如，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对青海省瞿昙寺的壁画进行高清数据采集并建立文物保护数据库。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数字近景摄影测量等数字手段进行信息的采集，并用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对信息数据进行收纳、分类、展示。青海省的香巴林塔尔寺由于地质特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致力于对其进行数字化保护，采用航天遥感技术对香巴林塔尔寺的历史文化古迹三维空间信息进行采集，并采用航空倾斜摄影技术与图像处理算法提取香巴林塔尔寺古建筑的藏式风格元素，实现了对塔尔寺古建筑群的数字化存档与管理。

通过研究前期专家学者的研究案例，可以总结出适用于茶马古道的数字化技术有以下几种。第一，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茶马古道的场景再现。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观众可以身临其境般感受到茶马古道的文化氛围。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沿线的壁画、石刻制作为动态展览，观众可以进行线上体验。第二，3D图像测绘技术。可以针对文化线路的文化遗存进行图像信息的采集，同时也可以将不可移动文物的高度、宽度等数据可视化，建立茶马古道数字化数据库。这不仅方便了后续专家学者的研究，也便于进行数字化存储，长久地保存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第三，数字博物馆。建立数字博物馆，可以实现文化廊道的系统化、可视化。第四，3D空间模型建造。可以极大程度地还原文化遗存的原本风貌，修复损坏的建筑、石窟、遗址等。

茶马古道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对茶马古道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首先要了解其沿线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通过对茶马古道的线路归纳，查询相关地区的文化遗产，可以对茶马古道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如表1）。

表1 茶马古道沿线物质文化遗产分布

通过对茶马古道沿线的物质遗产进行分类，可以整理出三个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的系统方案。首先对于石窟类文化遗产而言，可以采用无人机遥感技术、3D图像测绘技术等收集信息，并存入茶马古道数据库。通过采集的数据，可以利用3D建模技术对石窟类文化遗产进行复原，构建720°全景虚拟现实场景，让观者观看石窟周围环境全貌。其次是古栈道遗址类文化遗产，栈道主要分布于高楼间、悬崖峭壁上，是人们为了通行而建造的，采集数据较为困难。可以采用无人机航拍的方式，拍摄栈道的全景。最后是古城遗址类文化遗产，古城遗址具有聚落性、广阔性，需要分区进行采集，数据较多，可以利用3D图像测绘技术对古城遗址的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再根据数据库进行古城聚落三维建模。

茶马古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更多是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挖掘，需要选择适合其艺术形式的数字化技术。茶马古道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分类如表2所示。数字影视可以满足大多数艺术形式传承的需求，如通过拍摄茶马古道系列纪录短片讲述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源、工艺、技巧等，不仅直观生动，观者也可以更好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动画，以简单的动画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阐述；或者制作文创衍生品，利用3D打印技术输出文化IP形象。

表2 茶马古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

以“大遗产”视野寻求茶马古道数字化保护

何为“大遗产”视野？笔者认为是以整体的角度看待问题，不拘泥于某一文化遗产的独特性，而是要看到文化廊道沿线文化遗产的整体主题。茶马古道沿线文化遗产都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对茶马古道的数字化保护要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仅抠细节。这要求相关人员对茶马古道沿线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进行总结归纳，并将其存入数据库中，便于线性文化遗产的后续研究。因此，对于茶马古道而言，可以为其建立一个数字博物馆，以网页和App的形式呈献给大众。

 首先，网页上应该有一个茶马古道的交互导览，观者通过点击导览就能进入对应的地区浏览文化遗产。每个区域都应设置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板块，以便观者进行选择。其次，网页还应有关于茶马古道的视频讲解，可以是动画宣传片，也可以是纪录片，以进一步加深观者对文化线路的了解。最后，还可以设置体验类交互小游戏，以茶马古道的线路为关卡，体验者沿着茶马古道进行闯关。这不仅增加了网页的趣味性，也传递了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大遗产”视野下的数字化保护，最重要的还是建立数据库。将沿线文化遗产统一纳入一个完整的数据库中，以数字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对其进行归纳分类，这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线性文化遗产作为新兴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近年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线性文化遗产所涵盖的文化遗产种类较多、范围较广、保护难度较大。茶马古道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且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对茶马古道进行数字化保护，工程量较大，且对精准度有高要求，需要构建一个庞大的体系，加上技术的支持以及多次田野调查实践。但部分文化遗产所处环境较为恶劣，对其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存在一定困难。此外，茶马古道的文物资源信息还需要与博物馆进行对接，其中许多数据涉及版权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需要与各自的传承人进行对接，由于跨越地域广，对接工作难度较大。线性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广，需要多学科配合，协同合作。

我国目前对线性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呈现点状分布，以“大遗产”视野对“带状”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分析的系统研究案例较少，经验不足，加之带状线路之间的地貌特征不同，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运用数字化技术。

参考文献

[1]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J].西藏研究,2002(04):49-57.

[2]耿国华,彭进业.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1(05):709+768.

[3]杨林平,何凯东,丁飞燕,等.陇南茶马古道沿线传统村落保护价值研究[J].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2021(10):27-28.

[4]孟祥武,卢晓瑞,叶明晖.北茶马古道汉中段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划研究[J].甘肃科学学报,2021,33(05):91-97.

[5]邢宇,吴蔚.茶马古道雅安段的价值凝练与保护利用初探[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0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9城市文化遗传保护）.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1485-1491.

[6]汪新叶.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河南中小型石窟数字化复原与展示研究[J].大众文艺,2021(16):59-60.

[8]田野,王晓彤,谯娇,等.文化遗产数字化：既要存档，更要活化[J].文化月刊,2021(05):6-9.

[9]刘琳琳,石翔翔,徐守超.天津段运河文化发展与保护的数字化探究[J].明日风尚,2021(08):187-188.

[10]刘超凡.近三十年来茶马古道研究综述[J].农业考古,2021(02):261-270.

[11]李英.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分析[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04):162-164.

[12]张睿丰.建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J].城市住宅,2021,28(02):192-193.

[13]康昱明,李金峰.甘肃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探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11):281-283.

[14]杨福泉.茶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几个问题[J].新西部,2018(16):37-41.

[15]李刚,李薇.论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联系及历史地位[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04):11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