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马西北来：初唐引进马种综述

借历史文献和考古、图像材料互证，分述初唐政治环境、引进方式、马种及用途，可知初唐引进域外马种规模巨大，其中突厥马占比最高。文献与图像相对应的有突厥马、大宛马、吐谷浑马、于阗马等，胡马大大促进了唐与其他民族文明的交流与互动。

唐代文献中官方养马及用马的规模、质量都远超前代，而相关考古实物及图像材料是否支持这一说法？互证后是否有新的认识？本文从初唐政治环境、引进方式、马种及用途四个视角，综述初唐引进马种简况。

初唐政治环境

自高祖武德元年于长安建都至玄宗先天元年（618—712），初唐共历六位皇帝，计94年。当时关中以北的游牧民族有“突厥、铁勒、薛延陀、回纥等部族，东北有契丹、室韦、奚、高丽、靺鞨等，西北有西突厥、突厥施、党项、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南有吐蕃、南诏，及其他蛮、獠等”。复杂的政治环境，时刻威胁着根基未稳的初唐政权。武德年间，突厥自北年年南侵，唐军因缺乏战马，战局常处劣势，武德九年（626）的渭水之盟实为形势所迫。初唐在游牧民族环伺的背景下，必须解决战马短缺的迫切问题，诸多因素促成了唐对域外马种的大量需求，《新唐书》卷五十载：“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引进方式

马俊民据文献认为，唐代从边区少数民族及外国引进马匹种类多达83种。“胡马”中来自西北者最多，北部次之，东北又次之，东南最少。范围东自朝鲜，西到阿拉伯半岛，北至西伯利亚，南到印度，可谓地域广阔。其中引进方式主要有以下六种。

（一）继承前代

《新唐书·兵志》：“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这五千匹是唐代马政繁荣的基础，唐代绘画中鞍马题材盛行是证明。莫高窟321窟南壁的初唐《地狱图》里，河边吃草的二马，外形毛色明显非中原马种（图1）。另有北宋画马名手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反映了初唐四十八个官方养马场骏马遍野的盛景（图2）。

                                                图1《地狱图》莫高窟第321窟南壁（局部）初唐敦煌（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2（宋）李公《摹韦偃牧放图》卷（局部）绢本故宫博物院所藏（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互市

马俊民认为互市是引进“胡马”的主要方式。唐政府多以绢帛易马，玄宗朝始以茶购马。市马地点主要有营州、幽州、西受降城、云中府、朔方、安西、赤岭等七地。馆驿网络发达，互市规模巨大，交易数额惊人。

（三）朝贡

唐史载进贡“胡马”达42种，大食、坚昆那、拔汉那三国献马最多，达6次，鸿胪寺是管理贡马的专门机构。《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突厥下，录贞观二年（628），“颉利可汗遣使贡马牛数万”。高宗永徽五年（654），吐蕃遣使“献野马百匹……”

（四）和亲

武德二年（619），高祖李渊以诏令形式确定和亲政策。内容主要有公主出嫁、交聘、贡赐、互市等，少数民族政权必须上交数额巨大的聘礼，马匹就是其一。贞观十四年（640），吐谷浑首领诺曷钵迎娶弘化公主，献“马牛羊万”。贞观十六年（642），西突厥薛延陀请婚，献马三千匹。从初唐、中唐墓葬壁画中大量的仪卫图、出行图，可知马匹种类之多，用量之大，域外马种的频繁使用。

（五）战争缴获

唐初在战争与武力威慑下获取了数目可观的马种资源。贞观二十一年（647），阿史那社尔领昆丘道行军大总管破龟兹，俘国王，又向西域诸国“宣谕威信”，受到震慑的于阗遂向唐献马畜。

此外，唐中央也用官爵、“女妓”等方式换马。武德时，高祖李渊曾派人以“女妓”换名马数百匹。

 种类

（一）突厥马、回纥马、骨利干马

突厥马种，即蒙古马前身，多生活于蒙古草原地区。身材不高，头大鼻高，四肢不长，筋骨强健，耐力极强。葛承雍考“昭陵六骏”名称为突厥语，认为“拳毛䯄”“什伐赤”“白啼鸟”“飒露紫”即突厥马种（图3）。初唐时，在与突厥的战争中，获得了大批突厥战马。蒙古高原操突厥语的游牧部族回纥（亦称回鹘）所用马种，当为突厥草原马种。敦煌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中，战马也多为突厥马、回纥马。《新唐书·回鹘传上》：“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回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另有骨利干马种，见《太平广记》卷四八○引《神异录》：“骨利国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胜兵四千，地出名马。”贞观二十一年(647)，骨利干曾遣使献马十匹，此马种属高寒地带，体格高大，入唐数量极少，图像材料缺乏。

                                       图3（初唐）昭陵六骏石刻“飒露紫”，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大宛马、康国马

中亚是古老的良马产地，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时就带有乌孙马（西极马）、康居马和大宛马（汗血马）。今新疆伊犁地区即古乌孙国故地，康国在今前苏联楚河、塔什干一带，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那盆地。自汉始，这些西域名马就不断引入内地，大宛国良马被汉武帝命名为汗血马。从源流看，大宛马实为古老的阿哈尔捷金马（Akhal-teke horses），在今土库曼斯坦。《唐会要》七十二卷载：“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晋书•苻坚载记上》写其貌：“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汗血”是寄生虫致局部出血，非仅见于大苑马。“朱鬣”指红鬃，“凤膺”形容马前胸似凤鸟小而紧凑，“麟身”指身形如雌性的麟，或有龙鳞状斑纹。可惜此马图像材料未见。

（三）吐谷浑马

以今青海省湟源、白兰地区为核心的吐谷浑自古产良马。张得祖、任玉贵认为甘肃雷台汉墓铜奔马应为吐谷浑所产浩门马。孙机先生认为铜奔马同侧两腿同时腾空是“对侧步”，速度快，少颠簸，属于青藏高原所产浩门马、囊谦马。唐玄宗最爱之一的“玉花骢”，即吐谷浑马种青海骢。骢，指青白杂毛的马，行如地上龙。杜甫诗“闻道乘骢发，沙边待至今”，王维诗“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即指此马。此外，吐谷浑善养舞马，曾进献唐朝，何家村窖藏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的舞马当为此种。

（四）于阗马

林梅村通过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所获壁画和木板画，及宋李公麟《五马图》，考证于阗马是古代于阗国“一种浑身花斑的西域马”（图4），唐诗称誉的“五花马”正是此马。苏轼《三马图赞并引》描述《五马图》中的于阗马：“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其体形高大，头似龙，胸似凤鸟，脊背像虎，身上花斑如豹纹。

                             图4（6—8世纪）《骑乘人物图》，木板壁画新疆策勒县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英国大英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于网络）

（五）吐蕃马

《册府元龟》卷九七九载：“长安三年（703），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并求婚，则天许之。”吐蕃所献马种或为今日西藏马，属高原小型马，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蔡大伟对西藏马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揭示了其在母系遗传关系上，与近东、中亚以及欧洲家马有较近血缘关系，与东亚蒙古马和韩国马关系较远。侯文通认为藏马和西南马种的共同来源，是古代氐羌人南下及后裔迁徙，同时带去了河、湟间古“青海马”，经千年进化和繁育而成，可惜图像材料不确切。

（六）阿拉伯马、波斯马

20世纪英国东方艺术史学家巴兹尔·格雷（Basil Gray）曾说：“在中国方面，外国商人在中国港口组成的团体不断壮大，开始组织外贸。八世纪主要港口是广东，和位于大运河上的扬州。……中国人感兴趣的是进口马、琥珀、玻璃、银器以及铜锭、银锭、珍珠母和犀牛角。”此马种因海路输入，量少质优，考古与图像材料很难对应，但艺术风格有例证：初唐张士贵墓出土白陶马（图5），与康文通墓出土三彩马俑相比，其体型骨骼肌肉更写实，与中宗朝始流行的三彩马俑差异巨大，更接近波斯、大秦等地马种特征。

                                图5显庆二年（657）张士贵墓出土白陶马，昭陵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于网络）

贡献

据西安地区出土马俑，晏新志将唐人社会生活中的马分六种：军事、乐舞、狩猎、体育、出行、牧饲，笔者减为五种。

（一）繁育种群

初唐高祖、太宗朝重视马匹种群繁育，设监牧制度。马俊民、丁平平认为唐代马政，首段为贞观至麟德。《全唐文》二百二十六卷录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有：“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田水，四郡之地，犹为狭隘，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从创唐的5000匹到70万匹，可见监牧制度的贡献。此外，社会中上层亦大量养马，马种多样，唐墓壁画和大量出土的马俑即为明证。

（二）军事活动

游牧民族能迅速扩张建立辽阔帝国，主因之一是拥有快速机动的骑兵。丁平平引《通典》论述，初唐大将李靖认为骑兵在唐军标准建制中占战斗部分的30%，盛唐全部常备军57万人中应有骑兵部队16万人，唐军骑兵力量之强，在中国古代政权中首屈一指。敦煌莫高窟321窟壁画中的骑兵和懿德太子墓甲马骑兵俑均是典型例证（图6）。唐太宗《六马图赞》，赞誉自己所乘六匹战马的功绩，其中，“拳毛䯄”因身中九箭战死阵前。

图6 彩绘贴金骑马俑，懿德太子墓出土，国家博物馆藏（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乘驭交通

《旧唐书·舆服志》有，“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述自开元初，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女性都有出行骑马的风尚。申秦雁以永泰公主墓壁画胡人备马图为例，梳理唐墓图像，提出为墓主所备域外白马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唐墓及唐诗中多见，是前代神圣、祥瑞、高贵传统的延续。马匹在交通贸易中贡献巨大。《新唐书·地理志》载七条对外交通干道：安东道、高丽及渤海道、大同及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竺道、海夷道，而陆路运输多靠马匹。同时，唐承隋制，设有完善的国家馆驿制度，驿站最多达1639所。“丝绸之路属于中西通道大干线，任务繁重，每驿所配马匹数量大体都在二等驿（马45匹）与一等驿（60匹）之间，有的大驿配马达到百匹。”而张骞发现的“蜀身毒道”，常用南亚马种。

（四）农牧生产

唐代经济模式为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马匹不但能为农业提供畜力，还是畜牧业核心。天然牧场遍布中原以北和西部地区，除官马大量繁育以外，民间亦大量应用。

（五）娱乐

娱乐含马球、舞马、出游、狩猎诸项。马球起源有西藏和波斯两说。初唐文献显示，在军中训练骑兵时，马球是重要的训练与娱乐内容。从何家村窖藏镏金舞马银壶来看，舞马活动自中唐起就大受皇室欢迎。

初唐大量引进域外马种，有外部环境军事威胁和内部开放政策等多重因素。其马政系统完备，在中国历史上数量和质量首屈一指。引进方式主要有：继承前代、互市、监牧饲育、朝贡、和亲、战争缴获等。文献载引进马种达85种，西北最多，次北方，次东北，再次西南，最次东南；考古、艺术史图像与实物不能有效对应文献中的大部分马种，但突厥、大宛、吐谷浑、于阗等主要马种可初步对应；初唐引进马种的影响远超政治、军事领域，其还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范畴内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区域国家的交流互动，丝绸之路为直接见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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