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私家刻书群体探析

清代早中期在广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东地区的中西交流扩大，经济逐渐发达，基于技术、文化和经济的合力推动，私家刻书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发展较快。经济繁荣、文化多元，催生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再加上文化交流的深入，北方大量稿钞本流入广东，为广东私家刻书提供了刊刻的稿件来源，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私家刻书的发展与繁荣。清代广东私家刻书群体主要有文人学士、富商巨贾、藏书大家等，由于各自的身份、社会地位不同，不同的刻书群体从事刻书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体现出了崇高的人文情怀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清代广东出版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后，我国刻书业自唐代中后期开始兴盛，至宋元时期达到顶峰，明清两代继续发展，各个时期的刻书业形成了不同特色，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献。中国历代刻书按其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府刻书、私家刻书和坊间刻书。所谓私家刻书，是指凡不是以卖书为业，而由私人出资刻校的书，这些书称为“家刻本”“家塾本”或“宅塾本”。

有清一代的学术研究工作，是由反对宋人专谈理性之学，而变为专治训诂笺释的汉学，进而发展为考据学。又以善本日出，互有异同，故又由考据学而发展为校勘学，同时辑佚之学也兴起。在这种情形下，私家刻书蔚然成风，且以辑刻古籍为主。

清代顺治年间，社会尚处动荡之中，且统治时间较短，故广东私家刻书不多。清代康熙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广东刻书开始兴盛。乾隆时大兴文字狱，刻书事业因而转衰。嘉、道后又开始转盛，咸、同、光三朝进入高潮期。进入民国后，由于西方印刷术的普及，我国传统印刷术逐渐衰落。众所周知，刻书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清代广东文化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随着元、明、清大一统国家的持续发展，广东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一步深化，雕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二是自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广东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成为“天子南库”所在之地；三是清代长期奉行的“一口通商”政策，广东和海外的联系日益加强，新思想、新技术不断引入；四是大批华工漂洋过海，华侨文化发达；五是省内土客文化从冲突到言和，民众逐渐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合力。经济繁荣、文化多元，催生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再加上文化交流的发展，北方大量稿钞本流入广东，为广东公私刻书提供了刊刻的稿件来源，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私家刻书的发展与繁荣，各方力量纷纷加入刻书队伍。本文试从私家刻书的群体及其文化情怀进行分析。
       文人学士的图书刊刻与学术流播

清代活字印刷较为盛行，为私家刻书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一些文人学士出于对学术的热爱，一旦经济条件许可，便会进行图书刊刻。

广州万木草堂的主人康有为（1858—1927），广东省南海区人，清末民初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公车上书”的发起人。刻有本人著述的《新学伪经考》十四卷、《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十一卷、《论语注》十六卷等，这些著述为戊戌变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顺德读书草堂的主人简朝亮（1851—1933），广东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曾与康有为一同求学于广东名儒朱九江门下，研习经史、性理、词章之学。其一生淡泊功名，潜心讲学著述，志在“正人心、挽世风”。自清光绪至民国间，他刻印了《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十卷、《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四卷、《朱子大学章句释疑》一卷、《孝经集注述疏》等多部作品。

番禺修本堂的林伯桐（1778—1847），儒家学者、诗人，嘉庆年间举人，道光时曾任德庆县学正，丁父忧三年后居家开馆授徒传经。阮元督粤时建学海堂，延其为首任学长，曾为邓廷桢二子家塾教师。刊行《修本堂丛书》，涵括《毛诗通考》三十卷、《毛诗识小》三十卷、《古谚笺》十一卷、《学海堂志》《修本堂稿》四卷、《两粤水经注》四卷、《史记蠡测》一卷等。清道光年间先后刻《许氏说文解字双声迭韵谱》一卷（邓廷祯撰）、《修本堂丛书》十种九十三卷。

这个群体刻个人著述、先人及族贤著述、时贤居多，规模较小，一般刻单本著作。俗话说，术业有专攻，文人学士往往关注某一学术领域，并颇有成绩，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便进行图书刊刻，以经史类居多，间及集部，大多质量较高。这些著作多为学术著作，从学术探讨与传播的角度出发，选择性地刊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清代学术的传播与流变做出了贡献。

富商巨贾的图书刊刻与文献存传

清代康熙年间以及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鸦片战争结束，全国仅有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及周边商贸发达，资金雄厚，富商巨贾热衷于搜残存佚,刊刻罕见珍本,并延聘专人校勘，负责刊刻书籍，尤以十三行商人潘仕成和伍崇矅为代表。

广州市荔湾区的海山仙馆业主潘仕成（1804—1873），其先祖以盐商起家，他继承家业后继续经营盐务，以至洋务，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既经商又从政，既好古也学洋，一生为官、经商、治学，有见识、有财资、有学问，对藏书情有独钟，是远近闻名的“藏书迷”。他在广州荔枝湾主持修建的私人别墅海山仙馆，占地上百亩，内有“文海馆”,藏书数万卷。依托扎实的学问、殷实的家底和丰富的家藏，潘仕成于道光咸丰间延请南海谭莹审校，刻成《海山仙馆丛书》，内含经、史、子、集四部分，共五十六种四百八十五卷，堪称岭南文化经典。另外，道光间还刻有《佩文韵府》一〇六卷、《大清律例按语》一百零四卷、《海山仙馆丛贴》六十卷、《选刻经验良方》十卷等。值得一提的是，得广州中西交流之便，潘仕成还刻印了不少西方数学、医学、地理类图书，如法国传教士玛吉斯的《外国地理备考》等。

南海粤雅堂业主伍崇曜（1810—1863），道光十三年（1833），伍崇曜接替其兄伍元华任怡和行商和十三行公行总商。邑廩生，以赈捐赐举人，后加布政使衔。家富于财而喜结交文人，并多方访求珍稀古籍，搜罗颇丰，筑“远爱楼”为藏书之所，构“粤雅堂”为辑书校书之地。伍氏刻书，重视乡邦文献，偏好孤本秘笈，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丛书，凡传统学科之门类都有。伍氏的刻书活动，从道光十一年（1831） 起至同治二年 （1863）止，持续三十余年，前后辑刻达二百多种，二千余卷。所见有：《粤雅堂丛书》三编三十集一百八十五种一千三百四十七卷、《岭南遗书》六集五十九种三百四十八卷、《楚庭耆旧遗诗》三集七十四卷、《粤十三家集》十三种一百八十二卷、《金文最》一百二十卷、《舆地纪胜》二百卷、《西湖书院重校史论丛编 》四种十一卷（清）刘口辑。伍氏所辑刻各书，错讹脱夺极少，雕版精良，形式大观，尤以辑刻《粤雅堂丛书》为人称誉。

富商巨贾由于资金雄厚，往往刊刻大型丛书，注重对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且由于聘请专人进行校订，刻书质量较高。《粤雅堂丛书》的整理编撰者谭莹好搜集粤中文献，因此丛书来源广泛，包罗万象，种类齐全，内容完备，正如伍崇曜在序言中表明了他的收书原则：“恐抱璞而遗玉，谓披沙而拣金，踵谬沿讹因陋就简。”“千兔裁定束乎两牛，岂韩淮阴之将兵多多益善，实赵平原所爱士碌碌无奇，灯务饰乎九华？琴必珍乎百衲？”现在来看，《粤雅堂丛书》中确是收录了许多难得的珍本、足本。可以说，《粤雅堂丛书》是清末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型丛书之一，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历史、科技、地理、音韵等有重要参考价值。晚清重臣张之洞深为赞誉。富商巨贾由于财力雄厚，收书完备，在文献收藏尤其是乡邦文献的保护上居功至伟。

藏书大家的图书刊刻与文化传播

清初，承明代藏书遗风，各地藏书家颇不乏人,特别是明末江南各地藏书家,一方面继承前代遗书，逐步加以扩大补充，建立有特色的藏书体系；另一方面，经明末的社会变动，部分藏书散出，一些藏书家能集中流散图书，数量增多，质量提高，成为藏书名家。乾、嘉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文化教育事业的提倡为私人藏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特别是适应文学、语言、史学、地理学等研究的需要，私人藏书得以迅速发展。一些家境富裕的藏书家受当时刻书风气的影响，也纷纷加入刻书队伍，广东的藏书大家参与图书刊刻的也不乏其人，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三位。

南海三十三万卷楼的孔广陶（1832—1890），为孔子第七十代孙，清代广东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因经营盐业致富，筑“三十三万卷书堂”“岳雪楼”藏书，收藏丰富，喜刻名籍。曾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刻书有：唐徐坚等撰的《古香鼻鉴赏袖珍初学记》三十卷，唐虞世南撰的《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孔广镛等编《岳雪楼书画录》五卷，《古香斋》十种等。

广州碧琳琅馆的方功惠（1829—1897），湖南巴陵（今岳阳）人，以父荫任广东监道知事，官至潮州知府，出仕广东三十余年。清代著名藏书家，在广州建“碧琳琅馆”“玉笥山房”“传经堂”“十文选斋”以藏书，藏书达二十余万卷，所藏珍本、秘本、孤本极多。编刻有《碧琳琅馆丛书》四部，另刻印有《古小学汇函》《古经解汇函》《全唐文纪事》等图书。

南海面城楼的曾钊（1793—1854），曾任合浦教谕，后调钦州学正，举学海堂学长。博览群书，笃学好古，读一书必校勘伪字脱文，嗜蓄书，遇秘本或雇人影写，或怀饼就钞，积七八年，得数万卷，堪称读书人中的“有心人”，是清代广东著名藏书家。筑有“面城楼”以藏书，清嘉庆道光间自刻《面城楼丛刊》三种十九卷、《诗毛郑异同辨》二卷。自著有《周礼注疏小笺》《面城楼文存》等。

藏书家群体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寻访图书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在丰富收藏的基础上，汇刻小型丛书，且以类编为主。藏书家的刻书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属性和一定的规模，在文化艺术文献的保存和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如上文提到的《古香鼻鉴赏袖珍初学记》《岳雪楼书画录》及明人诗文集等均是代表某一文化艺术领域的图书。

地方官员的图书刊刻与教化育人

官僚是通过层层选拔进入仕途的，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较高的学识水平。清代一些有文化情怀和远见卓识的官员如阮元等在广东任职期间，也组织刊刻了大量典籍。

阮元（1764—1849），江苏仪征人，清乾隆年间进士，在粤期间，重视教育，开创学风，创立学海堂书院，刊刻《皇清经解》，为岭南培育了大批人才。梁启超盛赞：“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清中后期，在阮元等人的示范效应下，广东的一些地方官员更加重视对典籍的刊刻。

广东藩司募刊康熙三年（1664）敕撰《数理精蕴》上编五卷，下编四十卷，数理表八卷；广东臬署尹继善刊《世宗上谕（雍正四年谕旨）》；广东提督方耀曾翻刻《相台岳氏古注五经》九十三卷、《前汉书》一百二十卷（汲古阁本）（汉班固撰、班昭补）、《后汉书》一百二十卷（汲古阁本）（宋范晔撰）；道光间两广节署卢坤刊《文心雕龙》十卷（梁刘勰撰、清纪昀评）；道光十三年（1833）两广节署卢坤刊《史通削繁》四卷（唐刘知几撰、清纪昀评）、《朱批庄子》十卷（周庄周撰）、《朱批陶渊明诗集》四卷（晋陶潜撰）、《朱批昌黎先生文集》（唐韩愈撰）、《朱批苏文忠公诗》五十卷（宋苏轼撰，清纪昀评）、《五色批五家评点杜集》二十卷（唐杜甫撰，明王世贞、王慎中，清王士禛、宋荦、邵长蘅评），卢氏还刻有《朱墨本史记菁华录》《朱墨本纪评瀛奎律随》《朱墨本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嘉庆四年（1799）阮元自刻《经籍纂诂》十卷；等等。

一个地方的教化离不开地方官的努力，而地方官的素质则影响了教化的程度。地方官承担了重要的教化责任，不仅要将中央的命令传达到地方，还要将教化的引导作用在地方上发挥起来。地方官员是国家和地方连接的桥梁，同时要在地方上推行中央的诏令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地方官员肩负地方文化教育的职责，往往选择思想性比较强、有教育意义的典籍进行刊刻传播，以实现教化子民的目的。

清代广东的出版业，由于学者及藏书家纷纷参与刻书，富商巨贾高薪延请文化名人进行校勘订误，官员更是遴选人才对典籍进行甄选考辨，因此刻书质量整体很高。由于各自的身份、社会地位不同，不同的刻书群体从事刻书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体现出了崇高的人文情怀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清代广东出版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相较刻书业发达的江浙地区，清代广东的私人刻书家多了一份公心，少了一份功利。他们不以刻书扬名，不以刻书获利。当代的出版人，应该学习古人的这种情怀与担当，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多出好书，多出精品。

参考文献

[1]陈建华,曹淳亮.广州大典·第二辑·海山仙馆丛书[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

[2]陈建华,曹淳亮.广州大典·第三辑·粵雅堂丛书[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

[3]罗志欢.清代广东部分书坊及私人刻书简述[J].图书馆论坛,1993(02):70-73.

[4]罗志欢.清代广东部分书坊及私人刻书简述（续）[J].图书馆论坛,1993(03):77-83.

[5]王倩,王磊.清代十三行商人的图书刊刻及责任担当探析——以《海山仙馆丛书》和《粤雅堂丛书》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6(24):80-83.

[6]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