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万里茶道上的驼夫流动与民族交融

驼夫，亦称“驼工”“驼客”“驼倌”等，是旧时我国北方地区以驼运贸易为生的牵挽劳力。作为多民族跨区域共享的文化符号与形象，驼夫这一职业运输群体伴随清代万里茶道的兴旺而壮大，为我国沟通南北贸易、开拓边疆商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同时，其大规模流动有力地促进了沿路各民族经济与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对所经之处民族交融的深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淀了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中叶以降，以茶叶贸易为核心的万里茶道蓬勃发展，促进了华北与西北诸地的商货陆运行业——驼运业的壮大，其运输主体即为驼夫。作为人与物流通的机能载体，驼夫以驼运为纽带，驼队为群体组织，肩负起组建地区商贸网络的重任，使内地与边疆的物产、社会文化得以融汇，各民族群众在交往与互惠中对彼此产生了亲切的认同感及休戚与共的一体感。笔者从文本出发，于历史书写与民间叙事中的驼夫事迹汲取养分，探析驼夫流动对深化万里茶道民族交融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驼夫之形成：多元民族的一体共生

至17世纪中后期，随着万里茶道通商日繁，其北方路段的各“旱埠码头”逐渐兴起了依赖人力与畜力运输商货的诸多行业，其中以驼运为大宗。彼时北方地区的驼运除民间自发组织外，主要操于旅蒙商号、驼运店与蒙古族封建贵族之手，这些营驼运业者常雇募大量青壮劳力使役，由此“驼夫”应运而生，并于清末民初成长为万里茶道于华北、西北地区的运输主力。

驼夫主要来自归绥、山西、河北、甘肃等万里茶道途经的北方地区，多由生计凋敝的农民转换而来，以汉族、回族群众居多。如魏大林认为清末民初活跃在新疆奇台的驼夫“分为甘肃、晋绥、河州三大邦”，由汉族、回族民众组成。民国学者薛文波认为归绥一带“驼户有回汉两族人。”亦有学者将养驼经商的游牧部众纳入“驼夫”之列，如钟敬文认为：“甘、青、宁一带的驼帮，因骆驼客民族的不同，有蒙驼、回驼与汉驼之分。”美国学者艾梅霞指出：“在蒙古地区有两种骆驼商队，分别由喀尔喀人与喀喇沁人掌握。”可见驼夫构成之多元。历史上不同地区、民族的驼夫组织结构各异，却普遍以“把子”，即蒙古语中的bazz一词来指代一定数量的驼夫，足见驼夫作为各民族交织性融入的多元群体，兼具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实践记忆。

驼队为驼夫的群体组织，而不同民族的驼夫常共生于同一驼队中，传统的民族分野在驼夫交往中被不断弱化，民族关系更具弹性与可塑性。如商号“德厚堂”经营的驼队以回族驼夫居多，而领队为满族人关应保与汉族人杨继金。丹麦人亨宁·哈士纶在其著作《蒙古的人和神》中提及：“这个小驼队是由一个蒙古人、两个汉人、八峰满载牛皮的骆驼和一条大黑狗组成的，这两个汉人是去归化城路上的生意人，他们带着经过额济纳时买的产品。蒙古人是骆驼的主人和驼队的领导。”[]长此以往，族群边界在驼夫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消融，产生基于业缘的质朴情谊。如归绥曾有王氏汉族因其运营的驼队中以回族驼夫居多，而习染回族驼夫风俗，以至于生活与回族群众无异，被当地人称为“白纸幌子”买卖。

驼夫之流动：多重生境的一体共济

通过对地方文献与驼夫口述史料的考察，笔者认为驼夫的流动以晋冀蒙交界区为核心中枢，以万里茶道的华北、西北与蒙古草原段为主干，依托边陲市镇这一稳定的共生界面，串联起孤立的民族生态单元，扩大了不同民族的区域性资源共享，使内地农耕社会与边疆游牧社会相互补充，构成平衡互惠、商贸互通的一体经济格局。

晋冀蒙交界区处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镶嵌地带上，北通瀚海，东抵京津，西连河西，南接中原，是万里茶道的重要途经地。因此大漠南北的各路商贾汇集于此，驼夫的各流动线路也在此交织为密切联系的物流大动脉，汇成通向各地的贸易洪流。1893年，俄罗斯人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及蒙古人》中谈到：“归化城仅汉人可供出租的骆驼总数就有七千至七千五百峰，可运输货物十万普特。”前往多伦诺尔的驼夫亦有俗语：“八沟热河喇嘛庙，西口到东口再到喇嘛庙。”其中“八沟”“热河”“东口”为今河北省的平泉、承德与张家口，“西口”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与包头。驼夫所行之路除万里茶道外，还包括众多驿道、盐道与宗教进香路线，也与清代在蒙古地区设立的的卡台交通系统有重叠的部分。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常为在自然路的基础上稍加整治，部分道路沙山绵亘不生织草，且受地缘政治影响较大，因而复杂多变，但驼夫流动的方向与所经区域长期保持一致。

清代北方地区驼夫的流动除“在锡林郭勒、伊克昭盟、阿拉善旗、热河、察哈尔、甘肃中卫等地跑一些短途运输”外，以由归绥、张家口等地北行前往经棚、库伦、呼伦布雨尔、“前营”乌里雅苏台、“后营”科布多与恰克图等地为主，驼夫将这一流动过程称为“跑外路”。在驼夫流动的影响下，赤峰等东部草原诸商贸重镇的驼运业也得到些许发展，光绪年间赤峰“就有几家回民拴骆驼的”[]，至民国年间当地骆驼已逾900峰。这些前往漠北的线路出现较早，成为向蒙古草原供应茶货物品的畅通渠道。

受清末外蒙古时局动荡之影响，驼夫北行之路先后中断，驼夫流动多转向西北诸省，由漠南地区跨越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经居延西折，由河西走廊前往天山北麓，驼夫将这一流动过程称为“走西路”。驼夫主要途经阿拉善额济纳旗与乌拉特前旗，宁夏银川，甘肃兰州、凉州、甘州、肃州以及新疆北部的古城子、迪化、哈密、吐鲁番等地。据1935年由民国政府铁道部“绥新公路查勘队”所撰的“绥新驼路调查”一文可知，驼夫仅由内蒙古西部至新疆北部至少要经过七十九站，其中“绥远二十一站，宁夏二十站，甘肃十四站，新疆二十四站”。驼夫西行流动之广从中可略窥一二。向西流动的驼夫逐渐增多，带动了以民勤为代表的河西驼运业的发展，以至于清末民初，甘肃与新疆一带“练头把式多为民勤人”。新疆北部奇台的驼运也得到壮大，在山西曾有“要想挣银子，走趟古城子”的说法。

驼夫从边疆各地运回内地的各种货物大都分销于京津地区各商贩，再由其转售于内地。因此驼夫在大规模前往北疆各地的同时也沿万里茶道开辟了不少流向冀中南、京津一带的东行路线。如张家口的驼夫常为京庄外馆承揽业务，经宣化、沙城后至京津地区或前往沧州与祁州一带。归绥也有经丰镇、隆盛庄、张家口前往北京丰台的驼夫流动线路。除上述线路外，驼夫亦有不少南行路线，主要途经晋陕两地。归绥有驼夫“跑张家口、丰台、山西、太原以及山西神木、榆林等地”，张家口也有驼夫“出了雁门关……最后经太谷、洪洞沿汾河南下来到晋南的曲沃为终点”的流动线路。

驼夫在万里茶道上营运的商货品种甚为齐全，囊括关乎民生的各种物资，可以说上至布匹绸缎，下至茶叶葱蒜，覆盖沿途各民族聚落的大小区域市场。如驼夫间传唱的歌谣所言：“大骆驼驮的是上档货（哎），小骆驼驮的是毛连裹脚。”其中以各商号先后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崇阳等内地几大产茶区采制的砖茶为大宗，有米心茶、白毫茶、贡尖、龙井等多个品种。这些砖茶针对游牧民族的口味而焙制成不同的风味，在归绥、张家口等商埠加工包装后向边疆运输。除此之外，还有“东生”“月生”等生烟、布绸、酒类，以及木碗、鞭杆、鼻烟壶、鞍韂等为游牧民族制作的生活用品与近代涌入北方地区的洋火、洋蜡、洋线、洋油灯等“京广货”。除玉石、金砂外，驼夫还在边疆地区大量接收虎骨、鹿茸、羚羊角等天然动植物药材，哈密瓜、葡萄、石榴等瓜果干货，狐皮、狼皮、貂皮等珍贵皮货，以及薄呢、甘草、羽纱、丝绒、松木、油脂、蘑菇、盐碱等边地特产。

由此可见，驼夫于万里茶道上的不断往返适应了内地农耕民族与边疆游牧民族不断扩大的物资交流，将商贸活动由沿边集镇扩展至绿洲聚点与草原牧区。驼夫的流动既解决了边疆地区畜牧产品长期无人收购，生活用品无法购买，牧民需长途跋涉到边塞进行互市交换的问题，也满足了内地手工业对皮毛等原材料以及城市居民对饮食多样化的需求。在驼运过程中，驼夫虽主要作为劳力承担运输一职，但却并未被排除在商贸活动之外。驼夫在为雇主“拉骆驼”时可将自己的骆驼并入驼队，这一过程被驼夫称为“捎驼”。如驼夫无驼，亦可向雇主借一峰骆驼，即驼夫口中的“大骑程”。这样驼夫便可在行程中携带部分商品经商。文献中记载：“驼夫有驼，可混入驼群，与驼户之驼得同样之运费。但每人只以一二驼，无驼驼夫只带少许之货物，到达地土后，变卖得些须之利，心亦满足。”因此驼夫的流动线路也是各民族交流的重要孔道。

驼夫之生活：多样文化的一体共演

文化互动是指在相关民族文化调适的基础上，其作用与反馈交错出现且连续耦合运作的过程。驼夫在万里茶道上班转递动，离乡井，冒风沙，连接星罗棋布的城镇与驿站，为沿路各民族文化的互动创造了充足的条件，组建起一个点面结合的多元文化网络。

驼夫行走于万里茶道除了需要有一身驾驭骆驼的出众能力外，还要习知万里茶道沿途水草，谙悉各民族情形。如回汉驼夫要熟知沿途各游牧民族风俗，并掌握偏重实用性的蒙古语、维吾尔语与哈萨克语等语言，即“买卖语”。因驼夫所经之处以蒙古族居多，为方便交流，驼夫对一些驼队用具以蒙古语相称，如将火撑子称为“吐勒格”，将帐篷支架称为“巴格那”等，甚至驼夫让骆驼坐下的指令也为蒙古语“哨克”。在长期的族际交往中，驼夫也将各民族的文化气质凝结于一身并融入日常生活中。如甘肃民勤的汉人驼夫在牧驼时常与阿拉善的蒙古族群众搭伙，深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兼通蒙汉双语。学者王海英记述民勤汉族驼夫孙得正：“他喜欢吃‘棋蛋子’（一种蒙古族油炸食品），他讲故事时不时冒出几句蒙古话或回族语言，他讲述的驼道岁月充满了多元文化的交织和融合。”

频繁的族际交往使得族际互信不断加深。驼夫在行进途中如造访蒙古人家，“主人闻犬吠出相迎，拉马请入，作问候语……蒙古男女纷纷有手持口袋来索面及面饼者。驼夫每人与以干馍馍一碗，吃毕，又与以面一碗……留宿则为铺衣被如家人，虽勾留数日无难色。或遇骆驼疲乏，则宿数月亦常有之。”长此以往，形成“绥远境之西大公及阿剌善王爷府诸盟旗之蒙人，均与回族（驼夫）友好，路上颇尽照护之责……缠头与哈萨克诸回族……倍加亲挚，故商贾虽履行数千里路，实加磐石之安”。虽然驼夫在行进中的生活非常困苦，但在途中如遇“喇嘛之求布施及蒙人行乞”，也会“莫不向于为难”。在驼队中若有幼驼诞生，也常“将小驼送之蒙古人”。这种相互依存、优长互补的族际互信为实现民族利益共赢奠定了坚实基础，“和而不同”的族际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巩固与深化，为万里茶道上的民族交融提供了强大的内聚力。

驼夫在生活中与各民族群众结为好友的故事亦屡见不鲜。如回汉驼夫在夏季修整的“坐场”期间，会将骆驼送往蒙旗草原养膘，与当地蒙古族民众交往颇多，经常互通有无。如驼夫想要改善伙食，就用莜面等食品与蒙古族群众交换等价的牲畜，或用一些针头线脑、瓷器等生活物品向蒙古族群众换回奶豆腐、奶皮子等奶制品。在驼夫准备妥当“起场”上路前也会宴请蒙古族群众，以表在“坐场”期间的谢意。呼和浩特的地方民间叙事中也有蒙古族群众将讲公道、守信誉的刘姓回族驼夫以“刘盖”相称的记述。“盖”为“盖章”之简称，在蒙古语中有佐领之意，可见该驼夫在当地民众心中影响力之深。亦有驼夫与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如许多甘肃民勤的汉人驼夫在“拉骆驼”期间结识蒙古族姑娘，婚后便生活于蒙地，生活习惯趋近于蒙古族。可见，驼夫流动使各民族人民于万里茶道上对彼此的文化要素、价值理念、生活方式进行了吸收、借鉴与融合，在走向一体的动态过程中成为共享生活方式的主客共同体。

同时，驼夫作为万里茶道上文化活动的主体之一，其精神文化成果在各民族的文化交往中得到共享，收获共鸣。为打发时光、抒发胸中苦闷与思乡之情，驼夫间曾传唱一种即兴编创、口耳相传的抒情歌谣，有学者称其为“驼调”。“驼调”的创作由回族、汉族、蒙古族等各民族驼夫共同参与，结合了陕北信天游、内蒙古中西部半农半牧区的爬山调等多种音乐因素。如“走盐池过新沟日落西山，黄土地好凄凉不见人烟。进肃州过城门里面是平川，买路票准备好明天过关。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谁知道哪天哪日把家还”。“黄沙沙铺路（哎）到天边（哎），牵驼的哥儿真可怜，太日头底下晒。地里头摘来（哎）醉心的瓜（哎），桌上杀成八牙牙，凉州哥哥你坐下。有心成亲（哎）快说话（哎），男儿家何必羞答答，明日个来娶咱。”这质朴话语道出了驼夫生活之悲喜，使得驼调广泛流传于驼夫所经之处，经久不衰。

正所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各民族劳动人民的胼手胝足。驼夫作为我国北方特定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产物，远非空洞抽象的精神意念，而是植根于北方各民族群众现实生活的感性形象。笔者认为，当下学界要立足于全局考察驼夫这一群体在万里茶道民族交融中的历史地位，要在总结其历史贡献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也应对驼夫形象加以提炼，将驼夫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存在性与变化性有机地融为一体，兼具学术深度与生动表达，深入阐释万里茶道上的民族交融史，书写我国内地与边疆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历史事实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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