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文化空间的扩展升级

公共文化空间的存在伦理 

“公共领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中公开民主的政治辩论，这个概念下的“公共领域”指的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在共同的活动中交换和展现自己价值观点的公共场所。“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关于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中，随后逐渐进入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出现在芒福德和雅各布等人的一些建筑学术著作中。其概念的发展变化体现的正是随着城市发展而变化的个人和群体得社会关系。《城市规划原理》一书中提到，狭义的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居民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如我们生活中经常去的文化广场、体育广场、街心公园、商业步行街。广义的城市公共空间可以扩大到公共设施用地的空间，如城市绿地。可以说城市公共空间就是室外空间或开放式空间。另外，还有一批学者强调，在城市公共空间中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总之，城市公共空间在现今社会作为人们生活和交往的场所，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其重要性也愈发明显。

为什么人需要公共空间？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其实是人所具有的社会性的必然结果。人们既注重隐私的保护，同时又想与他人有接触，能够相互帮助。无论是城市还是街区，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调控两者之间的平衡是非常有必要的。城市居民繁忙的工作和生活需要一种不那么正式的公共生活来映衬，对其生活和工作起到调和的作用。更直白地讲，城市居民下班后的闲暇时间、工作间隙、午休时间或者周末的休息时间，除了需要有私人生活空间外，也需要有更多的城市公共空间来满足其社会性需求。

在建立社区认同乃至国家意识方面，公共文化空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一些微小的公共接触构成了信任。例如，我们在咖啡厅前停下来喝一杯咖啡，向小超市提供一个建议，向公园里的大爷大妈们热情地打招呼。这些都是在公开范围内发生的平常性接触，都是我们自己主动去做的，其实这就是公共尊重和信任构成的一张网络。此外，图书馆、自然保护区、社区食堂、互助超市以及艺术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能形成“领地意识”，不能说这个空间是属于某一个阶层、某一种国籍、肤色或者身份。这是为了让不同的人之间产生切身的、共同的联系，打开对话框，产生社区认同乃至国家意识。

公共文化空间的变化趋势

公共文化事业政府功能的分解与重构

公共文化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它的存在与发展需要法律保障，人民大众共享的基本文化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运用政权力量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公共文化机构整体被纳入文化事业范畴。实践表明，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发展体制是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其为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社会急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公共文化事业政府功能的分解，以及公共空间坍缩和矮化窄化现象的出现。“公共文化”一词的内涵自2003年以来在中国语境中有了很大变化。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一词，同时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原则。201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并于2017年3月起施行。这意味着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基本需求有了制度性保障，同时其也强调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公民和法人，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参与，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成立公共文化方面的社会组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社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公共文化空间创新能力与城市化进程不匹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人口多元化与城乡二元化对公共文化空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公共文化目前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传统民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曾有过把民俗传统视为低俗文化，不被视为公共文化的误区。中国城乡长期存在公共文化空间的布局和服务供给不均衡的现象，文化事业普遍存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公共文化不能接受民俗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很难实现。因此，从公共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一定是社会大众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化和精神世界。因此要根据新的社会需求和空间场景的一系列变化进行升级，不断扩展公共文化空间。

公共文化空间的扩展

公共文化空间扩展的基础是物理空间的扩展

文化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代表，虽然在物理形态上是固定的，但是其在功能输出时可以跳出桎梏，向外延展。在文化馆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时，习惯在固定的礼堂、文化广场举行，容易受到场地的限制，导致活动形式单一、辐射范围有限、影响力不足。如果各类文化场馆开展活动时走出原来封闭、固定的场馆，走向更加开放的公园、商场等空间时，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其功能。如朝阳文化馆于2017年开始举办的北京朝阳森林演出季品牌活动，汇聚了朝阳区43个街乡、社会单位、艺术园区等文化力量，将文化活动带入公园，搭建朝阳区共建、共享、共赢的文化发展平台，并聚焦时代主题，弘扬核心价值，在全区广泛开展评比、展演、展览、文创等活动，提升了区域的人文素养和城市的文明程度。又如北京潮流音乐节在公园的绿色草坪、先锋的艺术园区、美丽的城市街区、宽敞的体育场馆等处留下足迹，通过流行、民谣、摇滚等音乐形式，呈现出了音乐的独特韵味和无穷魅力。文化馆活动范围在物理空间上的延展将进一步强化文化馆的服务功能，扩大文化活动在城市、社会中的影响力。

数字化建设成为公共文化空间扩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线下公共文化空间向线上扩展，由单纯的线下模式向线下与线上结合的模式转变，成为构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场景的必由之路。《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这使得文化馆的公共空间大大延伸。

数字化建设成为扩展公共文化空间的新趋势，数字化建设突破了公共文化空间在物理空间上的限制，丰富了公共文化的普及方式，与线下空间相比，线上空间为文化馆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利用直播或者录播等形式开展非遗、绘画、摄影、舞蹈、音乐、书法、戏曲、国学、新媒体应用等艺术普及课程成为促进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发展的有效方式。但也需要注意文化馆数字化并非追求文化活动的数字化，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的一大意义在于其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性需求，单纯的线下模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纯粹的线上模式也不可取，应当探寻合理的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模式。此外，数字化建设的另外两个关键在于利用数据化更好地了解百姓真实的文化需求，不断调整文化服务，利用数字化多媒体更好地进行文化活动的前期推广与后期宣传，从而提高文化活动的知名度，扩大受众范围。

扩展公共文化空间的关键是文化场景的创新

公共文化空间是开展文化活动、提供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场所，如何在公共空间中配置文化内容与其他内容，构建极具特色与吸引力的文化场景，是打造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内容，因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质量的关键在于文化场景的塑造，而塑造文化场景需要准确把握公共文化空间在空间、人流以及时间等方面的特点。构筑符合空间特点、人流特点和时间特点的文化场景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居民的需求。

薛兆丰教授的“菜市场遇见经济学”主题展览和新书发布会是在北京三源里菜市场举办的，他将日常经济行为与经济学进行了相关改造，把菜市场变成了学习课堂，把新书发布会变成了体验互动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又如光之博物馆曾是废旧厂房，独立性与封闭性强，设计团队使用了大量数字技术将其改造为专注化、沉浸式的光影博物馆。在准确把握空间特点、人流特点的基础上，对各种设计理念进行创新，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构筑出来的文化空间场景丰富，质量较高，其所依托的公共空间也可以因场景的提升而获得提升。

公共文化空间扩展的基础是行业人才的培养

文化馆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对地区文化干部及文艺骨干进行文化培训，但又不局限于培养文化爱好者或者文化工作人才，而是要将文化传播给群众。文化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是人民可以直接体验到的，因此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走到群众中去。文化馆工作人员除了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一定的文化素养外，还应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准则。如2012年，为了探索文化馆发展的新路径，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主动融入社区，成立了“文化居委会”，制定了地区“邻里公约”，并通过“大碗茶故事会”在社区公园开展调研采访，了解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最终，根据社区人员身份构成复杂、人口流动性大等特点，开展了社区“一米田”活动，帮助社区各个家庭开辟小空间种植瓜果蔬菜，并建立了“一米田”微信群，增进了居民间的交流，拉近了居民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美育教化的作用。随后又由“一米田”活动衍生出“一米美术馆”“一米图书馆”等活动。“一米田”等项目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下，打造了一个“社会共同体”，不断完善了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成为社区治理模式的新典范，并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

公共文化空间的跨界融合

解决文化馆空间伦理问题除了需要文化馆自身作出改变外，还需要同相关业界融合共生，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满足当前不同民众的需求，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如上文提到的薛兆丰经济学主题展览以及下文提到的邱志杰三源里菜市场书法展。邱志杰在10天的时间里，从市场管理部门张贴的制度、通知、公告，到每户商家的招牌、广告和灯箱文字，以及悬挂在市场上方的宣纸条幅，只要市场管理方和店家接受，他就用不同的书法字体重写一遍。文化艺术活动与菜市场中人生百态的融合使文化艺术不再高高在上、飘在云端，而是主动走进大众生活，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深度体验。文化馆需要融合各界资源将自己的公共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进行丰富与拓展，跳出文艺演出形式的局限和文化场馆的环境局限，创新文化内容和文化传播手段，从而更大程度地提升文化馆的社会效益。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理念基础

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了实现公共文化空间全民文化普及和优秀文化传承的核心功能，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一定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计和生活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其次，要实现全民文化普及，强调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性，要充分发挥文化在引导大众、引导社会方面的重要功能。

朝阳区八里庄社区的“大碗茶故事会”通过“大碗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文艺表演、农夫市集，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搭建了社区居民交往的平台。又如全国各地掀起的夜游博物馆浪潮，通过突破博物馆场景的时间限制，让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对增添城市文化气息，凸显城市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突破原有公共文化空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使文化空间进入社区，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时间需求，积极发挥空间场景的连接作用，建设和开放更多有文化内涵、有愉悦体验、有正向价值的空间场景，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这对营造文明和谐、创新创意的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从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的建设理念

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关于人民公共文化权益的精神，公共文化空间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出发点和立足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理念也要从强调管理性向强调服务性转变，这既是遵守宪法与法律精神的需求，也是切实做好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客观需要。只有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开展公共文化活动，才能满足更多人的文化需求，而这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

文化馆总分馆制的变革体现了从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的建设理念。文化馆总分馆制是指在合理的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多个主体为总馆，构建总馆主导下各分馆、其他公共文化组织为公共文化服务点的“设施成网、资源共享、人员互通、服务联动”的服务体系。文化馆总分馆制是文化馆和基层文化机构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其根本上目的是让一个个独立、分散、封闭运行的公共文化服务点转变为一个组织有效的服务体系，同时也鼓励与支持有资质的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市场，从而更好地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受众范围，满足更多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优质的公共文化空间可以让参与其中的各方主体形成更紧密、和谐的关系，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面貌，培育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新社群调动方式、公众行为引导方式。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要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实现全民普及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凝聚力量、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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