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建设视野下广州乞巧民俗文化活态传承模式初探

党的十九大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级的重要发展战略。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明。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血脉相通的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突出优势。随着《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的发布，大湾区文化圈建设全面启动。在此背景下，岭南文化充分发挥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岭南文化是大湾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湾区文化圈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非常重视岭南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是岭南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已在保护与传承乞巧民俗文化以及打造相关文化品牌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在新形势下，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面临若干瓶颈问题。因此，在大湾区背景下，广州乞巧民俗文化如何积极融入文化圈建设，拓宽创新发展路径，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

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综述

概况

农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源于牛郎织女银河相会的古代神话，在广东尤为兴盛。从宋代开始，乞巧节在广州风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其从原来拜七姐和祈福姻缘发展到多种愿景，成为广州地区深受人们喜爱的以女红为主体的民俗节日。广州在近几年间经历了从农村乞巧节民俗文化复活到打造广州乞巧文化品牌的过程。虽然广州乞巧因其独特的民俗特色引起了全国乃至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但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在当代有关记载广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当中，并没有关于乞巧民间风俗的介绍。目前国内对广州乞巧民俗的文献研究发表主要集中于2005年至今。2005年首届广州乞巧文化节后，天河区政府各部门和文化研究部门组织开展乞巧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程，并在学术界组织开展对乞巧文化的理论研究，增加了相关文献数量。

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领域，以曾应枫、冯少贞、梁凤莲、储冬爱等学者为代表，其研究涉及乞巧文化特征、乞巧文化传承及乞巧节庆的复活与重构等。广州天河区珠村素有“中国乞巧第一村”的美誉，是岭南地区学者研究乞巧民俗文化的主要对象。近年来，以储冬爱、陶伟和陈慧灵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对关于珠村的城市文化认同、珠村与西和两地乞巧文化比较、珠村城中村柔性化和异质化管理模式、珠村乞巧民俗文化重构等进行了探索。而赵颖、杨静等学者则研究了珠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模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等。

从2005年至2014年，广州每年都会举办关于乞巧文化的专家学者论坛和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既涉及乞巧民俗文化的弘扬与交流、传承与发展，也包含广州各区不同特色的乞巧文化。2012年，广州乞巧文化高峰论坛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海内外，畅谈乞巧民俗文化的区域性差异。2013年，乞巧民俗文化的传承和融合在国际论坛得到进一步关注，该论坛指出：对乞巧非遗的最好保护就是活化，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具体实践。

综上，广州乞巧民俗文化在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更加关注如何弘扬和发展广州乞巧文化，提倡发展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乞巧文化，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乞巧民俗文化走进课堂等传承形式和乞巧民俗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虽然关于广州乞巧民俗文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关于当下广州乞巧民俗文化如何突破传承发展瓶颈，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建设的相关论述并不多。

广州乞巧民俗文化传承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

乞巧传统民俗信仰与都市文化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通过2018—2019年为期两年的217份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可以发现，对于广州每年举办的乞巧文化节，参与者大多数为广州本地居民，且为长期居住在珠村的中等学历的高龄女性，而游客主要是来自广州市高学历的高龄女性。受访者对乞巧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参与乞巧文化节也有较高的热情，但青年人的参与度偏低。这表明乞巧节的传承与发展在青年一代出现断层。较多本地居民偏向于将乞巧文化节视为表演活动，对其缺乏文化认同感。游客参与乞巧文化节的情况并不理想，参与文化节的动机为“感受传统文化”的游客占一半以上。

大湾区的乞巧文化交融不足，缺乏互动平台

粤港澳城市群区域协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交流也亦然。虽然从2005年至今，在广州市、区和街道等各级政府的引导下，已经连续举办多届“广州乞巧文化节”，在广州其他以岭南乞巧民俗流传的传承谱系代表地区，如广州天河区车陂村、黄埔区横沙村和茅岗村及双岗村、番禺区凌边村等，这一文化品牌产生的辐射效应并不明显，粤港澳地区乞巧文化交融不足，缺乏互动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视角下广州乞巧民俗文化活态传承创新模式

以上述瓶颈问题为导向，以内外两个维度的文化传承动力为依据，本文尝试构建“内部引导+外部传承”的联动传承模式。

内部引导，整合乞巧民俗文化资源

虽然相关学者对乞巧民俗文化已有一定研究，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广州乞巧文化生态、文化渊源和文化演化，即从地缘、史缘和族缘三个方面探寻粤港澳三地的关系。这有利于了解乞巧民俗文化生态，为广州乞巧民俗文化与香港、澳门乞巧民俗文化的融合奠定基础。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与香港、澳门的乞巧民俗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通过对其起源时代、文化因素、主客体特征等方面进行探索，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对比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乞巧民俗文化。梳理当代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的基本性质、结构、形态、功能等方面的演变特征，加强其与香港、澳门地区文化的融合，进而构建多元的文化共同体。

外部传承，创新乞巧民俗文化传承路径

以推动大湾区乞巧民俗文化交流为目标，分别从广州乞巧民俗传承的技能培训路径、整体保护路径、文化产业合作路径以及区域协作路径的“四位一体”创新路径进行积极探索。

技能培训创新路径

技能培训应建立在对已有文化资源整理的基础上。在大数据时代，借助数字化方式对乞巧民俗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如建立覆盖大湾区的乞巧文化专项数据库，内容包括代表性的传承人物、传承技艺和重要节事空间等口述访谈及数字影像材料，充分实现乞巧民俗文化的数字化表达；同时，在此基础上，对传承人和技艺的数据进行分类归档，对数据库资源进行二次开发，与远程教育系统进行对接，制定适用于广大民众的各类线上线下课程，拓宽乞巧技能展示平台，丰富技能培训途径，进一步健全传承人培育制度。

整体保护创新路径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原则出发，将乞巧民俗事象及其周边互动或依托的环境空间和事物作为整体，并对其进行保护。问卷调查显示，旅游活动和承载旅游活动的场所对游客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以珠村为例，游客对七夕广场、明德堂、珠村大牌坊、乞巧博物馆、乞巧苑和姻缘古榕树、元德陈公祠、北帝庙和水浸街等节点的偏好度呈递减趋势。此外，在了解游客活动空间偏好的基础上，对代表地区内部的乞巧节事空间进行规划开发。

珠村虽然承办了多年的乞巧文化节，但在基础配套设施、旅游标识系统、商业服务设施以及节事空间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研究发现，广州城中村微改造和老旧小区微更新等新常态建设对公共开放空间、街巷交通空间和小微绿地提质改造具有积极意义。广州市计划于2022年底前建成1000千米以上碧道，倡导激活滨水沿线经济带，在水文化基础上融入滨水沿线地区的传统文化。广州黄埔区、番禺区等地既是广州乞巧文化代表地区，又是典型的南方水乡聚落空间。因此，可以尝试突破乞巧民俗文化保护在传统空间上的局限，梳理各类乞巧节事空间类型和形态特征，提出适合新时代不同乞巧节事活动形式的节事空间更新保护措施。将乞巧文化遗产保护与提升人居环境、碧道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实现对乞巧民俗文化的创新性保护。

文化产业合作创新路径

根据加拿大学者巴特勒（Butler）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及阿伦特（Arendt）和盖茨（Getz）等针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的深化研究，结合问卷和访谈结论可知，广州目前乞巧文化传承的代表地区还处于第二阶段，即参与阶段。这对未来的城市规划管理提供了参考，即传承代表地应当加强对旅游地的规范，突显文化产品和旅游地景观特色。

此外，在与乞巧主题适配的前提下注入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审美元素，拓展乞巧民俗文化产品空间，充分把握乞巧民俗文化的核心价值，确保乞巧文化原真性，将各类与乞巧文化主题内涵有关的民俗活动移植过来，以及祈盼活动形式新旧结合，技艺元素材料雅俗共赏，比如结合龙舟节或者其他民俗节事，“打包”相关文旅活动。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协作，系统整合不同地区的乞巧项目或灵活整合相关的非遗产品，形成跨市区的“乞巧+”创新文化产业。

区域协作创新路径

以大湾区乞巧民俗文化共性特征为基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大乞巧民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发挥对外联系的区位优势，拓宽国际交流活动途径和平台，提升活动参与性与互动性，让广州“本土化”乞巧民俗“走出去”，实现乞巧文化活动运作主体多元化。

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乞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的活态传承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和多方面。广州乞巧民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既要避免成为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过时民俗”，也要避免在都市文化消费过程中被快餐化和娱乐化。因此，需要及时解决乞巧民俗文化传承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文化资源转换过程中注重原真性，确保其在传承中得以发展，在发展中得以创新。

在大湾区文化圈建设的机遇和背景下，乞巧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可以从内外两个维度出发。在内在层面上，要在充分了解广州乞巧文化生态、渊源及演变的基础上，积极与香港、澳门乞巧文化相融合，丰富其文化内容；在外在层面上，要从产业品种、运作主体、教育手段、保护范畴等方面进行拓展与创新。通过内部引导、外部传承的创新模式，有利于广州乞巧文化充分融入大湾区文化圈建设，有助于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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