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旧工业区文化更新的参与群体研究

无论是查尔斯·兰德利提出的“创意环境”软、硬件要素，还是艾伦·J.斯科特提出的“创意场”概念，都将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看做是一种包含物质空间、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在内的综合环境。当下，城市旧工业区由于文化产业的介入和发展，其空间兼具生产、消费和生活的功能。旧工业区的文化更新对产业生产和参与群体角色的调整有重要推动作用。

2022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更新规划）》，提出要有序推进700处老旧厂房更新改造、低效产业园区“腾笼换鸟”。从纽约苏荷区到北京798艺术区，再到近年来各地文旅网红打卡地，以老旧厂房为代表的城市存量空间成为体现地方特色的城市地标以及提供新型文化消费体验的空间。

工业区的废弃和闲置，一是工业逐渐衰落，导致工厂倒闭；二是因为工厂迁移或者出于对周边环境的考虑，从而进行的区位调整。旧工业区亟待实现空间功能的置换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改造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拆除重建，发展其他业态和功能；二是改造和利用现有建筑和空间，发展其他业态和功能。

空间的闲置和基础设施的老化，导致工业区较周边成熟写字楼而言租金较低，其改造成本也比重新建造的成本低。再者，城市用地紧张，闲置的旧工业区是城市重要的空间存量资产，盘活这一区域，可实现资源的节约和再利用。文化产业在城市空间集聚并产生广泛影响，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直接关系。爱德华·格莱泽教授和特里·克拉克教授通过对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费城、波士顿、底特律等城市的研究，发现以文化产业和娱乐行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占比越来越大。从空间区位上来讲，大城市的文化产业有很多是在旧城的工业遗址区发展起来的。

      城市旧工业区的文化更新

旧工业区的改造利用大致经历了从工业遗产保护到工业旅游，再到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工业考古学于19世纪末期在英国首先出现，该学科的发展推动了工业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进程。其对工业遗产保护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继而发展为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下塔吉尔宪章》明确规定：“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其他社会活动场所，如住房供给、宗教崇拜或者教育等。”本文将成片工业区和单体工厂统称为工业区，包括工业建筑、空间和周围的环境。

从我国旧工业区转型为文化产业园区的案例来看，最初自发形成的业态多以设计产业、艺术产业为主。旧工业区的建筑特点给了艺术创作和设计这类创意性较强，对创意空间环境要求较高的业态启发。之后，工业区开始融合“创意、设计、艺术”多维元素，向艺术、画廊、设计、传媒、出版、演艺、娱乐、展览、摄影等多种业态发展，并增加了餐饮、酒吧等商业服务。后期业态的进入，更多与旧工业区的整体创意氛围、人才聚集、优惠政策相关。

还有一些旧工业空间被改造成公共文化空间，使工业遗产成为富有特色的城市公共景观，既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历史文化风貌，同时也为城市提供了新的文化共享空间。由于城市向外拓展的历史原因，大多旧工业区处于现在城市的市区，与生活社区相连，相应地承载了一部分社会场所的功能。例如，北京市朝阳规划艺术馆、台北松山文创园区、高雄驳二艺术特区等工业区改造项目，都为公益性的文化展演和活动提供了发展空间，这类城市景观也成为工业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旧工业区文化更新的参与群体

（一）多主体参与产业开发

从旧工业区文化产业主体参与角色来看，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创意阶层主导型。艺术家出于建筑租金、创作空间、特色空间等考虑，自发寻找可适空间并聚集。如下表所示，高校出于专业实践和创作空间的需求，利用周边的旧工业区开展教学和创作实践。上海M50创意园、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是由艺术家自发聚集形成的，推动了旧工业区的产业转型。

 高校参与旧工业区改造表

 第二种是政府主导型。由政府主导进行旧工业区的转型改造，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主导下建设文化产业园区，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或者委托实体单位进行开发和运营，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孵化文创项目。

第三种是产权方或开发商主导型。由开发者进行基础改造，自行管理或委托专业的文化地产团队进行管理，然后分租给企业、商家及个人；由运营管理者提供物业服务。为了吸引关注和引导消费，运营管理者也会主动策划一些业界展览和交流活动。产权方希望控制大量完整的厂房资源或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整理、环境优化来提升物业或土地价值，进而通过物业出租、地产开发、产业运营等方式获得长远和稳定的收益。

从我国旧厂房改造的经验来看，产权方、开发商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通过组建园区运营商的模式来改造与运营。组建园区运营商有三种选择：一是工厂联合战略投资者共同组建；二是工厂整租给战略投资者，由其担当园区运营商；三是工厂独立作为园区运营商。北京市属国企首创集团旗下“首创郎园”从北京老厂房的创意改造出发，先后完成了北京CBD核心区“郎园Vintage”、北京东北五环“郎园station”等项目，并逐步将其空间运营服务拓展至杭州、乌镇、上海等地。

由于旧工业区的产权背景以及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现在的园区多趋向于政府、企业共同参与的方式。北京798艺术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是朝阳区政府与七星集团合作成立的机构。798艺术区中的建筑有90%是七星集团工厂的厂房，由七星集团决定房屋租赁价格，管委会负责监督管理、统筹协调。台湾的几大文化产业园区，如华山1914文创园区实行的是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原则，根据不同的地块功能引入不同的经营团队；而松山文创园区由政府管理，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收取免征性的租金。

（二）从产业工人到创意阶层

工人是工业化时期城市主要社会阶层的代表。随着旧工业区的文化转型，原有社会角色发生转型，空间社会关系发生变迁。首先，原工厂的产权方、管理团队和工人或退出，或从工业生产主体转变为文化从业者，完成了角色的“跨界”转型。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工厂工人的职能集中于文化产业园区的管理和物业工作。一些转岗从业人员不了解文化行业，不懂得园区经营方法。其次，创意阶层在旧工业区呈现规模化、集聚化发展。这一群体对创意氛围和环境的偏好，推动了园区及周边形成相应的商业氛围和文化空间。最后，文化空间的新奇体验吸引着一批爱好艺术的消费群体，使空间消费行为日益普遍化和日常化。

（三）参与群体的矛盾与争议

不少旧工业区存在园区的文化产业实质和用地性质不符的矛盾。旧工业区可能是国有划拨土地、国有土地出让或集体产权土地；一些用地还存在违规问题，或手续不健全的情况。旧工业区转型文化产业园区还可能面临着多个管理部门的审批和认定问题。

园区内相关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制约了园区的有序发展。出于高租金的压力，一些园区的艺术工作室被迫转租，充当“二房东”的角色。然而这种租赁行为并不被产权方承认，实际操作中容易使转租人、实际承租人和园区管理方发生冲突，导致园区在管理和租金定价上的混乱。此外，商业业态的进入导致原本相对纯粹的艺术创作氛围受到冲击，也引发了部分艺术家的不满，导致其退出。

通过权属重组来实现多元主体参与

政府参与可以保证园区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比重、力度，确保文化业态的占比；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有利于园区选择合适的运营机构来保证专业化的运作和管理。应基于旧工业区的空间特点、功能布局和文化业态设计，来设置不同的主体参与机制，寻找最适宜的运作方式。

（一）权属分离和分区经营

产权、经营权、建设权等权属关系的分离，有利于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根据建筑的不同改造要求和业态特点，拟定不同的投资方与建设主体，选定文创公司进行运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旧工业区的改造以及产权方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区是典型的多主体参与模式，融合了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和科研院校等多个主体，为旧工业区的文化更新提供了参考。

OT（Operation Transformation）方式，即由政府投资建设，委托民间机构进行经营；规定期限届满后，经营权归还政府。如“电影艺术馆OT案”是由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建会”提供电影院建筑及内装设备，交由社会组织台湾电影文化协会进行管理。这一项目规划用于放映实验性电影、纪录片、国产片，一方面培养专业电影人才，另一方面为电影作品提供展示空间。

ROT（即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方式，即由政府委托机构进行改造建设和运营管理；规定期限届满后，经营权及资产归还政府。“文化创意产业引入空间ROT案”就是将文化园区内除电影院及现有刑事警察局借用的旧有办公空间以外的空间，委托给社会机构台湾文创公司进行建设。通过引入专业的运营团队，将华山发展成为集产业集聚、创意展示、教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园区。

BOT（即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即由民间机构投资新建并进行经营，期限届满后，资产所有权归还政府。由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将工厂原有办公空间拆除改造，新建各类建筑设施，建设“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旗舰中心”，引进艺术团队衍生商品、城乡特产、设计师作品及文创科技商品等。

工业区改造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改造等级来确定合适的参与主体。利用旧工业区的低密度空间布局，发展公共空间再生的参与机制。绿化、展演舞台、公益美术馆等具有公共职能的空间，可以考虑交由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运作，激发社区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二）政府参与保护和鼓励

无论是798艺术区，还是华山1914文创园区，从自发形成到政府介入，其定位和运营管理的转变与文化产业的经济和社会属性有关，也与地方发展文化产业的规划与策略有关。政府主要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产业监督和指导以及产权政策的制定等工作。

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进一步完善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制度，单体厂区需要开展遗产等级认定工作，明确遗产保护和改造范围，尤其是要将周边场景和环境的保护纳入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为减轻改造压力，政府可以组织多方力量，主导完成土地的一级开发和配套设施建设。鼓励产业用地的混合开发利用，完善相应的税收优惠、补助、贷款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开发。

土地利用准入和规范。明确老旧厂房改造利用业态准入标准，针对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等存量房产和土地资源兴办的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项目，出台相关规范措施。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于2022年8月发布的《关于促进本市老旧厂房更新利用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社会资本对闲置、低效老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4.鼓励核心业态和公益性服务。对园区业态进行分级扶持。考虑到园区租金的上涨和自身业务的扩张，政府作为扶持部门，应继续完善对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和个人的定向扶持优惠。

（三）创意群体的培育和自治

生产创作型或综合类园区中最核心的创意元素和氛围，是由艺术家、设计师等个体、企业或机构组成的创意群体所创设的。考虑到产业更新所形成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以开展相关的专业培训，提供公益性岗位，实现工厂工人的再就业和角色转型的软着陆。为了保障园区的良性运营，需要结合创意群体的意愿和专业建议，巩固和完善相关的成员协会和参与机制，通过集体发声，与园区运营方或政府进行沟通。

旧工业区的文化更新是由政府、企业、创意阶层、消费群体等参与群体共同完成的，这种互动也不断形塑着参与群体的结构和角色。原先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工人群体转变为以艺术生产为主的文化从业人群，完成了社会空间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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