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建新 白永红
有一个偏远小山村，让诸多人趋之若鹜，因为这里无论从军事、宗教、民俗的哪个角度去探索其历史文化，都能形成一本巨著，单独把握哪个部分，都能触摸到当时中国和世界的神经脉络。
一座非常洋气的教堂，耸立在古老长城的边缘，教堂的西洋风格展现了域外文化的外显形式和丰富内涵，而长城则象征着中华民族抵御外强入侵的民族精神，这两个代表不同文化特质的历史性建筑，争锋相对地在这里对峙、碰撞与融合，其交汇地就是八台子村。
一
八台子村一眼望去，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小村庄了，然而，这个村庄却闻名遐迩，网上查询，输入八台子村，会出现若干相关信息，这会让所有其他普通村庄相形见拙，究其原因就是村庄、长城、教堂融为一体，而教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教堂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圣母堂的残存钟楼，兴建于1876年，钟楼所表现的空灵、纤瘦、高耸、尖峭，彰显了弃绝尘寰的宗教思想，充满了向上的神圣冲力。在这偏远的山区不仅反映出了当时欧洲新哥特式教堂的时代主流，也让人体会到西方宗教文化艺术气息的魅力。
教堂顶部的天窗形成了一个微型的穹顶，站在中央可以直接看到蓝天，宛如形成了直接和上帝沟通的通道，似乎在此可以接收到上帝之光。
仰望八台子教堂，不仅想起北京王府井那座三层楼的罗马式教堂，而且会让我们有兴趣去探究欧洲教堂几次大的发展变化历史。欧洲教堂的发展变化是和整个文化发展史相辅相成的，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特定的风格来表达。早期为罗马巴西利卡建筑，十一世纪后发展为罗马式拱券结构，也就是被称为“罗曼内斯克”模式，到中世纪哥特式教堂逐步取代罗马式成为教堂建筑的主流。由于“哥特”的意思是指野蛮人，所以哥特式教堂在十五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而走向衰败，巴洛克风格就成为时代的主流。十八世纪后随着浪漫文艺思潮的兴起，受“回到中世纪”怀旧思想的影响，新哥特式教堂再次成为教堂建筑风格的主流，这一主流在十九世纪蔓延到欧洲，并持续到二十世纪。由于建于1655年的王府井天主堂是一座三层罗马式建筑，所以和八台子天主教堂有如此明显的风格差异，两个教堂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反映的是欧洲宗教建筑风格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因此座落在当时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八台子村的新哥特式天主教堂，却反映的是当时欧洲新时代教堂建筑的最新理念。
走近教堂，穿过门洞，大堂早已不见了踪影，六个柱墩依然可见，零散破碎的墙砖堆砌在一个角落。按钟楼高层留有的门洞和在主体上露出的砖墙接口看，当时的结构至少应有两层以上。围着钟楼走一圈，两侧的残墙断壁让人感受到其多灾多难的经历。其实教堂从立起之日，就走入命运多舛之时。一个建筑物的诸多不幸，和建筑物本身无关，与自然灾害无关，与某个个体也无关。八台子这个小小教堂的兴衰成败，却与世界发展史和中国国家命运、民族文化以及世界宗教文化的发展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和宗教特有的文化属性有关。
宗教是一种独特而又复杂敏感的文化，各种宗教的神，都有独尊性，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也必然有着排他性。如基督的上帝、佛教的佛主、伊斯兰教的真主都是全知、全能、至善永恒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人类共同的但也是唯一的神，推崇本教的这种唯一性导致了无数的宗教冲突，同时由于宗教内部不同派别的正源性争执，也发生过许多跨地域、跨民族和跨世纪的斗争，甚至发生过无数的激烈战争。中东是三大宗教的诞生地，《圣经》甚至可看做耶路撒冷的编年史，这里多年持久的战争冲突，就是对宗教碰撞与冲突的最好诠释。
由于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形成的文化根基不同，不同宗教产生的区域不同，所以任何一种宗教在进入另一个民族文化区域时，都会与本区域内已经形成的固定的和传统的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大多数人信仰的佛教，在刚传入中国时也同样遇到顽强的抵抗。佛教产生于印度，与中国统治集团所推崇的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带有差异性的两种文化的碰撞，必然导致冲突。就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有着许多操作上的矛盾。比如佛教要修成大师，那么出家修行是其必然。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则强调的是“父母在，不远游”，出家修行与在父母膝下尽孝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当时受到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的抵触也是理所当然的。最严重的是历史上“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发生，给当时中国的佛教界几乎带来灭顶之灾。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由于反对一切以人为偶像的崇拜的缘故，那么中国传统的祭祖、扫墓等祭祀活动都与其有着直接的冲突，这是礼仪之邦的民族和注重忠孝的广大汉族民众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在饮食、服装、婚姻、风俗习惯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所以这种差异的碰撞也就成了必然。
基督教虽然在唐朝就试图进入中国，但是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没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直至明末基督教才开始逐步踏入中国，同样由于许多教规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关礼仪以及政府推崇的宗教相违背，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这样势必会动摇封建王朝统治的文化根基，所以被康熙贬为“异端小教”，把传教使者看作“西洋小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实质上被叫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更为典型的就是八台子教堂，八台子教堂之所以称为洋教堂，因为这和洋火、洋车、洋油、洋枪、洋炮一样是漂洋过海来的。而八台子教堂和洋枪、洋炮关系更为密切，更甚者是用武力输入鸦片时一同进入中国大地的。1840年，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签订了允许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的不平等条约，这时基督教也随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以入侵者的姿态大肆进入中国，差会势力开始在中国迅速扩散，大量的教堂在中国大地拔地而起，这时的洋人开始在中国堂而皇之地传教。试图以殖民化的形式达到基督化的目的，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八台子教堂建成于1876年，这个座落在偏远山区长城脚下的小小教堂，依然成了冲破中国防御体系的象征，势必带有国人的屈辱和被侵略的感觉。这也成了殖民化宗教入侵的铁证，理所当然就成了当时政府和民众憎恨的对象。本来这是一个爱人如己的宗教，但这时的教堂和宗教活动却相当于掉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塔西佗说“当一位皇帝被国人所痛恨的时候，人们对于他的举动，无论好坏，都要加以非难”，所以此时的教堂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是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正在国人憎恨这些侵略者时，由邢台市威县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引发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目的，其目标是反对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打击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宗教入侵瓜分中国的目的，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屠杀信徒、烧毁教堂和教徒房屋。所以，这时的八台子教堂被毁坏就在所难免。然而随着北京被攻陷，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清政府最终对义和团的出卖，这场运动，以悲惨的结局宣告失败。大约1914年德国传教士重新修建了目前的天主教堂。规模宏大的八台子教堂也就成了左云、右玉、凉城等地教徒顶礼膜拜的地方。
由于二战时期欧洲的新哥特式教堂大多被战火毁灭，目前很多欧洲的新哥特式教堂也是战后修复的，这时的八台子教堂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再次被毁，其命运再次和世界历史风云紧紧的连在了一起，由此看来这座残存的教堂钟楼同样被看作是二战遗址，也显得弥足珍贵。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阶段，既然是文化革命，那么属于文化范畴的教堂受到了冲击也是理所当然，原来应该是“圣母堂”的门额上，被当时狂热的群体写成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反修楼”，这也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留下了中国那个时代的时代烙印。
在教堂钟楼下边，默默的矗立，看着遍体鳞伤的教堂，心情有说不出的复杂。这里已不单单是宗教问题、也不是教堂自身的问题，而是有着与整个世界复杂的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相连的问题。在一个偏远山区的小村庄，竟能揣摩出整个世界一段时期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蛛丝马迹，这在整个世界也为数不多。当然，这里盘根错节的历史事件，更不是一天或一时能说清的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
二
行驶到八台子村岔路口时，路边有六个指示牌指向村庄方向。分别为大单巴、圣泉、摩天岭长城、天池、柱状石林、棋盘山。这些指示牌显然是为到此旅游指路的，这六个景点分别在八台子村附近。
本来是为避开“十一”长假而选择八台子的，但到达时已经有三十多辆车停在这里。
八台子村之所以叫八台子，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这里坐落着万里长城的八个墩台。
大单巴就是圣母堂，从名称理解，这里显然规模远远小于澳门的大三巴。
一股大同北部地区罕见的泉水，从当地叫圣母山的山坡缓缓流出，泉眼前有一不大的池塘，也就是天池。圣泉的名字肯定因教堂而起，泉水或是教堂的选址的重要考量之一。不管怎样理解，泉水尽管流量很小，却彰显了这里神灵的活脉。因此被称为圣泉也就恰如其分。
村周围由屯兵堡、长城、烽墩、箭楼形成的完整中国古老防御体系。所以这里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驻扎军队的点线结合的重点防御工程，如此密集的防御配置，说明了这里当时民族冲突的激烈程度。
摩天岭是本区域的一个制高点，从其名称也可理解到他的气势和高度。站在摩天岭瞰视八台子方向，一片平原展现眼前，身后便是莽莽群山。长城从摩天岭顺山势冲向宁鲁口对着的山沟，站在山沟向上望去，犹如昂首向上的巨龙，站在摩天岭向下看，又如猛虎下山。这段长城属于外边长城。
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长城有内长城和外长城。内外长城在北京怀柔县的火药山分岔，在偏关县老营堡柏羊岭汇合，经河北省易县、涞源县、阜平县、灵丘县、繁峙县的为内长城。经河北省赤诚县、张家口市、怀安县、天镇县、大同市的为外长城，内外长城是共同形成拱卫京都的牢固的两道防线。所以这里是外长城的一部分，是抵御外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与此同时这里还是明长城，汉长城，和魏长城的重合地区。由此可见，这里也是汉族历史上悠久的防御要塞、重要屏障和历代战争的最前沿。
摩天岭长城到八台子村，先下一个大坡，坡下是一条干涸的河沟，这就是宁鲁口，长城在这里中断，从沟中石头形状可看到雨季的滚滚洪流，山洪是长城中断的主要原因，接近底部有一残存敌楼，对岸有一气势恢宏的箭楼。
在这段长城中最可圈可点的应该是对岸雄伟的箭楼，这个敌楼有叫箭楼的，有叫敌楼的，也有叫马市楼的。门额上镌刻着镇远两个大字，所以也曾看到有镇远楼的提法。
经过几年的跋涉，基本走完了大同界内的全部长城，可以说这是大同长城中唯一保存最好的砖包完整的敌楼。遗憾的是楼下月城只留下岁月、风雨和战争侵蚀后的土墙，一个砖砌的面向正南的残存拱形门通向外面，从月城的面积看足可以驻扎一个连的兵力。17米高的敌楼只有一个约八十公分宽、两米高的通道，经过四十五个陡峭台阶后再攀台阶转向敌楼内迂回通道，如此布局，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通道包围着一个较大的房间作为库房，贮存铠甲、兵器和补给以及士卒战斗间隙休息之用。一旦长城短期失守，这里依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堡垒继续戍守。通道外侧四周有十四个箭窗，可以弓箭射杀敌人。通道中有一通向顶部的天窗，需要通过短梯进入通道然后拾阶而上，宽窄只容一人出入，凸显其谨慎防御作用。顶部约有六十多平米，似乎有六个柱墩痕迹，但未查到相关资料，也没听老百姓讲过，可是柱墩痕迹相当明显，或许曾经有牌楼建在其中。女墙明显是后期重修的，这个平台平时可用于瞭望、通讯。遇敌入侵时可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优势对宁鲁口用火铳、佛朗机等诸多兵器打击敌方。
据传，下部的箭楼与上边的一样，令人遗憾的是在包砖被人剥离后，对岸箭楼只剩下残存土堆。两岸敌楼火力结合，依山锁险，加上宁鲁口正对着的宁鲁堡，足以形成相互配合的完全封闭的防御部署，可以有效的歼灭突入之敌，以确保边塞的绝对安全。
箭楼又被称作马市楼，这个称谓验证了“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至理名言。战时这里是战场，短期停战与和平时期这里就是市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互市”。
由于游牧民族区域与农耕民族区域多方面的区别，所以农牧产品有着巨大的差异，形成了食物结构以及其它诸多方面的强劲的互补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各取所需，也为休养生息和再次增强军事斗争所需的经济实力，经当朝政府许可，开设了许多边界上的经济贸易活动地点。根据全国各边境地区交易的种类不同，虽然有着不同称谓，但性质就是当时的边贸。如“官市”、“马市”、“茶马互市”等等。
这时战火纷飞的箭楼或许就成了市场的管理机构所在地，大量的粮食、布匹、盐和茶叶通过这里进入牧区，大批的马和羊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内地，箭楼也就成了真正的马市楼。
当然，箭楼的军事作用是修建它的初衷，因为这里是天然的要塞，天然的军事重地，凡有一点军事常识的将领都不会放弃在这里占据对自己有利的地形。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域的战争如此，现代战争也是如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爪牙也曾伸向这里。据八台子牧羊的杜姓老人讲，当时，日本人经常来村里抢夺食物。白天，由于村的地形较高，所以能及时发现日本人的队伍。晚上，这里地形复杂，日本人骑着大洋马，举着火把，所以，很远就能发现侵略者的到来。只要看到日本人的踪迹，全村人就躲进大山。牛、羊、鸡等牲畜和粮食损失很大，但是由于人躲藏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讲的过程中，老人感谢主给了他们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解放战争时期，一部分顽固军被包围在箭楼里，久攻不下，解放军还用迫击炮打烂了箭楼的一角。后来在解放军的长期围困下，顽固军被迫自己走了出来，很显然老人对箭楼的防御能力充满了赞赏。
现在站在高山上长城下，望着蜿蜒起伏的长城，看着狼烟早已散去的烽火台和绿色成林的古战场。确实觉得长城像穿越时空的老人一样，告诉我们的是农耕区域和游牧区在这里有着两千多年的碰撞厮杀，千年的长期战争史可以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融合和发展的一大主要脉络。
三
第二次徒步八台子长城，乘车经盘山路直达摩天岭，从摩天岭向八台子方向行进。摩天岭有一“长城脚下筑路人”的巨型石刻，据说这是一条战备公路，中苏关系紧张时，这里住着一个风餐露宿的道班，确保战争时期道路畅通，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常年艰辛的坚守，被评为红旗道班。现在，随着北边军事压力的减轻，随着道路情况逐步向好，所以该道班撤离了这里。无论说法是否可靠，但有一点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这里到达内蒙的公路已是一路坦途。这里有一块界碑，北面是内蒙古自治区，南面是山西省，两脚分开，一只脚踏在内蒙区域，另一只脚踏在山西境内。这时真正感受到这里曾经延续了两千年的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民族融合给游牧区域和农耕区域带来了令人欣慰的福祉。
经马市楼向东便是八台子村，从山上向下是个山包，顶上修建了一个具有典型中国文化背景的六角凉亭，而凉亭中是一尊圣母抱着耶稣的雕像。亭、台、楼、阁、轩、榭、廊、舫，这是有典型中国文化元素的园林建筑形式。两者的结合耐人寻味。
圣母山下，教堂钟楼和长城之间有条土路，在路上新建了十四个两米左右高的微缩马市楼，走近后才发现，这实际上是镶有耶稣故事的十四个神龛。分别为：一、耶稣被判死刑;二、耶稣背十字架;三、耶稣第一次跌倒;四、耶稣途中遇母亲;五、西满帮耶稣背十字架;六、圣妇为耶稣拭面;七、耶稣第二次跌倒;八、耶稣劝告妇女们;九、耶稣第三次跌倒;十、耶稣被剥去衣服;十一、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十二、耶稣死于十字架上;十三、圣母怀抱耶稣圣体;十四、耶稣塟于坟墓。左边是教堂，右边是长城，中间是两者的结合体，如此表象，似两者结合所繁衍后代的感觉。
村里有一个新建的教堂，如果不是门上的十字架，如同村里的民房。全村人基本都信天主教，所以每年的圣诞，村里人都在这里参加活动，以传统的喜庆餐饮吃油炸糕等方式过着域外宗教的节日。
凉亭、神龛、新教堂、油炸糕，这些中西合璧的形式，反映的是当今基督教在走本土化道路上所迈出的实质性步伐的一种表现形式。所反映出的是在修正着历史上基督教在进入中国后试图基督化中国的错误初衷。其实这才是基督教在中国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走中国化道路上，不仅基督教有个本土化的过程，中国目前的五大宗教，除道教是本土形成的以外，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同样也都经过中国化的过程。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经过代代高僧的不懈努力，随着法性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宗派的确立，基本完成了本土化道路，从而在国人中确立了佛儒道三位一体的宗教观念，以佛修心，儒修礼，道修身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这种体系不仅得到多代统治者的推崇，而且在老百姓中经过代代相传，早已根深蒂固。
伊斯兰教，在明清时期，具有远见卓识的穆斯林学者采取了“以儒诠经”的高明做法，广大教徒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儒家文化，也开展祭孔等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这些做法有力的推动了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进程，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汉文化区域内无法诵读《古兰经》原文，只能凭“口传心授”来传播伊斯兰教义的困难，而且加大了非伊斯兰教民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有力排除了民众对伊斯兰教的排斥。
当然，经过碰撞后的融合也不可能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从中国新文化运动崇尚“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代人开始，中国的文化层面的主流应该是进入了一种非宗教意识形态。李大钊等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表现出了“深恶痛绝宗教”的宗教观，在这些文化精英的文化和政治导向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潜移默化，应该讲不信教的群体，大大高于信教的群体。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这种惯性作用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在非宗教意识和传统世俗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很多人把宗教、信仰和迷信这些截然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由于一些信徒在寺庙里、在教堂中，在清真寺内、在道观殿堂上对佛主、耶稣、真主、圣人顶礼膜拜时，却把他们的精神彻底颠覆了，他们希望从神示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更甚者一些贪官祈求保佑自己平安无事，完全和佛主、耶稣、真主圣人的爱心、奉献等美好的精神背道而驰。这些错误的做法，已和信仰大错了十万八千里，民众把他们归为迷信也恰如其分。所以在融合的过程中，还应该提高我们信众的文化素质和宗教文化知识。
既然漫谈融合，那么我们不单单以包容的心态去融合外来的宗教和宗教文化。还需要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道教文化推向世界，为世界宗教文化的发展、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融合是需要过程的，是要与时俱进的。随着科技进步，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量的增加和传播速度的增快，宗教界无论是正式团体还是非正式团体的碰撞与融合的步伐都会加快。
没有差异就谈不上融合，融合的前提必然是碰撞，大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区域与区域、群体与群体之间，小到一个新组建的家庭，必然经过反复碰撞磨合，然后走向融合。社会与家庭是这样，自然界的融合也是如此，细雨入水激起的涟漪，江河入海激起的浪涛，所有融合都是在碰撞的过程中完成的。我们期盼发现域外文明，地球不再孤单，我们也惧怕找到域外文明，因为在两个文明融合之前的碰撞是不敢想象的。
责任编辑：武国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