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依稀似乐天：苏轼的“慕白”情节

宋代文人曾说，苏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苏轼本人也曾多次在诗文中提及自己对白居易 的倾慕之情，他“东坡居士”的字号就源自于白居易被贬忠州时期在东坡种花自娱的事迹，当时白居 易的心境已有所改变：原本是心属家国热衷论政的，后以“闲适”保身，相应地，苏轼的心境在他取 号时也有了变化，遂“超然”而出。此外，苏轼在文坛上数次为白居易辩护，还喜欢化用借鉴白居易 的诗句，最重要的是，他对白居易“仕隐”观的传承与超越。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与苏轼（公元 1037年—1101年），前者是我国中唐时期伟 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后者是有宋一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 表，名列唐宋八大家。虽间隔二百余年，然而，两人在 “心”“操”“趣”“才”“学”等方面却十分相似，甚至 连人生轨迹都出奇地步调一致。有宋一代，文士们对白 居易都怀有极大的尊崇，他们学白居易的诗风、文风， 苏轼与其他同时代的文人一样，对白乐天怀有很深的敬 慕之情。而真正让同辈文人后代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是： 苏轼不但学白居易的诗风文风，还对白居易的人生态度 以及处世哲学都有极大的受容。

纵观二人生平，白居易与苏轼皆是青年进士及第， 仕宦之初便是清贵之职；两人年轻时都锐意进取、书生 意气，好讽喻政事上书言事；也都在意气风发正准备大 显身手之时经受亲长离世之悲，不得不回乡守制重头再 来；两人同样因触怒时下主政的官僚集团遭到贬斥；知 天命后，同样机智而果决地自请外放以避党争，并在杭 州政绩卓著。对于二人如此相似的行迹，苏轼本人也 是感慨万千。在卸任杭州知州时，他赋诗一首，诗题 极长，名为《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而下天竺惠 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诗云：“出处依稀似 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 二十年。”

以“东坡”为号

宋时文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东坡慕乐天》中称： “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 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又有《别 东坡花树》诗云……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 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 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此外，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有“东坡立名”条 云：“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 《步东坡》诗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 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 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 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他不仅认为 “东坡”之号来自于某几首诗，还因为苏轼与白居易的 文风“大略相似”。 

可见，不仅“东坡”之号确实来自于白居易，关于 苏轼对白居易的敬仰之情，更是后辈文人们很感兴趣的 一个话题，常被谈及。 

苏轼之号“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联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之背景（新井诗案），恰好吻 合。《苏文忠公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先生年 四十七，在黄州。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自号东 坡居士。”苏轼在《东坡八首》的序中也曾谈及此事：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 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靠着朋友 的帮助，苏轼拥有了可以耕种的土地，当他收粮筑屋种 树栽花的时候，以他对白居易的倾慕之情，自然而然 地便会想起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故而苏轼以 “东坡”为号，理所当然。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诸多师友，包括恩师欧阳修 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 迫离京，但他本人仍称得上书生意气，尚有兼济天下 的志向。 

熙宁七年秋，苏轼被调往密州任知州，途中，他给 弟弟苏辙寄去家书并附上《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 上寄子由》一词，中有这样两句话：“当时共客长安， 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 舜，此事何难！”虽是想表达世易时移、初心仍在的感 慨，但我们能从侧面看出他们兄弟俩初至京城时是多么 豪情万丈、意气风发。苏轼少年学文，大有《战国策》 纵横捭阖的开阔之感，其言辞雄辩滔滔，其笔锋锐气横 生，其节奏感磊落畅快，令欧阳修读之“不觉汗出”。 他早期的文章，“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所著 《策论》二十五篇，人称“雷轰风飞，震伏天下”。 

可是，在被贬黄州躬耕东坡后，苏轼在心境上有了 变化。也许是年华渐老意气不再，也许是阅尽风尘后的 淡然通透，其文风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临江仙·夜 归临皋》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 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说明诗人在 政治生涯遭到痛击之后，壮志消磨、心神沉郁，开始追 求精神上的自由。这也是他对于白居易“仕隐”理念做 出思考的开端。这时候的苏东坡，在那些我们耳熟能详 的名篇里，已然到了空明灵澈、行止自如的化境，年轻 时的张扬文字，早不足提。虽说当年那种得意洋洋、意 气风发、高谈阔论的可爱劲儿，已不可复得；那个初入 京师，国士自许，以为天下无事不能为，对一切都满有 把握，风云激荡的苏子瞻，已不可复得。但，过刚 易折，由锋芒毕露而至中和圆融，不失为一种良性 的转化。 

为白居易“辩护” 

白居易有“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 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等句，乃感“甘 露之变”而作。这是一场由唐文宗发起，最终却让宦官 集团获胜的惨烈政治动乱，《资治通鉴》里说：“涯时 年七十馀，被以桎梏，掠治不胜苦，自诬服，称与李训 谋行大逆”，而白居易由州刺史被贬斥为江州司马，正 因王涯上疏，故而有人认为这首诗是白居易幸灾乐祸的 产物。针对这种观点，苏轼愤愤然辩解道：“……不知 者以为乐天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 苏轼此言，可谓深契乐天情怀之论，得到了后人的广泛 赞同。

在一些已成定论的前代文案上，苏轼也执着地为白 居易辩护。如《唐摭言》载白居易认为徐凝诗“千古长 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优于张祜。后人多以白居 易“屈祜荐凝”为不妥。苏轼在肯定张优徐劣的基础上 认为：“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 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徐 凝是委托白居易称誉而为己邀名，乐天的诗歌虽然崇尚 浅显平易，但也不至于浅显到这个地步！在千余年后的 今天，这种行为可是要被怒称为“洗白”的，其狂热的 “粉丝”心态，丝毫不亚于杜甫之于李白，可以说是 “偶像崇拜”了。

对白居易诗文的化用与借鉴：屡形诗篇 

在薛瑞生著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中，可以看到苏 轼词中八十余次化用了白居易的诗句。其化用方式主要 有以下几点： 对白居易诗句中意象（事典）的袭用并借其原义 白居易诗云：“在郡六百日，游山二十回”，苏 轼在杭州时也诗道：“在郡依前六百日”；东坡《梅 花》诗中的“裙腰芳草抱山斜”即化用白居易诗“谁开 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白居易以葛洪《神 仙传·壶公》作诗云：“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 （《酬吴七见寄》），苏轼借“壶中天地”喻神仙境 界，有“青鸾歌舞，铢衣摇曳，壶中天地”（《水龙 吟》）之句；白诗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 出城留别》)之句以表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而苏轼对 此也是深有体会，在他流放岭南的时候作有《定风波》 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除了 直接化用，还将其意融进诗中：“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 到处遣人安”(《赠惠山僧惠表》)。 

反用 

苏轼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是他谪居黄州的 代表作之一，最末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便是来源于 白居易的《醉歌示妓人商玲珑》一诗：“谁道使君不解 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 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 何，使君歌了汝更歌。”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寄寓不要 自伤衰老，悲唱时光流逝的意思。“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描写太真与汉皇久别重逢时的伤怀之态的句子，可苏轼却在送别之 时以洒脱、调笑的心态作词：“故将别语恼佳人，要看 梨花枝上雨”……

苏轼对白居易“中隐”思想的传承与拓展 

蒋寅先生认为：仕隐大约出现在盛唐，对中唐士人 产生较大的影响，并成为中唐诗人较为心仪的一种生活 方式。中唐时期政治环境恶化，王朝由盛转衰，党祸连 接，惨案频发。与白居易同朝为官的几个人物，王涯等 人身死族灭，元稹、牛僧孺等人均遭远窜愤郁而亡，独 白居易全身而退，优游洛下耽玩园林，从容于山水诗酒 之间。 

白居易经过反复探索，最后终于在依附皇权与保持 个性独立之间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这就是他 所创立的“仕隐”理论。白居易是这样阐释“仕隐” 的：“……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 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 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唯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 

白居易所说的“仕隐”，首先是指做“闲官”，这 样就能在避免实际工作压力的同时充分享受生活，还有 适当的经济收入使人免于困窘。诚然，这一理念放之四 海都会让人艳羡，既有工资还不用干活，岂不美哉？虽 有“逃避”的消极成分和庸俗的享乐成分在其中，但其 意义远不止于逃避、偷懒，它更是一种中庸冷静、闲适 旷达的处世态度。在中国古代迁谪史上，白居易别具一 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意义。他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前代以 屈原、陶渊明的行吟泽畔、遗世弃物的纯粹隐逸模式的 背离，如他曾有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 吟。”另一方面，较之避居山林躬耕自得的真隐士们， 白居易尚且不能完全放下官途，不能忍受山林中的寂 寞清苦。对此，宋人葛立方在其著作《韵语阳秋》里 曾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把白苏二人放在一起进行 比较： 

“白乐天号为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沉之际，悲喜辄 系之。中书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诗曰：‘朝 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又曰：‘委顺随行止’…… 观此数诗，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东坡谪琼州有诗云：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中隐”观的出现，实则是中唐士大夫试图在集权 专制下保持独立人格的无奈挣扎，同时，它也是中国隐 逸史上的重要转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宋是对“中 隐”接受度最高的朝代，最具代表性的是苏轼，苏轼这 首诗题为《九疑吟》，写于他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 安置时。白居易从长安到杭州都已然“悲喜辄系之”， 而流落到天涯海角蛮荒之地的苏轼，却认为穷达存亡皆 不足虑，因为他自有“道”与“意”留存心中。 

宋神宗时期，变法派与保守派尚且只能算政见不 同，两方首脑王安石、司马光其实私交甚好。神宗驾 崩，王安石罢相之后，掌权的皇帝与太后在新旧两党之 间反复，党争已然势如水火，于是有了元祐党人碑，重 演汉末党锢之祸。这与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期动荡的政 治环境何其相似？苏轼曾有“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 闲胜暂闲”之言，他希望自己能“享此翁晚节闲适之 乐”(《轼以去岁春夏……各述所怀》之四，此翁即白居 易)，可见，苏轼确实是将白居易这种进退自如的“中 隐”观奉为圭臬。但另一方面，苏轼又克服了白居易未 能完全忘情于仕宦的一面，南宋评论家许顗认为，苏轼 “元轻白俗”的评价并不是文学方面的，而是“论道之 语”，苏轼以旷达超拔的情怀，祛除了荣辱得失、俗世 富贵的杂质，通过对白居易迁谪心态的“扬弃”，达到 了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放下。” 

借白居易之意趣为字号、为白居易辩护到底，又屡 形诗篇，传承并超越白居易的“仕隐”观念，从以上几 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苏轼的确是如宋人所言，“独敬 爱乐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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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5]葛立方.韵语阳秋[M]//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 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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