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济宁因运河而兴盛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济宁运河文化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 江浙等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在此过程中，济宁人也从封闭状态走向交流与开 放。分析济宁运河文化的形成和主要特征，具体探讨了其所具有的人性化特点、多元化的文化体系、 交流性以及对外辐射性等鲜明的个性，以此来挖掘济宁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运河文化来源于人工运河，既属于社会现象，也 属于历史现象，可被看作开凿大运河后长时间 形成的产物。济宁运河位于今微山湖西畔。济宁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依靠运河形成并逐步发展，时至今日，已经 产生了诸多运河文化遗存。本文将对济宁运河文化进行 研究，重点分析其形成情况与主要特征。 济宁运河的地位 京杭大运河建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朝代不断 更迭，运河也经过数次整治与兴修，成为了今日的京杭 大运河。元朝于北京定都，当时北方在受到战乱冲击之 后，对物资的需求极大，必须从南方调运，已有的运河 河道已经被淹没，处于断航状态，需要调整运送线路， 先河运，再陆运，最后继续转为河运，运输过程繁复， 耗力又耗时。元朝统治者基于此种情况，对运输路线作 出调整，重新规划，采取截弯取直的方式，经由山东新 修建运河，实现了南北连接。济宁在山东省西南部，位 于华北平原，地势东高西低，拥有丰富的河流湖泊资源 与充沛的水源，这也给京杭大运河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 地理条件。 

济宁是京杭运河山东段的组成部分，处于中间位 置，给漕运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运河 文化经济带快速崛起。济宁河段北与京津相接，南和江 淮相通，由于地势相对偏高，成为了京杭运河体系的制 高点，其水流情况关系着运河的畅通，所以济宁运河的 治理疏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历朝历代都大力修 建闸坝，并设置专门负责运河管理的官职与机构，以便 济宁运河长期保持良好畅通的运行状态。

济宁运河文化的形成

济宁运河文化主要包括在利用、兴建以及开凿运河 过程中，济宁人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济宁运 河的轴线为会通、济州运河河道，在其发展期间，形成 了多样化的文化遗产与物质遗产，包括古镇、街巷、建 筑与聚落等，具体有崇觉寺铁塔、东大寺、太白楼、竹 竿巷、南阳镇与南旺镇等，不少船只需要在此交汇，商 业贸易也日益繁荣。由于河道频发淤堵或决口等情况， 历朝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此河道的维修与整治，经常开展 维护与疏浚工作，开展水利、闸坝修建活动，建设了南 旺分水枢纽、天井阀以及金口坝等工程，河道因此得以 畅通运行。济宁地区还是我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深受 儒家文化的影响与熏陶[1]。儒家文化已经成为当地人行 为处事以及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他们在发展方面更侧 重农业文化，思想上有明显的轻利重义倾向。济宁运河 衔接南北，受江浙文化的影响，此地民众的思想得到了 解放，形成了追求财富以及开放的思想，继而传统观念 受到冲击，商人地位得以提升。民众更注重发展经济， 以此来改变物质生活，运河文化中融入了外来的商业文 化与本土的农业文化，体现了包容性。运河沿岸还有不 少特色民俗，展现了人们最为真实的生存情况与生活状 态，其借助口传心授与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通过 这些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产物，可窥见当时此地民众 的生命记忆与文化基因。

济宁运河文化的主要特征

更具有人性化特点，关注点集中在人本身

对比济宁运河文化与江河湖海文化的显著差异，长期居住在运河附近的民众，更为推崇人本身拥有的力 量。之所以会产生这一文化理念，主要是因为大运河的 发展与形成过程，同样是沿河居民认识自我以及充分运 用创造才能、实现生存目标的过程，人类通过自身的行 为实现了对自然的征服。在开凿大运河时，不同地区的 地貌地质存在的差异加大了施工难度，但是也使人们充 分地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出来，进一步挖掘潜 能，依靠人的力量完成了开凿任务，扩大了生存空间。 因此，济宁运河文化是属于沿岸劳动者的文化，人们面 对自然的各种考验，不再只能被动接受，而是可以对抗 与战胜自然，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自然，为己所 用，如修建水利系统[2]。人性化特点也是济宁运河文化 能够留存至今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以“仁”为处世做人的核心，其极为重视 人的价值，重点发展人的道德与知识，在人际交往中强 调为人忠信、与人为善，儒商则是“商”和“儒”的融 合体，商业具有趋利性，商人受到儒商文化的影响，既 具备趋利避害的商业本能，又保持了兼济天下的儒者本 色。儒商思想赋予了济宁文化鲜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文化体系既不同于商业化城市，也不同于政治型城市

政治型城市的发展中心是政治，这类城市更注重防 守，因此也更加稳定与封闭，其政治功能比经济功能更 重要。商业化城市则往往是经由海运带动与发展的，经 济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受到与其他地区经济往来活动 的影响，也更加开放；位于沿海区域的民众，主要依靠 商业手段存活。济宁原本属于军事重镇，后在运河漕运 的影响下，从军事重镇逐渐向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发 展，形成了鲜明的工商业文明[3]。济宁并不是单一的商 业化城市或政治化城市，其具有多元的城市功能，漕运 发展到鼎盛时期之际，济宁作为商业性都会、军事要地 与漕运管理中心，具备多重“身份”。另外，济宁的手 工业也极为发达。

强烈的交流性与对外辐射性 

运河文化并非一方水土滋养的文化，沿岸民众通过 运河带有的通达性与流动性，扩大了文化传播范围，只 要是运河延伸的区域，就能传播运河文化。大运河在东 西之间发挥沟通作用，同时纵贯南北，流向五大水域， 分别是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与海河，经过浙江、 江苏、山东、河北、天津与北京几个省市，途经济宁、 聊城、临清、德州、沧州、天津以及北京等20多个不 同城市。运河到达一个地区，便能够传承其他地域的文 化，并联动与融合当地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体系，融合 后的文化也可借助运河再向其他地区传播，继续产生新 的文化成果，如端鼓腔、八角鼓等。济宁运河文化在对 其他地域的文化进行吸纳的同时，也成功地传播了本土 文化，从而扩大了文化影响范围。曾有济宁商人在济宁 会馆（位于今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建设金龙四大王庙， 影响了该地文化民俗。相比处于内陆中的山地文化，济 宁运河文化的兼容性与开放性更强。

工商业文化占比较大

运河文化涵盖文化体系、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济 宁运河的修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而经济的繁荣又 给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济宁文化连绵不绝。在济 宁，商业文明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催生了以齐鲁文化 为基础的独特的儒商文化。 

在运河还未实现全线贯通济宁前，当地领导者多采 取重农抑商或重农轻商的政策。受领导者的影响，百姓 也大多轻视商人，重视农民，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 低。然而开通大运河后，济宁的社会环境发生巨变，人 们对于商人、经商的看法被彻底改变，从轻商到重商， 甚至于捧商追商。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动，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原因：原本封闭的社会环境因外来漕船以及外来人 口的影响，逐步变得开放起来，各地的信息在此流通， 闭目塞听的情况得到改善；江南地区的消费文化与审美 文化给济宁当地文化带来了极强的冲击，明清之际的漕 运发展到最为鼎盛的阶段，有从湖北、浙江、江苏以及 安徽等地前来谋生的手工业者以及商人，在济宁开展商 业与生产活动，创办了诸多手工作坊与商号行栈，如山 西人在济宁坝口创办的人和粮行、苏州人创建的玉堂酱 菜铺等，其在从事商品交易与商业活动的同时，也给当 地注入了新的文化观念。济宁人在外来者的影响下，价 值观发生转变，不断加大对商业的重视；另外，济宁的 地理环境也相对比较特殊，给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条 件，商人面对的市场空间也很大；周边区域的农业发展 水平高，农业生产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充足的物质资源， 商业发展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

个性鲜明 

德州与济宁同在齐鲁文化体系中，而且同样居于运 河沿岸，相比之下，济宁地区的商业文化发展得更快， 更加充分，在明代，德州的工商业已经落后于济宁与临 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可知，二者在地理位置上存 在较大差异，济宁临近江南，德州临近京畿，南方文化 给德州带来的冲击力相对较小。大运河刚刚开通时，德 州和济宁地区的商人多为外地人。商业文明持续向前发 展，不少济宁人主动加入到商人队伍中，参与到贸易与 商业活动中；德州人对于商贸行业以及商品生产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不强，外来客商掌握了工商贸易行业，本地 商业难以获得发展。济宁的商业发展以手工业为基础， 手工业门类多样，辐射性极强，比如皮革业、缝纫业、 土陶业以及木业等产业兴旺，明代初期形成了四大皮毛 作坊；而且济宁当地的手工业具有特色，也成为了当地 商业体系的支柱，其可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参与市场竞 争与社会交流，对外地商人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工商 业快速发展，济宁民众享受到发展果实，生活水平得以 提升，也就形成了更强大的购买力，促进了商业体系发 展。在良性循环的积极催动下，济宁形成了良好的工商 业环境。德州的商业是由集市性贸易活动支撑起来的， 进入战争时期后，外地商人往往会离开德州，前往其他 商业发展得较好的地区，因此德州的商业难以获得稳固 发展。 

历史性 

文化的历史性可被视作时间性，即事物在存在时限 中给当时历史带来的全部影响，同时涵盖其创造的政治 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济宁运河文化已经形成了 历史性，其扎根于儒家传统文化，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 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产生了影 响。济宁运河文化所在的齐鲁文化体系的核心之一就是 爱国精神，鼓励人们用自身才学与能力积极入世。漕运 活动、地理优势共同推动了济宁在政治、文化与经济等 多个社会领域的发展。济宁地区的人民在南北文化的多 重影响下，思想不断得到解放，观念也在持续更新，水 乡文化逐步演变为影响更为深远的运河文化。济宁人在 发展运河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自身价值的挖掘与发展。 京杭大运河给漕运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运河漕运的繁荣 则直接带动了济宁城市的发展。 

在元代以前，运河的功能主要是运输税款与朝贡， 确保首都物资的供应需求得到满足；而元代以后，国家 经济中心出现了明显南移，运河的功能从政治向经济转 移，漕运主要在运输手工业产品以及大宗商品方面发挥 作用。济宁运河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既是南北方 活动的集散地，同时也作为北方漕运中心发挥作用。对 比漕运与陆运，前者的安全性与便利性更强，古代通过 陆运的方式实现大宗货物运输的成本不低，当运输金银 钱币与贵重器物时，货物的安全性又会受到威胁，在当 时漕运是极为先进可靠的运输方式。漕运会带动济宁地 区的经济发展，而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济宁地区的人 们大多具有兼济天下和经世致用的信念；与传统的重利 商人不同，济宁商人在商贸交易中坚守重利轻义的价 值观，其影响持续扩大，济宁运河文化也得以大范围 传播。总之，济宁运河在我国运河史上占据着极高的 地位。 

时代性 

时代是一定发展时期内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多种状 况的综合，是具有客观性的历史进程。优秀的文化往往 具有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都能够呈现出其现实价值与 社会价值，即使进入现代，济宁文化仍旧保持优势，这 也使得济宁文化能保持充足的活力。新中国成立后，济 宁运河又经过多次修整维护，已经发展为综合性运河， 提供发展旅游业、调水、赈灾以及航运等多种功能，创 造了极大的社会效益、政治效益与经济效益，济宁也随 之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尽管济宁运河原本具 有的运输功能已经逐步衰退，但是其文化意义经久不 衰。济宁运河还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可从文化、自 然生态以及旅游等方面挖掘济宁运河的价值，包括历史 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科技价值，从而将济宁运 河文化传承下去[4]。以生态价值为例，济宁运河在历史 演变与朝代更迭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自然生态 机制与半自然生态系统，对环境有良好的调节能力，可 净化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因此应当继续加大对济宁运 河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保护生态系统。总之，济 宁运河文化因其所具有的时代性特点，始终保持着鲜活 的生命力。

济宁运河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济宁人，这一文化 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包容性与开放性。济宁运河文化在 齐鲁文化体系下，对其他地域文化兼容并蓄，逐步发展 成济宁地区独有的文化。济宁人摆脱封闭，积极对外交 流，同时也保持着自身个性，关注人本身，倡导用人的 力量来面对自然的挑战，从而使这一运河文化始终保持 着强大的生命力。现代人应继续传承济宁文化，挖掘文 化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李俊儒.儒家文化与济宁运河独特性和传承性关系研 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36):49-51.

[2]刘晓玲.从地名中解读运河文化——以山东济宁地名 为例[J].山东档案,2021(04):29+33. 

[3]高秀丽.济宁运河文化保护、开发、传播现状调研[J]. 中国民族博览,2019(08):39-44+90. 

[4]张书淼,徐雷.山东运河传统民居形式及其传承初 探——以济宁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19(11):84-8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