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海外传播实录

20世纪末，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家赴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国新型民族管弦乐队随之传 至海外，得以进一步发展。至今，全球众多顶尖高等院校都拥有建立在该校音乐学院基础上的中国新 型民族管弦乐队。其中，澳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作为澳大利亚的三所顶尖高校，均于21 世纪初在校内以中国民族乐器课程的开设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新型民族乐团，并常年活跃于校内及其 所在城市。三所高校的乐团独具特色，为在澳的各族人民了解和认识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更为全面的 视角，也向他们更完整地描绘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整体形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海外华胞对本民族的 身份和文化认同以及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此类专业院校中音乐团体的发展，在中澳文化音 乐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都为增进中澳的文化交流、民众间的彼此了解贡 献出了重要力量。 

二十世纪末，随着众多专业音乐家和业余音乐爱 好者逐渐赴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国音 乐文化呈井喷式发展，在海外迅速传播。在此过程中， 中澳两国的音乐文化交流较具代表性。中国和澳大利亚 虽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但两国民众的来往和文化交 流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自此文化交流几乎未有中 断，且整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中澳音乐文化交流史回溯 

依据时间和文化交流特点，中澳文化艺术交流可主 要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 末。据英国官方档案记载，在1846至1848年间，有23名 华人入澳；1855年，由于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和维 多利亚州爆发了“澳洲淘金热”，有1.9万华人前往澳洲 金矿区工作。这一阶段的文化和艺术交流并不是由政府 或官方机构组织的，而是普通民众的自发行为，音乐交流在 这时就已开始出现，如在澳大利亚历史收藏博物馆中保存的 中国民众在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金矿区使用过的中国鼓。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澳大利亚 政府出台了一些排外政策，使得入境的中国民众大幅度减少， 随之音乐交流也受到极大影响。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入境澳洲 的中国民众有所减少，音乐文化交流受到了一定阻碍。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中后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这一时期，两国间的音乐交流日益增加，且多以 政府为主导。如在1956年9月至1957年1月，由中国京剧 院和武汉歌舞团组成的中国艺术团在团长徐光宵的带领 下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访问并演出；还有1958年，澳大 利亚音乐舞蹈团也曾访华演出。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末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 快，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密切。很多曾在中国大 陆地区接受过优质音乐文化教育的音乐家前往澳洲学 习、工作及定居，如杨沐、王正亭和柴长宁等。在这些 中国音乐家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末中国音乐开始以更 专业化和系统化的样貌在澳洲传播发展。 

第五个阶段是21世纪初期至今，随着越来越多中国 学生前往澳洲留学，中澳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得以蓬勃发 展，呈现出官方与民间、专业与业余并存的特点。在这 一阶段，中澳两国民众以专业音乐家和业余音乐爱好者 为中心，组建了很多大小不同的音乐小组和乐队，如在 很多澳洲著名院校中成立了中国民乐队。这些音乐团体 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对中国音乐爱好者的培养，促进了 中国民族音乐演出活动的增加，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和多样 化的途径在新时代促进了中澳两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

中国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形成

21世纪后期，澳洲最常见的中国音乐种类就是中国 民乐，其中民乐合奏最为耀眼。而澳洲现今的中国民乐 合奏队，与中国传统民乐队相差较大，更偏向于江南丝 竹乐队及中国新型民族管弦乐队。

中国民乐合奏的出现可追溯至周代，周代民族乐器已得到较大发展，宫廷音乐中已出现将吹奏和打击乐器 相结合演奏的形式；宋元后，在戏曲和曲艺的发展中使 用多类民乐合奏形式伴奏的表演也很常见，如昆山腔以 曲笛为主要伴奏乐器，再结合箫管、三弦、琵琶、月 琴、板鼓等控制演唱节奏。明清时期产生了多类主奏乐 器和音乐风格相差较大的民乐合奏形式，如西安鼓乐、 福建南音、江南丝竹等。直至19世纪40年代前，我国民 乐合奏形式的发展已相对丰富和完善。 

近代后期，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中国民乐合奏的 发展产生了较大变化。其中20世纪初期，以郑觐文为代 表的大同乐会组建了一支新型民族乐队，这支乐队为了 适应大型民族器乐合奏曲演奏的需要，学习和借鉴了西 洋管弦乐团的乐器编制，逐渐形成了吹拉弹打四组不同 特色的乐器组合，且具有高中低三声部。从此时开始，中国 民乐合奏队的发展逐渐偏向西洋管弦乐队的编制和风格。

1935年秋，前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在南京成立，陈 济略时任组长，其后来发展成一支拥有33名专业演奏人 员的多声部乐队，并通过当时的两个广播电台进行广播 演奏；1937年7月后，前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随中央广播 电台迁到重庆，后改名为重庆广播大厦音乐组；1946年 重庆广播大厦音乐组回到南京，经整顿扩充为“广播乐 团”；1948年底解散。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着手 筹建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就是“以从重庆调去的原该 队的几位队员为基础（如张学贤、宋锡光、夏治操、杨 竞明、曾寻、彭修文等），并根据这支乐队的模式而进 行组建的”。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筹建的广播乐团 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 自1935年开始成立的这些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均是在西洋 音乐的影响下，参照西洋管弦乐队的建制与演奏形式对 中国民族乐器重新组织后形成的大型乐队。现今，中国 专业的民族乐团和高等院校中的民族乐团以及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在海外传播且在21世纪后期在海外组建的民间 和高校中的民乐队都属于这类新型民族管弦乐队。 

澳洲三所高校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形成与发展

21世纪初，澳大利亚民间和高校中出现了更多中国音乐 家的身影，与中国音乐相关的演出活动也随之增多，演出活 动涉及中国戏曲和民乐合奏等。其中，在澳洲广泛流传的民 乐合奏形式多类似江南丝竹和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表演。 澳国立大学民乐团 澳国立大学民乐团的形成与发展和两位主要人物紧 密相联。第一位是黄建文博士，他于2008年毕业并获澳 国立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2006年，他组建了澳国 立大学第一个中国民族音乐相关组织，并承担了中国传统音 乐课程的演奏实践教学任务。在黄建文博士丰富的中国音乐 理论知识和演奏经验的帮助下，澳国立大学成立了民乐团。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音乐爱好者Rupert Summerson。 Rupert于2013年加入澳国立大学民乐团，近年开始担任 此乐团的负责人。Rupert从未在专业音乐院校学习过音 乐，但4岁开始学习钢琴使他具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并因 自身对音乐的喜爱逐渐掌握了长笛、单簧管和大号等西 方吹管乐器，又因接触到中国音乐和日本音乐而掌握了 尺八、箫和笛子等东方乐器。 澳国立大学民乐团的形成与发展并未以音乐学院的 课程设置和教学为基础，所吸纳的人员有限，乐队规模 不大，常年保持在20人左右。乐团成员主要是澳洲本 地人和前往澳洲留学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因留学 生群体存在较大的流动性而无法固定参与乐队的演出活 动，故此乐团中还成立了一个没有学生而是以定居在堪 培拉的五位音乐爱好者为核心的小组，保证乐队常年的 固定演出和活动。乐团的运行不是由澳国立大学音乐学 院的教师负责，而是由乐团成员自主选举负责人并在其 带领下进行排练和演出等相关活动，如乐队每周一晚上 会排练一次；每月在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的赞助下演出一 次等。澳国立大学民乐团使用的乐器有扬琴、二胡、古 筝、琵琶、笛子和箫等，乐器部分由澳国立大学音乐 学院采购，部分由乐团成员自行购买或部分成员捐赠。 乐团常演出的曲目包括中国传统合奏曲、现代流行音乐 改编曲、根据异域色彩创作而成的曲，如《妆台秋思》 《云庆》《步步高》《风云际会》等。 

墨尔本大学民乐团

与澳国立大学民乐团的组建过程相似，墨尔本大学 民乐团的建立和发展也与就读于该校的中国留学生王 正亭博士和澳洲当地人——墨尔本大学民族音乐学主任 Nicholas tochka的辛勤努力和付出密不可分。王正亭 2000年开始在墨尔本大学攻读民族音乐学专业博士，2002年 他在墨尔本地区组建了小型中国民族乐团，2009年“中国 民族乐团CME”课程开始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的学生手册中， 2013年他参与组建了墨尔本大学民乐队并担任乐团负责人。 

墨尔本大学民乐团的建立与发展以该校音乐学院的 相关课程设置和教学为基础，每年开设四次课程，如 CME1、CME2、Summer CME和Winter CME。每次课 程约有35至40名学生参加，全年参与学习和排练的总人 数约200人，规模很大。CME课程在墨尔本大学非常受欢 迎，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众多学生。虽然 部分学生选修该课程时会出于“考试好过，学分好拿” 等考虑，但课堂学习和乐团排练与演出仍对学生产生了 诸多积极影响，如促进了中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理 解，加深了澳籍华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促进了澳洲当地人和其他国家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等。 

墨尔本大学民乐团使用的乐器主要有笛子、笙、扬 琴、二胡、中阮和葫芦丝等，学习和演奏使用的乐器由 学院采购或由乐团成员自行购买。乐团的乐器在教学和 演出中吹奏类乐器居多，琵琶和古筝等弹拨乐器的教学 和演出相对较少。这一方面与王正亭本人擅长中国吹奏 类乐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院的师资及乐团经费有 关。因此乐团在演出时通常会邀请技艺精湛的琵琶和古 筝嘉宾参与，以补足乐团建制的不足。乐团演出的曲目 多以中国传统合奏曲为主，如《金蛇狂舞》《茉莉花》 《彩云追月》《瑶族舞曲》等。

悉尼大学民乐团

悉尼大学民乐团的成立与发展与前两个乐团相似， 主要依靠Keith Howard、Catherine Ingram和在澳工作 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刘璐等人的辛勤付出。Keith是世界 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长期致力于亚洲音乐和世界音乐 文化的研究，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悉尼大学音乐学 院等院校工作。Catherine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民族音乐 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侗族音乐文化的研究，2014年在 Catherine即将完成博后工作回到澳洲进入悉尼大学工作 前，Keith曾和她提及悉尼大学音乐学院多年前采购了一 批中国乐器但未投入使用一事，并商议了对这批乐器未 来的使用计划。于是，2015年，Catherine和中国旅澳琵 琶家刘璐等人开始筹备“中国民乐合奏课程”的开设以 及中国民乐团的成立。2016年，悉尼大学音乐学院中国 民族乐器演奏课程正式开设，民乐团应运而生。

悉尼大学民乐团的建立是以该校音乐学院的相关课 程设置和教学为基础的。学校每年会在两个不同的阶段 开设课程，即CME1和CME2，每学期的课程为6个学分，因选 课时有人数限制，所以会对选课学生进行一轮筛选。与墨尔 本大学类似，悉尼大学相关课程中学生的组成也较为多样。 

该校民乐团使用的乐器主要有琵琶、二胡、笛子、 扬琴和打击类乐器等，其中打击类乐器的授课教师多为 特邀音乐家。较为丰富的建制与该乐团长期得到赞助有 关，在2016-2018年，悉尼大学民乐团的乐团运作和教师 工资由天达公司赞助，2018年后由悉尼大学全额赞助。 良好的资金支持一方面丰富了民乐团的建制和演出曲 目，另一方面也帮助扩大了民乐团的演出规模。民乐团 自2016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会举行校内和校外的常规演 出，如2016年在校内与加美兰乐队合作演出，2018年和 2019年与澳国立大学中国民乐团的两次合作演出等。

澳国立大学民乐团、墨尔本大学民乐团和悉尼大学 民乐团的建立和发展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差异。相似之 处首先体现在三个乐团的成立均依托于澳洲高等院校， 虽然澳国立大学民乐团并未由所在学校音乐学院直接负 责，但是两者关联紧密；其次，三个乐团的组建人员均 是中国籍或对中国音乐有深刻理解或研究的外国籍专业 音乐家；最后，乐团中的乐器组成多为丝竹类，打击类 乐器极少。三支民乐团的差异首先体现在乐团所在城市 及服务社区不同，三个乐团的主要乐器有所差异；其 次，乐团中演奏曲目的风格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悉尼大 学演奏的曲目中对于西方音乐元素的结合曲目相对较 多；最后，三个乐团的规模和主要负责人员的专业性有 所差异。三所学校的乐团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总 体而言都是中国音乐在澳洲传播的重要组织和团体，对 于中国音乐在澳洲的传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长达数百年， 历史根基深厚，两国人民对于彼此的了解也较多。新时 代下，两国更有必要从多方面加强交流与了解，音乐文 化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了有效促进中澳两国在 新时代的音乐文化交流，从国家到高等院校，再到专业 音乐家和音乐专业的留学生，都应从自身角度出发作出 相应的努力和贡献。如从国家层面，可组织更多优秀的 音乐团队前往澳洲巡演和交流，同时举办音乐文化讲座 和研讨会；也可邀请国外优秀民乐队和西方音乐组织来 中国演出和交流。从高等院校层面来看，可鼓励在校学 生积极参与澳洲高校的交换学习活动，鼓励学生走出 去，在了解外国文化的同时将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宣 传出去；也可以做好国际生招生工作，录取一定比例的 澳籍音乐专业学生。从专业音乐家和音乐专业的留学生 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音乐演奏技艺和 音乐文化素养，另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自信心，积极勇 敢地走出去，多参与国际音乐节和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增 加中国人和中国音乐文化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频率。 

21世纪初在澳洲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中国民族乐团， 是中国音乐文化成功传播的结果，也是几辈中国音乐家 辛勤和努力的结果。也希望在新时代，在新一代音乐家 的共同努力下促进中国民族音乐更好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程午嘉,瞿安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历史的回忆[J].中 国音乐,1982(04):72. 

[2]李丽敏.文化的嫁接[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 

[3]李丽敏.文化的嫁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历史成因 新探[J].中国音乐学,2009(03):104-113+134. 

[4]姚毅军.民族管弦乐队 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由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建制所引发的思考[J].天津音乐学院学 报,2007(02):4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