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和我的”三部曲，看新时代语境下 主旋律电影的嬗变

自2019年起，《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主旋律献礼电影先后接 棒“国庆档”，形成了“我和我的”强IP，培育了新的观影习惯。在新时代语境下，“我和我的”系 列从叙事风格、人物书写、类型元素、影像创作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迎合了新时代“小”的情 绪偏好与“平民”视角的审美偏好，为日后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在新时代语境下，“我和我的”系列主旋律作品 的推出，呈现出与过往“高大全”主旋律影片 的迥异，被赋予与时俱进的叙事风格、类型元素、人物 书写与诗意影像，在着力还原、刻画历史的同时，亦拉 进了伟人与青年、历史与当下的距离，为2021年建党百 年的系列献礼影视作品以及日后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提供 了内容与方法论上的双重借鉴。 

但在某种程度上，“我和我的”系列亦难免落入 “套路化”的窠臼，故事完整性与历史深度欠缺，同时 还有人物雕琢表面化等不尽人意之处，导致该系列作品 票房与口碑的走低，为中国电影从业者们“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思考。 

叙事：拼盘式故事的灵动 

早在100多年前的黑白电影时代，大卫·格里菲斯带 来的在影史上颇负盛名的《党同伐异》（1916）便尝 试打破单一故事的讲述。影片《党同伐异》由四段不同 时代发生的故事组成：“母与法”“耶稣受难”“圣巴 托罗缪大屠杀”“巴比伦的陷落”，这些故事却共同指 向了“党同伐异”这一母题。格里菲斯这样描述他的构 想：“四个大循环故事好像四条河流，最初是分散而平 静地流动着，最后却汇合成一条强大汹涌的急流。”虽 然这部影片在当时因故事结构过于复杂，导演手法超越 大部分观众的接受能力等原因而票房失利，却可被视作 一次电影多元化叙事的艺术实验。

此后百年间，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无论是多位导 演还是单一导演的“拼盘式故事”表达，在世界电影序 列中都不再罕见：2002年，在《十分钟年华老去》中， 陈凯歌曾与其他14位世界级电影导演一起完成命题作文 “讲述发生在短暂10分钟里的人情冷暖”，那一次他带 去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百花深处》；而2009年，姜 文也曾参与制作《纽约，我爱你》这部为城市献礼的电 影，用5分钟展示了自己对纽约城的原创性看法。事实 上，更多剧情类的拼盘式电影是讲述爱情的，比如堪称 经典的《真爱至上》，比如国内为与《纽约，我爱你》 相呼应而设立的、以“爱上一个人，恋上一座城”为创 作命题的《恋爱中的城市》等。 

但不得不说，用拼盘式故事架构祖国70年大庆的献 礼电影是一次颇为大胆的主旋律创作尝试和对新时代审 美的洞悉。2019年，由陈凯歌出任总导演，张一白、管 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的《我和我 的祖国》让当时的观众耳目一新，7位导演围绕新中国成 立70年间的7个“大事件”，选取7位“小人物”作为历 史的参与者或见证者，讲述了伟大壮阔的历史中平凡人 做出的不平凡事，见证的不平凡瞬间。 

新中国成立、原子弹升空、女排夺冠、香港回归、 北京奥运、神舟飞船着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件 件是大事，值得大书特书，但如何在有限的电影容量中 取舍、抉择，成为导演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比起讲单一 宏大事件的影像故事，拼盘式故事集的呈现角度更多 元、更灵动。一方面避免了单一事件选取角度、深度的 难题，减少了宏大叙事的沉重与教义；另一方面，也通 过多事件、多角度的讲述，将新中国一路走来的荣光串 联起来，形成历史的脉络。而影片主人公有意覆盖了儿 童、少年、青年、壮年、老人全年龄段，与各年龄段的观众形成最大程度的年龄、生活经历的呼应，让每一 个“我”都能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 旁观者。 

时至今日，《我和我的祖国》的豆瓣评分仍保持在 7.7，在当年就收获了31.02亿元的商业票房，商业与口 碑双丰收，拼盘式故事在主旋律电影中的应用可谓首战 告捷！ 

此后，“我和我的”系列如法炮制，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由张艺谋担当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 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分别 执导五个故事，旨在展现惠农政策和农村新貌。从内容 上看，《我和我的家乡》走了比《我和我的祖国》更为 轻松的路线，各个独立故事都是喜剧班底，幽默、搞笑 的基调浓郁，还增加了“网红带货直播”“UFO”等时下 流行元素。

2021年，“演而优则导”的新力量导演们集结发 力，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出任导演的《我和我 的父辈》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 标，通过《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 “父与子”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人的血脉相连与精神传 承，再现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虽然后两部 “我和我的”作品未能实现新的飞跃，票房和口碑只能 算是差强人意，但这一系列作品的不断尝试，却为主旋 律影视创作的叙事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正如学者韩小磊所说：“健全的电影文化市场，需 要有适应市场的多种制片体制、管理与营销体制来保 证，同时还必须提供不断更新的多样式、多品位的电影 文化产品。”拼盘式与主旋律电影的嫁接，为“命题作 文”式的献礼影视剧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创作模式与多点 呈现的叙事方式。而这也在献礼建党百年的影视作品中 得到了充分应用，《理想照耀中国》《功勋》等影视作 品就采用了这种拼盘，乃至盲盒的方式，对光辉的历史 或当代人物故事进行了呈现。 

在创作上，“拼盘式故事”以高能主题集结名导， 各自独立成篇完成一个个小故事，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 导演的创作难度，从2小时左右时长、需要完整逻辑结 构的大电影“降维”到了一个场景、一个时刻的精粹化 短片表达，同时创作时间、成本也都大幅降低。同时， 导演之间，或者说故事之间，也形成了“相互担保”原 则。在多个故事中，即使有创作稚嫩或逻辑有瑕疵的失 利之作，也不会对总体的影片评价构成太严重的影响。 相反，名导的同台“竞技”颇为难得，为影迷在观影后 留出了更广阔的评论场域，“哪一个短片更好”在各类 社交媒体中的话题讨论度非常高，形成了对影片有效的 二次传播。 

与此同时，在呈现方式上，拼盘式叙事的另一个优 势在于“站在了现代人的观影习惯上”。随着短视频时 代的到来，观众的观看习惯悄然改变；在抖音、快手这 些精准计算出视频时长的平台的不断“投喂”下，观众 的耐心被大大破坏，对笑点、情绪点、转折点的间隔时 长要求越来越短，越来越难以接受铺垫过长、“水到渠 才成”的故事。也因此，电影创作在不断适应观众的需 求，只有强剧情的高能片才能抓得住观众稍纵即逝的注 意力。而拼盘式电影的天然优势不仅在于其每一个独立 故事都很短，不会耗费观众太多的耐心，更在于其浓缩 的故事内容都是强剧情、强冲突的，会带给观众高效 能、高燃点的观影体验。

人物：大事件下的小人物 

“我和我的”系列从不同的主题出发，主要表现的 是各个时代或者不同历史时刻的普通人，把书写历史的 主体重新聚焦在平凡人身上。这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与 一个个高光的历史时刻紧密相连，表达了“历史正是 由人民书写”的观念。这一系列作品的创作者们深谙 “人”之道，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带给观众的却是大 的家国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中，七个故事的主人公都被赋予 了平凡日常的难处，即便是《夺冠》中只有几岁大的小 男孩，也要面对是在楼顶为观看女排夺冠电视直播的街 坊扶住天线保证画质，还是去为心仪的女同学送别的艰 难抉择；更不用说《相遇》里，张译饰演的参与原子弹 秘密研制的科研人员为了事业要牺牲的爱情与健康；当 然还有黄渤饰演的开国大典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 和葛优饰演的喜获奥运门票的北京出租司机张北京，在 天生“小人物”的面孔下，这两个人物都有着更复杂的 平凡人的弱点与最终迸发的人性光辉，他们在为影片注 入轻松感的同时增加了观众的代入感、亲切感。

而在《我和我的父辈》中，不同时代的几对不一样 的父子，既成为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改革开放到未来 的时间横轴的注脚，也用“人人皆是父或子”的共情点 让剧中人和观众能换一个角度去审视和判断自己的父 辈。时代的烙印是鲜明的，在战争中，为了保护百姓， 军人不得不以亲儿子为诱饵，间接导致了儿子的牺牲； 为了原子弹的研发，科研工作者在秘密从事最危险的工 作，一个父亲牺牲了，同事代以父职，而后养父也为这 项事业牺牲了，儿子被迫长大，却明白了那首在天上写 下的《诗》的丰富含义；《鸭先知》是最快乐又最具“弄堂史诗”气质的，其中父亲“敢为天下先”的性格 是改革开放中最需要的弄潮儿特质，那不是一个“标准 化”的父亲，而是一个需要儿子反复粉饰却还是躲不开 别人笑话和指指点点的父亲，直到新中国第一个广告 因他而生。社会向前的一步，看起来有多偶然，背后 就有多艰难…… 

更可贵的是，《我和我的父辈》中的父子情不再走 “弑父重生”或“摒弃前嫌”的传统类型片套路，情感 上也并不锁定在深情父爱或无私奉献上。在更宏大的历 史背景下，这些父亲虽然是普通人，却承担着更伟大的 使命，有着高于父职更多的社会贡献；也正是这种大事 件的支撑，才让小人物的微小动作、内心无奈、细腻眼 神格外动人，内涵更加丰富。 

“我和我的”三部曲让我们见证了本土主旋律献礼 片的发展。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IP，它具有与其他献礼 片不同的人物特质，这里没有高光下的英雄、指点江山 的伟人，但每一个个体标签都与时代的命运同频共振， 讲述了老百姓的现实困境、家庭关系，在日常凡俗中展 现了浪漫主义与家国情怀，为日后同类作品的创作提供 了崭新的可能性。 

风格：新审美偏好与诗意表达 

《建国大业》《建党大业》开启了“明星脸”的商 业探索，《战狼》系列是成功的“爱国主义大片”表 达，《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则带给观众大片的视 听体验……国产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的结合日趋紧密，对 观众偏好、需求的研究也有了更多考量。但总体而言， 主旋律电影仍然给人以恢弘之感，多侧重于宏大叙事的 审美风格，与当下流行“小确幸”“小确丧”的时代 “小”情绪形成反差，而“我和我的”系列在某种程度 上丰富了主旋律影片的审美角度，也符合新时代“小” 或“平民”的情感体验与审美偏好。 

比起以往的英雄主义叙事，“我和我的”系列在国 庆期间带给观众的是一种类似世纪之交那几年的贺岁档 体验，是节庆合家欢的“基本盘”。它丰富的类型、小 品式的表达迎合了节日合家欢的观影需求，而主旋律的 定位则成为正能量输出的保证，同时又拒斥一切“高高 在上”或沉重的悲情，成为观众在特殊档期的“保留曲 目”，培育了新的观影习惯。 

该系列作品中呈现的类型题材是多元的。喜剧占据 半壁江山，还主旋律作品以轻松、幽默、真实。这种 “去英雄化”的表达、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进了影片与 观众之间的距离，对新主旋律的很多作品也有所启发。 在新近的主旋律作品中，无论是伟人（如《1921》中的 毛泽东）还是将军，创作者都着力刻画其平民的一面、 幽默的一面，希望观众在会心一笑间感受到人物更立体 的样貌。 

作为单元叙事作品，“我和我的”系列的故事场面 并不恢弘，往往截取一个时代的横断面展开，但影像质 感却不乏诗意。在传统印象中，战火、革命、科研、经 商似乎总是与诗意、浪漫无关，但是在《我和我的祖 国》中，《相遇》演绎出了最令人动容的爱与浪漫，同 主题呈现于《我和我的父辈》中的《诗》也没有让人失 望，作为全片灵魂的那首诗被展示得美好而诗意。事实 上，无论是革命还是科研，理想主义的坚持中自然是藏 着浪漫的，而影片通过升格、滤镜、音效等视听手段表 达凸显了这份诗意。 

赋予主旋律影像以诗意表达，是新时代语境下电影 从业者们进行的新的创新。在《革命者》中，导演对李 大钊被处于绞刑时的场面处理就展现出诗意的空寂之 美，飞鸟、锁链等镜头与音乐融汇，呈现出不俗的美 感。这段26秒的片段在抖音上的点赞量高达150万，实现 了广泛传播。 

而从《夺冠》到《鸭先知》，徐铮在“我和我的” 系列中完成了有一定人物关照关系的“弄堂史诗”，以 上海弄堂嬉笑怒骂的烟火气为时代做注，在影像上却极 为考究，《鸭先知》带有《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韵味， 画面对称、色彩怀旧、剪辑俏皮风趣，形成了鲜明的导 演风格和独特的审美趣味。 

“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当然也有很多不足，比如 故事表达的碎片化导致其主题欠缺深度；受限于时间而 使一些情节、逻辑无法自洽；多位导演、明星的小品化 故事有讨巧之嫌，其创作诚意甚至饱受质疑……但从这 一系列中，仍可看出在新时代语境下，新主流电影的变 化与多元走向。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叙事表达 上，“我和我的”系列都做出了非常值得借鉴的尝试， 走出了与以往传统主旋律影片不同的路径，为日后电影 从业者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宝贵参考。 

参考文献

[1]韩小磊.电影导演艺术教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 社,2010:15. 

[2]赵晖.从《觉醒年代》到《革命者》:青春气质与诗意 表达[J].记者观察,2021(20):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