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网主站 
融媒中心
《唐明皇》一书通过描写李隆基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呈现了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李隆基形象，透过文字几乎可以感受到李隆基策划政变时的惊心动魄，也可以感受到李隆基励精图治、勇于纳谏的拼搏奋斗。通过这些有生命力的人物故事，感知人物跨越千年的温度，从一个个故事中体会到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因由，也可以站在更广的视角上看王朝兴替的历史规律。
历史最有生命力的地方不在于历史所导致的结果，而在于每一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其展现的历史故事的生命力。《唐明皇》（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全书分五部分共四十一个章节，历史学者蒙曼以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为主线，勾勒出了唐朝在李隆基的带领下，攀登历史巅峰，走向开元盛世、物华天宝，又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下，由盛而衰的历史故事。
充满生命张力的李隆基形象
李隆基生动的人物形象体现在遵循生命的自然规律。李隆基执政早期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也有过晚年的声色犬马，造成了安史之乱。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反差，才让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到李隆基的人物形象。
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李隆基生于帝王之家，本应无忧无虑、锦衣玉食，但他却出生在父系凋零、祖母武则天收紧权力称帝的时期。武则天杀掉二儿子李贤，废掉三儿子中宗李显，改立四儿子李旦当皇帝，李隆基作为李旦的儿子，成为没有实权的皇帝的儿子。因父辈的权力动荡，李隆基3岁封为楚王，后被降为临淄王，后又被任命为卫尉少卿、潞州别驾。早时饱尝忧患，有宫廷斗争的背景和经验，且在政治漩涡下成长起来的李隆基踏上潞州之行后，积极投身政治，结交英雄，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再次返回长安的李隆基，沿用在潞州所得的政治经验，广泛结交中下级官员、万骑将士以及方外之士，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组织集团，在与韦后、太平公主和其父李旦的权力斗争中顺利登上太子之位，并在27岁时登基称帝，于29岁结束长达一年多的二元政治局面，成为大权在握的真皇帝。
李隆基生命的张力还体现在他对事物的追求。他追求成为明君、开创盛世，在早期执政期间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克己复礼。有着长期政治磨砺经验的李隆基，练就了冷静的头脑和缜密的思维，他深刻地明白“打江山”固然需要功臣的奇谋密计，但“守江山”则需要那些遵守政治道德和政治规范的能臣。于是，这个29岁的年轻皇帝选中了具有成熟政治家风范的63岁的姚崇为宰相。他追求享乐，则赏名花、宠后宫。“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以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元代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他纵情声色、荒废政务；他又多情，与杨贵妃一同谱写了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明君治国、开创盛世的共性特征
励精图治、志存高远。无论是唐玄宗李隆基还是其他在历史上开创过盛世、建立过不朽功勋的君王，在这一点上，无疑是相同的。正因为心怀远大理想，才能为治国理政保持无尽的热忱并愿意为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克制自己懈怠的情绪或者享乐的欲望，并且矢志不渝。
可以说，励精图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而志存高远则是无穷无尽的动力。《唐六典》统计显示，开元年间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超过七十个，足见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之高。再者，据现代研究者估计，唐朝时期的人口数量在7000万至9000万之间，而整个欧洲人口总和到14世纪仅超过8000万，足以见到唐朝国力之强盛。
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开元年间，李隆基接连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才为宰相，并且用人不疑，为开元盛世打下坚实基础。唐玄宗任用姚崇，在主政时期信任其政治才干，创造条件让其不受掣肘，使其充分施展才华。
《资治通鉴》记载，“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每一个盛世，都必定有一个明君和一群贤臣，上下同心，方成大业。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莫不如此。所以说，主明臣贤，盛世自古如此。
虚怀纳谏、从谏如流。据吴兢《开元升平源》记载，玄宗采纳了姚崇的施政纲领“十事要说”，体现了统治阶级为加强皇权稳定政局，不允许非正统政治势力参与朝政，结束酷吏政治，实施仁政；整顿吏治，尊重大臣，赏罚分明；关注民生，减少军费开支，禁止正常赋税以外的献贡，减轻百姓负担。正如唐太宗所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君之所以明，昏君之所以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可以做到虚心纳谏。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虚心纳谏体现了一个君主谦逊、求真、务实的执政态度，有容人的雅量，有用人的胸怀，有改错的决心。
克制欲望、勤俭节约。“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国家和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勤俭。追求享乐，在日复一日的穷奢极欲之后，消磨掉了远大的追求，消磨掉了虚心纳谏的耐心和胸怀，最终由明变昏，被物欲所控制。司马氏建立西晋，短短数十年便亡国，造成了五胡乱中华的惨剧；秦二世而亡，六国相继复立，这些惨痛的教训都与奢侈有较大的关系。
而纵观历史，历代明主未有不节俭者。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对于君王而言，更是对自己享乐欲望的一种克制，是用追求权力来抑制其他欲望的手段，也唯有如此，君王才能成就一番伟业。
由勤到怠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
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到天宝末年唐朝人口数字达到5288万，而武则天统治结束时期的人口是3700多万，唐玄宗时期的人口总数达到唐朝的最高点。唐朝采取租庸调制，按人口数量纳税；利用隋唐大运河调运粮食、用“和籴法”购买储备余粮。经济繁荣和社会生活富足使得社会犯罪率降低、边防兵力充足、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和平的盛况。历史学家认为，开元天宝年间的繁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是继汉武帝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二次繁荣。
唐玄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而后期变得有所懈怠，远不如前期勤奋的君王比比皆是，甚至不乏被后世称为明主的君王，诸如唐太宗李世民、康熙等。其实这样的历史规律，是人性的自然发展规律在政治上的体现，最终转化为历史的结果，演变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事件。人性的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互为表里，由人性的自然规律可以演变为历史规律，由历史规律可以总结浓缩成人性的自然规律。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所创造的历史规律正是由人性的自然规律所总结出来的。
其实李隆基统治的开元时期长达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能始终如一、较为勤勉地治理国家实属难能可贵。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二十多年里，出现了统治后期不如前期的问题。古代君王在其统治期内存在后期不如前期的问题，这也可能是统治者人性规律使然。而一个朝代内也往往出现开国君主远胜于末代君主的情况，这是历史惯性即历史规律。这些问题情况的发生，其实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即统治者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是否决心去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政治、社会层面都出现一定程度的问题，唐玄宗本人“倦于万机”，宰相顾权保位；统治阶层攀比现象蔚然成风，奢侈腐化现象严重；社会差距拉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到天宝十三年（754），年近70岁的唐玄宗已经在位四十多年，高力士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向来雷厉风行的唐玄宗却失去了锐气，“上默然”。
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往往建立了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时间流逝，这些政治和社会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后期的社会环境发展，最终或以农民起义的形式，或以内部叛乱的形式，导致矛盾的集中爆发，从而断送一个王朝或者使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窃以为，要想解决好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有足够能力和决心的统治者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对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改良，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
从唐王朝的开放胸怀看国家发展规律
本书认为唐朝走向衰退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外重内轻的军事布局；二是藩镇掌握地方行政权；三是大量任用胡人为将。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兵力主要集中在首都附近，内重外轻，举四方之力不敌关中。到唐玄宗时期府兵制瓦解，依靠节度使率军驻守边疆。且唐玄宗违背了节度使“不久任、不兼统、不遥领”的规定，而胡人对中国文化的忠君思想没有较为直观的感受，最终埋下了叛乱的思想祸端。
其实无论是任用汉人为将，还是任用胡人为将，仅仅依靠情感认同和思想约束恐怕远远不够，更为关键的还是制度约束。这并不是否定情感思想的作用，而是说制度约束本身就要显得牢靠一些。只有建立符合实际的政治军事制度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要从制度上规避风险，而不是依靠情感维系安全。
书中提到盛唐时期，朝廷大胆任用胡人为将为官，并且在都城长安居住的外国人的比例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开放的唐朝，欢迎各族人民。根据《旧唐书·西戎传》中记载，在开元初年，大食派遣使者前来，“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唐朝时期，引进各方文化。玄宗时期，唐朝接纳东亚各国留学生、学问僧学习大唐文化；且走出国门传播文化，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鉴真东渡。唐人开放的视野胸怀，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李世民如是说。“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律》中对涉外相关案件做具体规定。正像书中所提到的世界主义和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所提到的外向型帝国，吸收各民族文化之所长，任用各民族之贤才，兼容并蓄，促进自身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
开放是人类社会交往所需要的条件。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在唐朝到达鼎盛时期，从长安到地中海地区，绵延千里。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的物品逐渐丰富起来，丝绸、瓷器、指南针以及造纸术等也逐渐传入周边国家，沿线国家的畜牧文化也融入中原文化。自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的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同时为“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打造“命运共同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读史明智，明智，就是总结前人的教训，总结历史规律，从而为今人提供借鉴。历史经验完全可以为我们的日常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比如帮我们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工作、虚心接受批评、克制欲望等，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但是实质都是一样的。塞缪尔·早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编织而成的世界里，每时每刻都会受到我们自己听到、看到和使用的语言的影响，并会被无意中对语言所下的臆断所支配。”在我们大多数的人的思想里，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对某些事物随意作出评价的习惯。只有对人的社会属性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能理解书中唐玄宗这些追求，其实都反映了李隆基旺盛的精力和透过书卷的张力。在阅读中，去再现、理解和诠释历史人物，突破传统的、单一的评价标准与其进行对话，客观理解人物形象，感受历史人物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塞缪尔·早川.语言学的邀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杨金国.唐宋时期关涉李杨题材小说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3.
[5]王昕.论再现模式电视历史剧的史诗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01):74-77.
[6]高淮生.关于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人文精神建构的思考[J].电影评介,2008(14):60-61.
[7]杜云辉.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看其在文学中的主题表现[J].作家,2008(04):136-137.
[8]朱雯婷.《长生殿》与《杨贵妃》中唐明皇形象的比较研究[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10):93-95.
[9]华强.如何“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兼评当前影视历史人物的塑造[J].探索与争鸣,2003(10):8-10.
[10]姜伯勤.盛唐气象:一个开放的时代[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8-10+189.
[11]张祖群.试论影视旅游的文化空间——以《大唐芙蓉园》和《唐明皇》为例[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06):688-6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