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习得失误与结构的重新分析

Anthony Kroch于2001年撰写的SYNTACTIC CHANGE是对语言演变问题承前启后的研究，一经发表便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讨论。Anthony Kroch所写的这篇文章系统地回答了语言为什么会变化以及语言如何变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对历时句法学影响至深的观点。作者颇有创见性地将句法演变视为代与代之间语言传递的失误，将语言接触看作研究句法演变的重要途径，并认为一个单独底层参数变化与不同表层形式的变化相一致，从而使历时句法学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

在Anthony Kroch的研究问世之前，曾有大批学者就语言演变的问题展开模拟与调查，Greenberg（1966）的“类型说”、Lightfoot（1979,1991,1999）的“根句（root clauses）说”、Roberts（1985,1993）的“参数选择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程，Kroch研究成果的出现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当时可谓是研究句法演变的集大成之作。学生时代的积淀使Kroch既有深厚的形式句法语义背景，又批判地继承了老师Lightfoot的学术思想，将形式语言学的恒定论与Lightfoot等人的变异论别出心裁地结合在一起，指出语言的演变会被人类的普遍语法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创造性地提出“恒定比率效应（Constant Rate Effect）”，打破了前人固有的研究思路，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在西方世界掀起了“语言传递失败说”的热潮，也给我国语言学界研究汉语句法的演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观点，尤其是深受生成语法理论熏陶的部分港澳台学者，更是从中收获了不小的启迪。

冯胜利(2014)一文便充分吸收了Kroch的“习得失误说”[1]，从古人对双宾结构的误读上，推断出轻动词句法被重新分析的年代是在汉魏之际。苏婧（2019）沿用冯的研究思路，通过分析“启予足”“坐甲”“见其二子”这三个与轻动词结构相关的语义误读案例，进一步阐明了“误读”和“演变”的关系[2]。李果（2015）借助“恒定比率说”探究“字”音节数量的变化，发现单音节衰亡速率和双音节增长速率，以及“字”的音节转变和整体韵律类型的变化严格一致[3]。刘丽媛（2019）通过动词拷贝结构的焦点重音来验证语言的重新分析[4]，并得出理论与事实相等同的结论。冯胜利（2016）则吸收了Lightfoot和Kroch论点的精华，首次系统地从形式句法的角度回答了汉语历时句法的演变问题，考察了汉语历史上的各种词类活用、句法类型、轻动词、量词、复合词、韵律、词序演变等疑难问题[5]，很好地填补了当前汉语语言学界对国外已有成果应用的空白。

该文短小精悍，仅用六个章节便清晰有力地说明了句法演变的现象、原因以及背后的产生机制，其中除去第一章的INTRODUCTION和第六章的CONCLUSION，论述的重点全部放在了中间四章，分别为CHANGE AND STABILITY、SYNTACTIC CHANGE AND FIRST-LANGUAGE ACQUISITION、LANGUAGE CONTACT AND SYNTACTIC CHANGE和THE DIFFUSION OF SYNTACTIC CHANGE，层层递进，条分缕析，适合作为对句法演变理论感兴趣的读者的入门阅读材料。当然，我们建议在开始阅读这篇文献之前还是要先行了解Lightfoot、Clark& Roberts所提出的种种设想，这样更加有助于读者理解Kroch的核心思想并形成自己的判断。

Kroch在第一章引言部分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语言于各个层面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状况，并认为解决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与途径已经成为把握历时语言学学科的关键。“语言演变从根本上说，是语言特征在时间跨度上的一种传递的失误（a failure in the transmission across time of linguistic features）”，这个论点是该文的点睛之笔，也是语言演变的基本原理，没有这种失误，语言便能完美地被下一代学习者继承。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失误呢？Kroch接着指出，失误的本质原因源自于错误的语言习得，习得者接触到的语言素材如果含有歧解性质，那么便很容易使其产生误解，且习得者的年龄要素也必须纳入考虑的范畴，成年人已经错过了习得的最佳年龄，在语言接触中，他们的二语习得更可能出现失误，这两种因素共同促进了语言的日益演化。

接着Kroch从历时层面分析了语言的本质是变动的还是恒定的，这个问题需要从多角度去考量。首先是改变的多少问题，从古至今，英语的变化十分显著：词法上从屈折成分居后转变为屈折成分居中，语序上从V2（动词第二）转变为S-V、从OV转变为VO，而日语则显得相对稳定，动词始终居后。其次要看从哪里发生变化，Kroch在这里依次列出各家的观点并加以讨论，他先是对Greenberg的“跨范畴和谐性”提出质疑，认为绝大多数语言并不满足和谐的一致性，因此内生性变化（endogenous change）不能成立；Andersen（1973）支持内生性变化的说法，提出儿童在习得语言时可能会生成不同于父辈的语法系统，他的假设被Lightfoot否定了，Lightfoot认为特定内在语言（internal language）性质的产生必然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至少在句法领域，这只能通过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而发生，语言可能通过不同句型使用频率的波动产生变化。作者针对这点表示，事实上很多变化的频率都可能在长期的使用中保持恒定不变，且这一观点很难得到历史和现实的证明。此外，Lightfoot曾提出一系列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语法的不透明性，最终引发重新分析，并以情态动词为例，认为它们从16世纪中期便逐渐丢失了携带直接宾语的能力，因此动词属性变得模糊从而失去了作为实义动词的资格，他的观点回答了重新分析的对象、主体、来源，著名的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cy Principle）也自有其优越和独到的地方。

在对前人的假说进行一一拆解后，Kroch进一步于第三章论述了句法变化和母语习得的关系，以此来详细解释语言演变的核心问题。上文曾提到Lightfoot的“根句说”，即习得者的语法机制只对根句敏感，并且只对特定的特征敏感，这些特征为给定的参数设置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在接触到这些特征时就会被触发。Kroch通过举出古英语中动词句中的格式不仅只存在于根句，同时也出现在从句中的实证来对此进行反驳，他敏锐地察觉出Lightfoot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直到1122年，Peterborouph手稿还是用标准的古英语写成的，表现出其他文献中以动词居后为主的顺序，然而在1122年，就在重新分析的时间节点上，笔迹发生了变化，从形态和拼写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接任的僧侣所写的语言肯定与他之前的抄写员不同。他似乎一直在使用更接近他的白话的语言，而不是文学上的古英语。因此，Lightfoot观察到的频率的急剧变化反映的是方言的不同，而不是内部的重新分析，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现象，而不是一种语法现象。Kroch继而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西欧语言V2属性的丢失，采用这一现象来证明语言的功能范畴与语序联系紧密，带时态标记的限定句采用某种语序，而不带时态标记的非限定句则采用另一个语序。比如，法语中的限定动词出现在否定词前面，而非限定动词则位于否定词之后;德语、荷兰语中主句的限定动词必须出现在V2位置，而非限定动词则在句末位置。如果普遍语法功能范畴的知识从语法发展的一开始就存在，那么这些语言的功能范畴就应该清楚地在儿童语言中显示[6]。

Lightfoot认为，语言有时会经历一段激烈的演变时期，然后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些连续的演变自然应当用新的参数设定来解释，有时会有多种表面结果产生，或是连锁反应发生[7]。但是，他并没有解释清楚什么是剧烈的演变，没有真正地把“毁灭性”的演变与逐渐积累的“环境”演变区分开来，毕竟环境的变化显然不受习得过程的影响，因为习得过程是给结构性质带来系统性影响(比如设置参数)的行为，这些演变的真正原因应该理解为语言接触的结果。因此，Kroch专门在第四章对语言接触和句法演变的关系作出说明。巴尔干语言遗传的多样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融合告诉我们，接触可以导致句法特征的借用，还可能导致失去区分接触的语言的特征。底层效应（substratum effects）和干扰效应（interference effects）也证实了，如果一群成年人学习的第二语言不完善，如果他们习得的第二语言成为一组儿童的主要语言数据，而成人学习者是他们的主要参照目标，那么第一语言习得的正常过程可能会直接导致将“外国”或“干扰”特征引入到儿童的母语中，并从他们那里传播给其他人。这里Kroch并未回答说话者如何或为什么优先采用周围语言的特征而不是母语的特征，或者为什么母语的某些特征会被带到成年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中。Kroch发现中世纪英语中V2的丧失也是语言接触在起作用，他举了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例子，14世纪，V2的丢失在北部地区的语料文本中最为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方言边界，来自北方社区的成年说话者正在与那些V2用法与他们不同的说话者进行交流，他们会分析带有完整名词短语主语的主题化句子，因为南方语法者所说的句子显示了时态动词向复合词的移动。但南方说话者会在代词主语中使用V3语序，北方说话者会将这种用法解释为违反了V2原则，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在句法上区分代词和完整的名词短语。根据这些数据，说北方话的人会得出结论——南方人说的是一种混合语言，在沟通中同时使用V2语法和非V2语法，这种适应将为学习者提供非V2语法的证据，非V2语法将作为V2语法的竞争者进入他们的语言社区。对语言接触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语言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目前世界上还有更多的语言未被语言学家发现，相信语言接触的研究范围越广，就越接近句法演变的真相。

在Kroch的理论问世以前，曾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向生成语法发起挑战，他们依据英语代动词do的发展提出S形扩散论，即变化的渐进性。新形式的出现通常一开始对语言的影响很小，所以起初趋势比较平缓，而一旦被语言社团所采纳，那么新形式就会不断传播，使用频率会不断增加，do的出现不完全是风格偏好的转移，还反映了句法参数设置的变化。从第五章中作者发现，do的演变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的出现伴随着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变化，他随之提出了“恒定比率效应”，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得原本岌岌可危的生成历时句法学再一次焕发生机。何谓“恒定比率效应”呢？在语言变化期间，一般会同时出现两个对立的语法参数，例如，同一时期的历史文本中存在OV和VO这两种对立的语序。在对其使用频率进行调查时，作者发现，新参数的使用频率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不尽相同，但它们在每个语境中的变化比率却是一致的，尽管某些语境可能青睐于某些特定的参数，从而显示出较高的整体使用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所有语境中的使用增长频率是相同的。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认为，语境共同变化是因为它们只是语法中单一底层变化的表面显示形式。新形式在各个语境中的使用频率的差异反映了功能和语体上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恒定的，独立于语法之外。正是在发现恒定比率效应的基础之上，作者才进一步提出了语法竞争模型[8]。不过，“恒定比率效应”依旧无法解释参数的扩散变化，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同时存在的两种参数，一种就可以竞争过另一种。Yang（2001）提出把设置参数的过程分析为多种语法的竞争[9]，竞争的结果也说明了不同参数的胜算不同，时至今日竞争仍在继续。

最后一章Kroch列举了前人提出的语言变化需要注意的五个方面：驱动、约束、过渡、嵌入和评估问题，并概括地指出每一方面研究的现状、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如果在结尾处能够对全文的观点进行提炼和梳理，相信整篇文章的脉络会更加清晰。

SYNTACTIC CHANGE以其独一无二的语言学价值与贡献闻名于世，作者将自己的洞见融入大段的陈述与议论中，读者需要耐心阅读并从中提取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当下，许多有关句法演变的文献和论著都是从这篇文章起步的，SYNTACTIC CHANGE也值得后进反复研读。

参考文献

[1]冯胜利.从古人误读看上古汉语的轻动词句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苏婧.语义误读与轻动词句法的历时演变[J].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2018(01):224-240.

[3]李果.从姓名单双音节选择看上古韵律类型的转变[J].古汉语研究,(02):58-66+96.

[4]刘丽媛.拷贝结构产生的深层机制——句法、韵律的相互作用[J].古汉语研究,2019(04):75-86+104.

[5]冯胜利.汉语历时句法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

[6]李行德.用儿童语言来进行语言学论证——一些方法学上的考虑[J].当代语言学,2018,20(04):552-571.

[7]蒋凤霞.对Lightfoot句法演变研究的反思[J].外语学刊,2012(02):31-34.

[8]王焕池.语法理论、习得研究和历时研究方法的完美统一——语法竞争模型及其修正[J].当代外语研究,2010(07):41-47+63.

[9]Yang,Charles D.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in language change[J].Language Variation & Change,2000,12(3):231-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