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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异学确立前，跨文明研究实践大多以异质文明中产生的文学理论或作品之间的类同性作为比较的基础。其偏重类同性而忽略异质性的做法使该类研究难以揭示文学传播发展的深层文化机制。变异学与跨文明研究的融合，开创了对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文化传播与变异现象的研究。其以异质性为核心的方法论扩大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种新型跨文明研究充分包容异质性，有利于促进东西文明的对话融通，拉近人类与世界文学理想的距离。
跨文明研究是世界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通常指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其主要推动者是东方学者。20世纪初，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就露出了跨文明研究的端倪。王国维是运用西方文学理论评论东方文学的先行者。他根据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剧类型说，将《红楼梦》归为第三种悲剧。到了20世纪中叶，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谈论中国古典诗歌时联系了许多相关的西方诗歌理论，展现了中西文学理论之间的相通之处。这些自觉尝试可以说是阐发研究与中西比较诗学的雏形，使人看到不同文明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相互对话的可能性。
跨文明研究的理论初步形成则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古添洪等人将以往的“以中释西，以西释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命名为“阐发法”。而中西比较诗学在中国大陆成为正式学科则要到80年代中后期。《中西比较诗学》等一批学术著作的诞生，强化了跨文明研究的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变异学理论的确立进一步拓宽了跨文明研究的视野。变异学提出了异质性的概念，即“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背后独特的观念传统、话语规则和文化心理”。变异学以异质性为核心的方法论为跨文明研究增添了新的内涵。
那么，变异学与跨文明研究是如何融合的、跨文明研究的新内涵又是什么，以及跨文明研究未来可以为世界文学做出何种贡献，是即将展开讨论的问题。
变异学与跨文明研究的融合
在跨文明研究实践出现以前，比较文学研究是欧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无论是从事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还是提出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都是欧洲或美国文化圈。即便是跨文化研究，其范围也仅限于西方国家。在研究者的认识当中，西方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中心。这一思维方式遮蔽了研究者群体的视野，导致了东方文学长期被忽视。赫尔德、歌德等德国文学家反对这一趋势，认为文学应当兼收并蓄，不应受时代、地区、民族的限制。但这些声音终究被淹没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洪流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学者带头提出了跨文明研究，旨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限制，探索沟通东西方文学的路径。
阐发研究是跨文明研究的形式之一，分为单向阐发和双向阐发。其基本方法是运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东方的文学作品，或反过来用东方的文学理论阐释西方的文学作品，或兼而有之。这类研究的理论合法性建立在东西方文学的类同性上，它们探讨的是东西方各个国家文学的共有事实。但由于东西方文明差异较大，这类研究往往会有生搬硬套的痕迹。学者们以西方文学标准为尺度衡量中国文学，尽管能找到些许相似之处，但更多的则是不同点。他们提出中国为何没有悲剧，中国为何没有史诗等无理问题，原因就在此。
中西比较诗学是跨文明研究的另一种形式，指对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命题和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朱光潜的《诗论》、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等都是中西比较诗学的代表作，其中都引证了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概念和学说。如朱光潜为了揭示中国诗学概念的“意境”与“意象”的内涵，引用了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艺术直觉论。又如钱锺书在谈到“润饰自然”说时，指出了李贺《高轩过》中的“笔补造化天无功”与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人手代替自然雕琢论断的相通之处。与阐发研究不同的是，上述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并没有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理论。但学者们往往只谈到了两者的相通之处，忽略了两者的不同之处。直觉论中的“意象”是各种情感经过直觉转换后获得形式，与中国诗学中的“意象”并不完全相同。李贺的“笔补造化天无功”原是夸赞韩愈和皇甫湜两人有过人的才华，并非指文学作品的创作理念，两者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相似之处。诸如此类的现象暴露了当时的研究者过于追求类同性而忽视异质性的问题。
学者们忽略东西方文学中的异质性，和他们认为类同性是跨文明研究的基础的观点有着密切联系。这一观点来源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在平行研究中，两个没有事实关联的作品之所以可以比较，主要是因为其中有共同的成分，如不同文明中的共同人性等。尽管不同文明之间有相同之处，但彼此之间的差异也真实存在。这使得西方的文学理论不能在阐发东方文学时发挥充分的解释力，反之亦然。当跨文明研究遇到瓶颈后，东西方文学的异质性是否可比便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变异学理论为跨文明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变异学承认不同文明文学的异质性是可比的。这一论断把异质性提升到了与同一性一样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变异学所谈的异质性、变异性是建立在不同文明文学的同源性或类同性基础上的。变异学视野下的研究不仅关注文学现象的同源性，也关心文学现象变异的过程及其深层文化机制。在平行研究中，变异学则主张关注有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形成的原因。在变异学的影响下，跨文明研究终于摆脱了一味追求类同性的倾向，把不同文明文学的异质性纳入了视野，找到了新的理论增长点。
跨文明研究的新内涵与边界
与变异学融合后的跨文明研究产生了新的内涵，即以异质性为核心，研究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文化传播与变异现象。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新的跨文明研究对变异现象采取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前文中提到跨文明研究的初衷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在变异学诞生时，曹顺庆等研究者也打出了相似的旗号。但反对西方中心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中国中心主义，这同样不利于东西方文学交流。随着文化的多元化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研究者开始主张进行不同文明文学的平等对话，使异质文化相互沟通，以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互证、互释、互补，最终建立“和而不同”的世界。
那么，变异学视野下的跨文明研究能以何种形式开展呢？在谈论这个问题前，需要明确跨文化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的边界。跨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围可以是在某一同质文明（西方或东方）内部，也可以是在有影响关系的两种异质文化之间，还可以是对某文化对另一异质文化文学作品的接受研究。其中既有比较文化研究，也有比较文学研究。总体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是某一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影响关系，关注的是同源性。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被归在跨文化研究名下的专著展露出了跨文明研究的苗头，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黄药眠和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等。这些专著的出现可以说是对新型跨文明研究范式的预告。
变异学视野下的文化变异研究与先前提到的跨文化研究有类似之处，但也有区别。跨文化研究的对象既可以是文化、也可以是文本。但文化变异研究却是以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尽管研究的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有事实关系，即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构成“源”与“流”的关系。但其侧重点不是在同源性上，而是在变异性上。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是文化变异研究的基本理论。前者指的是“跨文化文学交流、对话中，由于接受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受者有意无意地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等作用，从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在内容、形式上发生变异。”后者则指不同文化背景的翻译家或接受者对于作品的误读。这两类情况一般出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传播中，可以说是从文化角度对源文本的创造性叛逆。徐志摩在苏州女子中学的演讲中对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个人的房间》的阐释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徐志摩在他的演讲中将伍尔夫描述成不惧困难，顽强拼搏的女性，但伍尔夫本人其实是在强调教育、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对女性作家创作的影响。徐志摩的解释显然是对伍尔夫本意的刻意曲解，属于文化过滤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变异研究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这样的曲解行为，而是在于发现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除了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外，变异学视野下的跨文明研究还关注“旅行的理论”，即某一理论被移植到其他文明语境中产生的变异现象。但其与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象和侧重点的不同。跨文明研究的对象是异质文明，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跨文明研究者需要具有能总体把握人类文学现象的多元文化眼光。跨文明研究的侧重点是文学在异质文明的碰撞和融合中产生的变异现象，这种变异可能导致新的文化产生，新的文化极有可能推动新的文学作品、文学形式或文学理论产生，被中国化了的层次结构论等西方文学理论概念，因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诞生的无产阶级文学等，都是这类变异的产物。当这种新文学成为另一文明中的接受国文学的一部分时，就意味着“他国化”过程的完成。在分析文学的他国化过程时，研究者需要对异质性采取包容的态度，否则将会陷入对变异现象的简单批判，难以揭示文学形式变异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当然，跨文明研究并不限于讨论某一文明的产物在其他异质文明中的“旅行”，注重变异性的双向阐发和中西比较诗学也是跨文明研究的形式。刘若愚是多元文化眼光进行文学基本标准比较的先驱之一，他在承认中西诗学话语差异性的基础上，在其著作《中国的文学理论》中通过使用明确易懂的译语、补充语境信息、注释中文术语读音、把握核心概念等方式尝试了诗学话语的转换。如在介绍沈约的“四声”理论时，刘若愚对“浮生”“切响”等与韵律相关的诗学术语都给出了英文译文，但他并将焦点放在术语含义的分析上，而是传达了沈约的核心观点，即“精通韵律细节是文学的必要条件”。这一做法既抓住了中西诗学理论沟通的要点，也回应了不甚熟悉中国文学理论的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又如，对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多重含义的“文”字，刘若愚会根据语境给出不同的英语词注释在每个“文”字之后，避免由于词语的多义性而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可以说，刘若愚的做法为相关研究做了有效示范。
跨文明研究的未来向度
变异学理论自2005年诞生至今，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但却为有近百年历史的跨文明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变异学既为跨文明研究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又为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打破了异质文明不能比较的固有观念。这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一大进步。
从目前跨文明研究理论的发展状况来看，某一文明产物在异质文明中的旅行过程的研究，或可称为“跨文明影响研究”，将是跨文明研究的主流。这类研究讨论的是与某一文明产物有事实关系的变异现象，便于研究者把握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由于跨文明研究中的变异现象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对研究者个人的眼界和能力要求较高，因此更适合多位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展开合作与研究。
与跨文明影响研究相比，双向阐发和中西比较诗学，或可称为“跨文明平行研究”，在方法论上还不够清晰明了。如何在双向阐发过程中实现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是否能建构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范式、中西诗学中的异质性内容该如何处理才能在研究实践中实现诗学话语的转换等，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领域的突破，将有效消除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出现的“失语症”问题，帮助研究者走出“X+Y”式单向阐发研究的困境。
变异学视野下的跨文明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范式，其理论还有待完善。但其尊重异质性的特质，能够引导人类用多元文化眼光看待东西方文明，有利于促进东西方文明的对话融通。相信随着跨文明研究对象的丰富和研究范式的发展，人类将越来越接近歌德等人提出的世界文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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