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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自然地貌和历史文化的追溯中展开，从收集与发掘地貌发育和人文历史的史料中追溯苏州形成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来源，发现太湖内的“渔泽山”是“舜”之“泽渔之所”，而苏州城最早是周族始祖弃的庶子胥因同大禹一起治水有功而得的封地。这些史料不仅可以作为苏州历史文化的“顶层设计”，把太湖流域治水功臣姬胥作为姑苏地区的历史奠基人，还可以以诸樊为姑苏城的开拓者、伍子胥为创始人进行历史定位，以供地方史志界研究参考。
大自然的崇高与伟大，对自然之美的理解、敬畏、尊重与热爱是一个人的风格品位与人生境界。人类的美好心灵和自然景观是不可分割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城市景观设计专家米歇尔·劳瑞把“地貌原始形成的过程作为世界上伟大的自然景观”，并作为“景观设计过程的目标相媲美”。在认知其思想理念的基础上，作出如下思考：苏州区域的地貌发育史是如何形成的？它同该地区人文发展轨迹又有哪些关联？而这些对古城的选址以及开发奠基有何影响与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是本文探索与研究的课题。
苏州区域地貌发育史与太湖平原的出现
苏州地貌发育史的过程
苏州地区在地层、构造、岩浆岩的产生、发展和分布特征中，留下了沧海桑田的发育史。《苏州志》载：在数亿年前“寒武纪”的江南古陆形成中，境内广为浅海，当时气候炎热、干燥，岩石坚硬，不易风化，构成了如上方山、玄墓山、潭山、阳山、东山、西山、玉屏山、福山等山丘。由于长时期地壳强烈震荡，海侵海退频频，气候温暖潮湿，沉积一套含煤海陆交互相地层；东山渡村煤田、西山煤矿和苏州澄砚料石等，皆形成于此一时期。
燕山运动崛起和喜马拉雅山运动影响
约在1.8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地层的地应力作用，产生了多期次、多形式的褶皱和断裂；地壳深部的岩浆沿断裂带频繁上侵，有的冲出地表，造成火山喷发，形成火山岩系；有的侵位到地下不同深度，冷凝固结，形成各种不同的侵入岩。苏州虎丘山、狮子山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火山岩；灵岩山、天平山的钾长花岗岩，也是这一时期的侵入岩。后者与喜马拉雅运动有关，其时喜马拉雅山从古地中海猛然崛起，持续上升，最终成为西藏高原“世界屋脊”，而它的余波牵动了“江南古陆”，青藏高原的寒和西北地区的旱，换来了江南古陆的雨，这就是当今我国三大自然区域之间气候变化因果的自然链条。
长三角的形成和太湖盆地的出现
在距今约2万年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经历了最后一次在地质史上的“大理冰期”。由于海面水位大幅度下降，海水从苏州、上海以东广大地区退走，原本在大海中的泥沼、沙洲、浅滩等都露出了海面；再经过近万年的变迁，本区域内气候逐渐回升，阳光使冰封的大地又苏醒过来。此时，长江从上游带来了大量泥沙，随着入海口向东移动，这些泥沙一直被冲泻到现在上海海岸线以外的东海中，从而形成了长江三角洲。从第四纪以来，太湖地区经五次海进与海退；海进时，除低山丘陵外，皆沉积了亚砂土、亚黏土及粉砂、细砂等积层；而海退时，则变为陆地，沉积了河湖相黏土及泥炭、腐殖土等积层。此后发生于全新世早期的最后一次海退过程形成了太湖，其在东部平原仍表现为瀉湖残留的碟形洼地形态，还发育了阳澄湖、澄湖等湖群。由于古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不断淤积、自然堤的合拢，同大海隔绝的古太湖盆地逐步形成；此时，苏州地区已脱离了海水环境，以其陆地面貌呈现在古太湖流域之上。
苏州地区地貌发育的历史，形成了该地独特的地理环境，这是地区居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并为此后姑苏城市开发利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灿烂文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与基础。
苏州城市区域文化脉络的演绎
城市是一个自然地域的发展过程和范畴，它是人类文明积淀的标记。但是，一个城市无论怎样演变或更新，都离不开与其一脉相承的历史与文化；它穿越时空不断地丰富积淀，从而成为本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文化符号，也充分凸显出城市文明的根基。苏州地区文脉沿革可从上古“五帝”时代舜“渔雷泽”开始，其理由如下：
“五帝”时代的“渔泽文化”
在我国上古时的“五帝”时代，史籍中记载有南太湖内帝舜“渔泽”之所。如《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其中“渔雷泽”在何处？虽然《史记》中没有讲清楚地址所在，但《后汉书·郡国志（四）》记有：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其《注一》中载：“越绝曰：吴大城，阖闾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又有伍子胥城，居巢城。”刘昭著《注二》又载：“《尔雅》十薮，吴越之间有具区，郭璞曰县南太湖也。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潜行水底，去无所不通，号为地脉。《越绝书》曰：‘湖周三万六千顷’。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处《风土记》曰舜渔泽之所。臣昭案，此僻在成阳是也。”由此表明，南太湖的大雷山、小雷山之间是舜之“泽渔”之所；也就是说，此处就是我国原生态“渔泽文化”的发源地。此后，相关的“渔城”“渔园”等史籍记载也络绎不绝，如宋代朱长久著《吴郡图经续记》中载：“鱼城在吴县的横山下，遗址尚存。横山之旁，冈势如城郭状，今犹隐隐然。”又如清代乾隆年间，长洲宋宗元在万卷堂故址改建并名为“网师园”，他以网师号，兼取史玉志“渔隐”旧义，该园成为西方景观学家著作中苏州私家花园精选的造诣精湛的世界级典型，这也是从不同视角反映该市“渔泽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
大禹抗洪的“治水文化”
我国古代大禹治水时，有协助禹治水的弃以及庶子胥，因胥在太湖流域治水功绩卓越，姑苏成为胥的封地。据传约在四千多年前，禹和胥在太湖西山召开部落酋长会议，协调联合治水，通过胥的领导，吴地先民把洪水疏导入海，“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由于胥治水功绩辉煌，舜将姑苏作为胥之封地。对此，金友理在《太湖备考》卷引《毗陵志》中载：“水平王，后稷庶子，佐禹治水，至会稽，诲人浚导，殇而视之。”汉王符《潜夫论》曰：“盖胥者，舜臣名，佐禹治水有功，封为吴者也。”当时胥的封地叫甄青（见《竹书纪年》），封给胥后改称“姑胥”，古音胥、苏相通，故又称“姑苏”；“姑”是前缀辅音，“胥”是人名，当了封国名；由此可知，其时姑胥是夏朝侯国，姑胥的“治水文化”也由此而起。
夫差水军的“造船文化”
吴国地处江南水乡，因此，很重视舟船业的发展，其造船技术水平也很高，所造海船“平底、方头”，使用四角帆，船头设有板架，以减少船行阻力。在造船设计中还运用侧舷弯曲、横梁宽大的角楼式原理，以加宽甲板，增大舱位，使舟船结构坚固，适应性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作为水军的“舟师”成为吴国新的军种，据《左传》记载：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吴国以三万水陆之师，进行“柏举之战”，先乘坐战船，由淮河溯水而上，取得五战五捷，一直攻到楚国都城，充分显示了吴国水陆军之威力。吴越“夫椒之战”是两国战争史上一次有名的水战，发生地在太湖的马迹山与洞庭山之间，越军战败；此战后，越国几乎遭受灭国之灾。越王勾践当夫差奴仆，妻子当女奴，三年后才被释放回国。传说这次水战参加船舰达300多艘，双方伤亡士兵达7000多人。从战争规模来看，吴国造船业相当发达，造船技术高超；如船皇是吴王指挥战斗的大型战舰，其规模极其宏伟富丽；《越绝书》记有该国其时舟船的类型。如分有大翼、中翼、小翼和突冒、楼船、桥船等多种形式舰艇，其中大翼船长达12丈，宽1丈6尺，可载90多人，有50人划浆，3人撑舵，其余为将士。
据《左传》记：公元前485年，吴王率军北上与鲁、邾、郯国攻齐，徐承率舟师出长江口入海，运航达千里入齐，激战于今黄海水域，为齐师所败。这次海战，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海战。境内造船业传承至今，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太湖渔村，近年还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渔港，这里流传着浓郁的船俗文化，原汁原味的古渔船还有近千艘，每到开捕季节，千帆竞发，场面极其壮观。
干将铸剑的“冶炼文化”
吴国后期为何在短期内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呢？这与其时吴国国力迅速增强有关，尤其是其青铜器冶铸业极盛，且冶炼技术极高。其最著名的冶铸能手——干将与莫邪，在史籍上冶炼铸剑的经典故事，就是该历史的记忆。苏州干将坊是传说中春秋时期吴国的手工业区域，苏州相门外还有干将墓遗存，其铸造的钢铁剑名扬华夏。1926年湖北襄扬蔡坡口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和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出土的吴王剑，这些均是苏州“冶炼文化”的奇葩。故而苏州的冶炼业是我国冶金史上最古老最辉煌的一页，中国钢铁学院编撰的《中国冶金史》指出，程家桥（吴国南京久合冶炼场所）铁器的发现，证明中国最早冶炼铁器出现于公元前六世纪，这比欧洲生铁冶炼要早1900年。
举世无双的“园林文化”
苏州私人园林溯源于春秋，发展于隋唐，繁荣于两宋，全盛于明清。春秋时吴王始建苑囿别馆，以行猎游息；阖闾凿夏驾湖，夫差营造姑苏台、长洲苑。《吴越春秋》记：“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建成，远望高达二百余里。”至明代，苏州城已经有私家园林271处，至今仍保留园林60多处；其中拙政园和留园被列入中国四大名园，其每座园林都构成了曲折迂回步移景异的画面，妙处在于层次结构分明，亭台廊阁，错落有致，给人以舒适、恬静的感觉，其还具有高雅的造园技艺，连角落都安排得精致而有幽趣，达到了情景交融、触景生情的审美意境。宋代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记载：“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这里借用了前面的竹林和后面的河，以借景的方法丰富了园林景观。明代文徵明在《王氏拙政园记》中指出：园林艺术的妙处在于“乱中有序”“变化中的规律”，其布局都以水为中心，大面积的水池和周围景观相得益彰，反映出园林的精巧艺术。
论古之最的“城墙文化”
一座城市的存与废，其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张与弛。苏州古城有着深厚的文脉，其古城墙是岁月悠久的历史见证；它既是体现古城文化的符号，也是反映城市时代风貌和历史演绎的缩影。
城墙古称“城池”，其含义是“掘土为池，培土为墙”。苏州古城墙于春秋时建造，古称阖闾城，地名姑苏，水名震泽。该古城在历史上屡建屡毁，又屡毁屡建。其建城史据《史记正义》载：“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长洲县志》（卷八）为此注释：“吴自泰伯筑城于梅里，城周三里二百步，外廓三百余里，号为勾吴。至寿梦，十九世皆以为都，盖无锡之境也。其后诸樊南徙六十里，即今吴地。当时未大兴建。”诸樊所“徙吴”之处，就是伍子胥建阖闾古城中的“小城”的地方。
但至南宋建炎年间，该城又遭金兀术空前浩劫，城内建筑几无完处，经百年多次大修缮才得以恢复。其修缮成果在《平江图》中得到显示。据史书载，《平江图》为南宋绍定二年（1229）郡守李寿朋重建平江坊市时由吕梃等人所刻。图中刻有两重城垣及水、陆十门，坊表65座，桥梁359座，还有公署、军塞、学校、楼台、亭馆、寺观、祠庙、古迹、街坊、河流、湖泊、山陵等，标出题榜者610余处。
此外，还有“运河文化”与“农耕文化”早已闻名遐迩，不予赘述。
苏州城市早期开发历史人物再溯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而领袖人物则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推动者。为此，笔者对早期开发苏州地区及城市的历史人物作如下追溯与研究。主要有：
姬胥是苏州地区最早的开发缔造者
前文提到由于胥的治水功绩，姑苏成为其封地。那姬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传说我国上古时，自帝尧去世，有虞氏部落首领舜被公推为大酋长，舜命禹治水时，禹由弃和其庶子胥协助。《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周部落首领后稷，名弃，少时喜种麻菽之类农作物，还善于选择肥沃土地种庄稼，使种植的农作物都能获得丰收。舜为发挥弃的特长，改任弃主管农事。三年后，由于弃所负责的农事业绩显著，赐姓姬氏，还把邰地作为其封邑。其时胥也因治水功绩被舜赐予封地姑苏。朱红在《细说泰伯》一书中说：旧时太湖洞庭西山消夏湾的马迹山分水岭有“水平王府”，这些均是纪念胥治水功绩的遗存。也因该历史影响深远，故周部落从始祖弃传到泰伯这一代，泰伯为寻祖而选择到吴地梅里，这也是泰伯奔吴的动因之一。基于姬胥出生在善于农耕的农业部落里，作为胥封地的姑苏地区，其时是如何发展农业的尚待考证。但此后形成的后发优势使其成为国内外闻名的“鱼米之乡”却与其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将姬胥作为苏州地区最早的开发缔造者，相对而言是比较客观、确切的。
吴王诸樊是苏州城的奠都人
诸樊，名谒，吴王寿梦长子。《史记正义》《长洲县志》和《苏州城墙》等史籍文献中，均记载有“诸樊南徙吴”的相关史料。春秋吴国至寿梦“国始强大”后，由于吴楚处于战争状态，且楚之国力比吴国强，为确保国都安全，诸樊就提出了迁徙国都的设想。但迁移至何处呢？《管子》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也就是说选都要借山川之形势而得其地利。诸樊依照上述选都原理，选择姑苏作为都城，这是一个对苏州来说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决策。
“诸樊南徙吴”的原址在今体育场、大公园一带，其原本是苏州城内之城，即伍子胥建阖闾大城时，在城内所筑“子城”之地。该土城面积“周围八里六百六十步”，自秦置会稽郡，历汉、唐、宋，这子城均为郡州府所在地；元末张士诚进驻后，此处为其王府；后朱元璋起兵，其于战火中化为灰烬；辛亥革命后，当局在子城废墟上建造了苏州公园，也有人称其为“皇废基公园”，因此，以吴王诸樊历史上所作贡献为基础，吴王诸樊应属苏州城的奠都人。
伍子胥是苏州城的建造创始人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他是楚国忠臣伍奢的次子。伍奢和长子被楚平王杀害后，伍子胥逃到吴国，阖闾任他为“行人”，他推荐孙武兴国家大业。待吴国进入阖闾时代初期，由于所建勾吴国“内无守御，外无所依”，伍子胥采取“建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理政强国之道，运用“象天法地”的建城方式，选择太湖东边低丘平原的过渡地带，即原诸樊所建“离宫别苑”之处，营建阖闾大城。这是一个山水环境绝佳、地处水乡泽国的地带，符合“得水为上”的风水之法，可使“水城”格局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吴大城在东北有星罗棋布的小湖泊，西面则有太湖相依，在城与太湖间还有堡垒般的群山环抱，不仅有利于阻挡太湖洪水，更有利于古城构筑天然的防御体系；也就是说，它是一处退能守、进可攻的军事战略高地。清华大学建筑系吴庆洲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试论我国古城抗洪防涝的经验》一文中指出：“选择恰当的城址，这是古城规划上考虑抗洪防涝的关键一环。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否，将影响该城市的前途与命运。”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文明进化的符号与标识，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人类所改造的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两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
溯源苏州文化，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上古伊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先吴阶段的“渔泽文化”“治水文化”，吴国阶段的“造船文化”“冶炼文化”与后吴阶段的“园林文化”“城墙文化”。
笔者在探索苏州地名的沿革中，从收集与发掘的史料中，发现苏州地区最早是周部始祖弃的庶子胥因同大禹一起治水有功而得的封地；同时在《后汉书·郡国志》注释中发现本区域太湖内的“渔泽山”是“舜”之“泽渔之所”。这些史料不仅可以作为苏州历史文化的“顶层设计”，把太湖流域治水的功臣姬胥作为姑苏地区的历史奠基人；还可以以诸樊为姑苏城的开拓者、伍子胥为创始人进行历史定位，以供地方史志界研究参考；同时，这也可作为中华多元文化的佐证，有力呈现苏州市历史文化新的光辉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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