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理论与实践方法的教学探索

“田野考察”作为民族音乐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临场”与“实操”是其重要特征。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方法教学一方面需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国内外田野考察的相关理论、方法及其发展历史，并进行音乐民族志的案例分析，另一方面则需通过课程教学与项目实践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全面培养与提升田野考察实践能力的有效教学方案。

田野考察（Fieldwork）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考验研究者科研能力的试金石，田野考察的成效将直接决定民族音乐的后期理论分析与音乐民族志撰写的质量。对于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田野调查可谓是一场“成人礼”，是他们真正走入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以及成长为一名合格研究者的必经之路，唯有通过田野考察的历练，他们方能对扎根于民间土壤的各民族传统音乐与地方性知识有着近距离的体验与更深入的理解。

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方法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分析

田野考察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多学科共同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以往已有不少学者就田野考察的历史、视角、方法以及实践问题等展开了多维度的讨论与研究。相较于其他学科的讨论与研究，民族音乐学领域有关田野考察方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多为有关田野考察与音乐民族志写作的理论问题的探讨，鲜有对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工作具有实操性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与教材。

尽管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教学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针对民族音乐的田野考察工作，因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本身（即音乐与表演行为及其文化内涵）的特殊性，无论是从理论视角，还是从实践工作，都存在着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方法与程序，如田野考察中对民族音乐表演的学习、对民族音乐的采录、对音乐文化事件的整体考察以及记谱分析等。而目前国内高校对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方法与程序的教学大多存在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的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所面临的田野考察对象、环境以及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变化，而现有的田野考察相关研究成果在不少方面表现出与当下考察及研究环境不适应的境况，例如，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在乡村进行考察时的情况与方法，但当下民间音乐的发展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乡野”环境，而是走入了城市，甚至是全球化的语境中，当研究者面对这些更加多元的考察环境与情况时，原有的田野考察方法与工具显然已不能完全适用。当下随着数字网络的普及，网络虚拟空间逐渐成为传统音乐发展的“新土壤”，同时网络通信手段也已成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沟通联系以及田野考察的重要手段。如何研究传统音乐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生存现状（即作为研究对象的网络）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网络通信手段进行田野考察（即作为研究方法的网络）等问题为当下的民族音乐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更高的要求，而这一部分内容在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中鲜有涉及。

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的程序与理论教习

以往民族音乐学领域在围绕田野考察的讨论与教学中大多将目光聚焦于田野考察现场的方法与技巧。但笔者认为田野考察的教学与实践应包含考察前、考察中与考察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于田野考察整体的顺利进行与成效都至关重要，可谓是环环相扣。因而，在教学中对于这三个阶段所需的方法与工具应进行全面系统的讲授，才可以让学生建立完整的田野考察方法与理论体系。因此，笔者对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方法的理论教习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板块：

田野考察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进入田野考察前，研究者需选择一个合适的田野考察地点与论题，应从个人兴趣、考察的可行性、论题的学科定位与问题意识、个人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技能、前期研究的延续与后续的延展、研究的规模与体量等方面进行考量与分析。其次，研究者需对所选考察地点和论题相关的文献、图片以及音视频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反思前人研究的局限，并从中找出可继续深入的研究空间。然后，研究者可以再根据选题制定田野计划与采访大纲，包含论证计划、问题大纲、日程计划表、经费预算表、物品准备表以及联络信息表，并与田野考察地点的中介人（或联络人）建立联系，初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最后，研究者应根据考察项目的需求与考察地点的情况准备所需的考察设备与科研经费。研究者必须逐一完成以上工作，才能被视为已经做好了进入田野考察的准备。前期是否做好了准备工作，将直接影响田野考察是否能顺利进行以及研究者是否能应对考察过程中的各种突发状况，因而教师应对此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反复强调并严格把关。

田野考察中的实践工作

研究者来到田野考察地点，便算正式进入田野考察工作中了。研究者可以采取多样的考察方法以获取所需的不同类型的资料，具体方法包括参与观察、访谈、问卷考察、录音与拍摄、聆听与记录音乐、演唱与演奏的学习、撰写田野笔记、实物（如乐器、法器等）的测量与收集等。教师需根据个人丰富的考察经验以及对其他学者的考察笔记、民族志文本的案例分析对上述田野考察的方法与内容进行逐一解释与讲授，唯有结合具体实践经验的讲授与讨论，方才可以让学生对每种考察方法所针对的特定对象、目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形成清晰的认识，以便他们在实际的田野考察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与运用不同的田野考察方法。此外，田野考察中研究者的立场与视角以及田野考察中的伦理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前者涉及局内与局外、主位与客位立场的选择与转换，后者则是反思研究者的考察活动是否可能会对当地人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或者触及知识产权等问题。教师同样需要结合具体的事例，与学生就田野考察中不同立场的利弊以及常见的伦理问题进行讨论与反思。

田野考察后的整理与分析

田野考察工作结束后，对所获资料的系统整理往往是研究者最容易忽视的部分。笔者认为对所采集资料及时有效的整理，直接影响着后续考察与回访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以及最后音乐民族志写作的理论深度。具体的整理工作应包含资料的档案化、音视频资料的编码、保存方案、采访录音的逐字稿转写等，同时还需对采集的音乐曲目进行记谱与初步分析。整理工作完毕后，研究者还需对资料情况进行整体的分析与反思，一方面检验调研考察中是否存在遗漏的问题与资料，另一方面从所获资料中寻找值得进一步深入考察与研究的论点与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制订下一次的田野考察计划与问题大纲，从而不断推进考察与研究的进展。

案例分析与项目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除上述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方法的理论讲授之外，笔者在教学中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教学周期内尽快习得与掌握田野考察的具体实践方法与技巧。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将理论讲授、案例分析与项目实践相结合，辅以课堂研讨，是切实有效的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教学方案。

案例分析教学法

案例分析教学法依托的是民族音乐学领域已有的优秀音乐民族志成果。高丙中在《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一文中将民族志的发展总结为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与反思民族志三个阶段。其中，反思民族志是目前民族志写作形式的主流。1977年，人类学家拉比诺（Paul Rabinow）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中，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考察过程本身作为记述的对象，这一民族志写作方法影响深远，开启了反思民族志的时代。这一思潮也深深影响着民族音乐学领域，先后诞生了一大批极具反思性的音乐民族志作品，如西格（Anthony Seeger）的《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赖斯（Timothy Rice)的《愿它充满你的心灵：体验保加利亚音乐》、施祥生（Jonathan Stock）的《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等。反思民族志强调民族志写作中研究者的“在场”，因此其中往往包含研究者自身在田野考察过程与实践经验中的大量描写与反思，这些民族志文本无疑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田野考察方法与实践技巧的“宝库”。

目前，民族音乐学学科内部主要包含乐器学、城市音乐研究、仪式音乐研究、流行音乐研究、历史民族音乐学、音乐与社会性别、生态音乐学、音乐表演实践与理论、虚拟田野与民族志等不同领域，每个研究领域在田野考察的方法上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案例分析教学中，笔者可以分版块指导学生对不同领域的优秀音乐民族志成果进行研读、分析与讨论，并重点强调关注这些案例中研究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得出结论的过程以及他们应对田野考察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的方法，从而让学生获得更为全面系统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

项目实践教学法

每一次的田野考察都可以说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经历，考察现场的种种因素变化（如时间、环境、民族、采访人等方面的不同）将直接影响考察的成效，因而没有任何教材或课程中教授的方法与技巧可以完全适用于每一次的田野考察。很多时候，当研究者怀揣着满腹的理论知识来到田野考察点开展考察工作时，便会迅速发现现实情况与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如何应对不同的田野情况以及处理田野考察过程中的突发性事件，是每一位民族音乐学研究者需要不断提升的能力。笔者认为提高田野考察能力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田野考察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反思自我，从而积累经验。

项目实践是笔者在教学中进行的新尝试，这一教学方法适用于还未真正进行田野考察实践的民族音乐学入门者，目的是让学生在真正进入学术研究之前，通过短期的考察实践，建立对田野考察工作的初步认识以及获取一些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而为后期的田野考察与学术研究奠定基础。具体教学形式：笔者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3—5人一组）进行一项短期（一学期内）的考察实践活动，亲身实践所学的田野考察方法与理论，从具体的选题、前期准备、计划制订、采访、拍摄、田野笔记的撰写以及后期整理的实践过程中获得真实的体验，并从中总结考察过程中的得失与局限。笔者作为教师也会对每一组学生实践的项目的每一环节亲自指导，及时纠错与帮助学生解决在考察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与困难。学生在此实践过程中会发现，每一个田野考察的环节都可能出现一些此前未曾预想的挑战，如无法与采访对象顺利沟通、在特殊环境中无法进行录音与拍摄、各种原因导致考察或采访中断等，此时他们需要自己寻找解决方案，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调整。通过此过程，学生方才能够在遵循田野考察一般方法与原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适用于自身的研究方法体系。

课堂研讨的部分则是鼓励与调动学生之间的经验分享，具体形式为定期组织学生进行田野考察经验分享与研讨会。学生之间考察经验的分享与交流，既可以让学生摆脱考察中孤军奋战的心境，也可激励学生将考察中所遇到的困难与具体问题表达出来供大家讨论，集思广益以求解决方案。同时，笔者也能根据每个学生遇到的具体困难与问题提出建议并进行针对性指导。

通过上述课程安排与教学实践，笔者所教学生先后完成了“地方性广场舞的内部张力——基于南湖广场舞文化实践的思考”“庆炳古琴音乐工作室——古琴与独弦琴教学研究探析”“甘美兰音乐在广西的实践教学与传播——以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甘美兰为例”等考察项目。在这些考察项目中，学生不仅可以将所学相关理论与方法运用于考察实践中以进行检验与思考，也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并逐渐形成了适用于自身的田野考察方法体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田野考察方法的教学目前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整体教学中仍是比较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因在于田野考察方法的“实践性”特点，因而，田野考察时常被认为是一门“只可身教，而不可言传”的学问。在此，笔者认为在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方法的教学中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综合运用理论讲习、案例分析项目实践与课堂研讨等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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