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古建筑保护思想研究

以梁思成的古建筑保护实践、学术研究为基础，结合《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等文献，简要分析梁思成古建筑保护思想的内容和形成，并剖析其对当代古建筑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借鉴价值。

梁思成先生（1901—1972）是中国现当代古建筑保护利用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与林徽因等同道历尽千辛万苦，建构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中国古建筑保护利用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研究梁思成先生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梳理、归纳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思想，对于今天保护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明、打造文化软实力等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11岁归国后先后就读于北京崇德国小、汇文中学，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后赴哈佛大学研究建筑史，并前往欧洲考察、研究西方古代建筑。归国后，他曾在东北大学短期任教，参与创建东北大学建筑学系。梁思成较早关注了中国古代建筑遗产，其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并形成系统的学术体系，则开始于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之后。中国营造学社由朱启钤等人创办于1930年，梁思成于1931年加入该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之后，梁思成与刘敦桢、林徽因等同道克服重重困难，持续数年开展了对中国古建筑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工作。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辗转武汉、长沙、昆明，几经迁徙，落脚于四川宜宾的李庄，仍坚持对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出版、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在古建筑保护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贡献显著。学习其理论遗产，回顾其学术生涯，本文试图简略总结、归纳梁思成的古建筑保护思想，以求教于方家。

现场勘查、亲自测绘，掌握一手资源

早在留学美国时，梁思成就对中国古代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较多关注，并思考如何利用现代建筑学理论对这一独特的营造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其父梁启超倡导的“新史料观”深刻影响着梁思成。梁思成认为，学者治学必须重视证据，提出任何理论都必须用证据说话，用证据做支撑。研究古代建筑，必须重视“见”，也就是必须见到实物，围绕建筑本体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得出结论。梁思成为自己、为中国营造学社制定的主要学术目标是撰写一部高水平的中国建筑史。专门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当时是中国学术的空白，文献稀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从历代建筑遗存入手，以实地测绘、勘查为手段，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这一学术目标、研究理念也贯穿了梁思成多年的主要学术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思成迁居四川李庄，后陆续写竣《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等重要著作，其中所用素材，主要来自中国营造学社多年来调研所得的一手资料。

基于文化遗产高度认知中国古代建筑的多元价值

梁思成留学美国期间，欧美正盛行实证主义史学观，其深刻影响了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当时的主流观点崇尚历史建筑遗产的本体价值和原真性保护，强调保护过程中要对建筑本体做严格、认真的历史调查和考证。

当时，影响巨大的约翰·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提出建筑是“记忆明灯”，认为“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建筑应当成为历史，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这些观点影响了梁思成。

同时，梁思成亦深受父亲梁启超新史学观念、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等的影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他指出，史学的价值体现为“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指出历史的最大功能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王国维首倡的“二重证据法”，强调历史研究应文献与文物并重，二者要相互印证，要用文物例证文献。受这些影响，梁思成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过程中，认为建筑承载着文明，建筑文化是历史文化的主要篇章之一，由历史建筑可以观察、阐释人类对历史的追忆与感情。对于中国古代建筑遗产，他认为其间具有独立、完整的发展脉络，其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组成，具有多元、广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在实践中，梁思成通过对建筑本体的勘察、测绘，印证宋代《营造法式》，并根据对清代建筑的大量研究写成《清式营造则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实物与文献互相印证，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学术观和方法论，“十余年来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由《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等文献看梁思成的古建筑保护思想

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州，其山门、观音阁为辽代建筑。1932年春，梁思成团队对独乐寺建筑本体进行了勘察、测绘。同年6月，在林徽因协助下，梁思成使用测绘、调查信息写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上。这是梁思成早期比较重要的一篇著述，不仅介绍、分析了独乐寺辽代建筑的价值，文末还提出了对保护古建筑的思考和建议。

1963年3月，梁思成与当时的文化部领导及茅以升先生参观了修缮后的赵州桥，并结合正定龙兴寺的重修，撰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发表于《文物》1963年第7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文物保护，陆续展开了多项修缮工程。梁思成的这篇观察与思考，对当时的文物修缮有肯定，亦有批评与反思，较为宏观地阐释了他的古建筑保护思想。

梁思成这两篇论文，为后人研究其古建筑保护思想提供了直观、可靠的切入点。

第一，政府主导，立法保护。中国对古建筑的立法保护起步较晚，直到民国时期，傅雷将《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翻译至国内后，现代文物保护制度、建章立制保护文物等观念才逐渐为国人所知。在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国民政府于1928年颁行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于1930年颁行了《古物保存法》等。较之以往虽是进步，但这些法条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加上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当时的文物保护制度实际上形同虚设，国民政府无心也无力斥资、立法保护全国范围内重要的文物古迹。但文物古迹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对其保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必须以国家名义为其提供经费、制度等保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针对战乱、人为损坏古代建筑的现象，提出“在社会方面，则政府法律之保护，为绝不可少者”，认为政府应当尽快颁行专门法律，立法保护古代建筑；政府应当制订预算，拨付专款，专门用于“古建筑修葺及保护”；应当遴选具备艺术、历史、工程等专业知识的人才，主持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梁思成的建议在当时虽不能实现，但确实是真知灼见，切中了保护文物古迹等文化遗产的根本。

第二，防水、消防是保护木构建筑的重中之重。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构架，《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认为水、火是木构架建筑最大的破坏因素，梁思成结合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现状提出了解决屋顶漏雨、构建消防系统等建议。中国古代建筑大多为木结构，梁思成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对其保护的关键。直到今天，漏雨、消防仍是文保单位的头等挑战，由此可见梁思成的远见、真见。

第三，现状保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认为，当“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并根据“破坏部分”“有失原状者”“复原”等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修缮理念和工艺技巧。这些思想，既契合几十年后出台的《威尼斯宪章》等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也被我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体现、强调，被称为中国文保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基于此，梁思成的理论与实践功不可没。

第四，加强宣传，使社会公众知晓文物古迹，自觉保护文物古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指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而此种之认识及觉悟，固非朝夕所能奏效，其根本乃在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保护文物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体系与局面，这首先需要加强宣传和教育，使公众知晓文物古迹的重要价值。现在看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不少经验，形成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仍然不够。加强对公众关于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的社会教育，引导其形成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行动，仍然是文保单位及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

第五，强调学习他国成功经验。结合独乐寺的现状，梁思成认为中国应当学习日本等国在文物古迹保护领域的成功经验。翻阅梁思成一生的众多著述，即可见其对民族文化的浓浓深情，同时亦可见其始终抱持开放的学术心态，对他国文化、他国经验有着客观认识、全面把握。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文物保护工作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以开放、理性的心态研究分析外来的理念、技术、工艺、材料，推陈出新，为我所用。

第六，整旧如旧。梁思成1934年与刘敦桢一同撰写的《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指出：“修理古物之原则，在美术上，以保存原有外观为第一要义。故未修理各部之彩画，均宜仍旧，不事更新。其新补梁、柱、椽、檩、雀替、门窗、天花板等，所绘彩画，俱应仿古，使其与旧有者一致。”这段说的是彩画“整旧如旧”，实则可推论至所有的古建修缮项目。据古建维修专家孔庆普先生在《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一书中回忆，1951年6月，在评估北京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阜成门城楼修缮工程的座谈会上，梁思成专门分析了“整旧如旧”与“修旧如旧”的不同，强调“整旧如旧”重在保持古建的原结构、原形式。在《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中，梁思成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对“整旧如旧”的认识，指出“古来无数建筑物的重修碑记都以‘焕然一新’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重修的效果”，分析这是受当时“思想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影响而形成的观念。文章强调“古建筑”是“艺术品”，指出了修缮古建筑追求焕然一新的危害：“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擦铜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

第七，保护历史环境。梁思成认为：“一切建筑都不是脱离了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东西。”古建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地域历史、文化演进的见证者，在具体环境中赓续至今，与当代城乡的风貌、地区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也必然会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在文物建筑的保管、维护工作中，这是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方面”。为了保护古建筑的历史环境，优化其生存状态，梁思成认为不仅要划定保护范围，而且在划定文物建筑的保护范围时，既要考虑文物保护的需要，又要考虑现代人观赏文物建筑时对距离、角度的需要，还要统筹考虑绿化等问题。梁思成认为，保护文物的核心目的是古为今用。很多文物建筑的最大特点是其实用价值一脉相承，“其中大多在作为文物而受到特殊保护之同时，还要被恰当地利用”，所以对于每一座或者某一类古建筑，要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编制具体的保护和利用措施。同时，应广泛开展文物保护教育，引导公众在接触、使用文物建筑时抱持敬畏、爱护意识。梁思成的这些观点，是整体保护、活态保护等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雏形和先声。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上升到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新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迎来历史机遇，也面临巨大挑战。重温梁思成先生的古建筑保护思想，有利于今人站位于较高的高度，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做好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参考文献

[1]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M]//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梁思成.华北古建调查报告[M]//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3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3]冯棣,黄沁雅,黄福丹.半部中国建筑史的佐证研究：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西南的学术史贡献[J].建筑学报,2021(09):70-77.

[4]梁思成.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J].文物,1963(07):5-10.

[5]张搏.怀念恩师梁思成教授[M]//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86.

[6]梁启超.新史学[M]//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