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功立言的关系看曹丕人品与文品矛盾性的成因

曹丕其人人品和文品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其人品形象矫情自饰，心狠手辣；其诗文情感基调便娟婉约，情谊深挚。现试图从立功和立言的路径差异性给曹丕人品和文品的矛盾以解释。立功和立言本身需求不同，而曹丕对立功立言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倾向性，这些都是影响曹丕人品形象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历来有“人品即文品”或者“文如其人”的说法。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有部分文人在历史上形成的人品形象和文学气质有所差异，曹丕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本文由此试图探究曹丕人品和文品矛盾性的成因，从立功和立言差异性的角度给出一定的解释，希望以此为其他人品和文品具有一定矛盾性的文人在研究上提供一定帮助。

矫情自饰，心狠手辣：曹丕人品形象构成

我们可以将曹丕经过历史学家的加工后现在留给我们的印象统而概括为“矫情自饰，心狠手辣”。矫情自饰的评价来自《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评价曹丕虚伪矫饰，因而曹丕作为虚伪的形象代表也一直留存在后世人们的心中。同时与之相伴的还有残害骨肉、逼迫禅让等“劣迹”，以及这些行为所带来的人们对他心狠手辣的印象。

不过这些评价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曹丕和曹植的关系可能存在一些历史加工的成分，也就是说曹丕对曹植并不至于赶尽杀绝，恨之入骨。但他对于曹植残余势力的处理，确实狠毒了几分。杨俊只是在曹操面前夸赞了曹植的文学才华：“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他并非曹植势力的关键人物，却被下罪致死。

退一步说，杨俊可以说是与曹植、储位之争有一定的关系，但鲍勋被处死却于情于理很难令人接受。鲍勋屡次劝谏曹丕，引得曹丕不满，曹丕大怒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最终鲍勋被处死，引得人人惋惜。鲍勋的父亲曾经为曹操战死沙场，因此他可以说是忠臣之后，却被曹丕负气杀死，惹得陈寿感慨“鲍勋秉正无亏，而皆不免其身”。

关于曹丕的这一形象，还可以被提及的是曹丕对其父亲曹操的态度。在曹操刚刚去世的时候，曹丕将心思更多地放在了处理政治事务上：“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这显示出了曹丕作为政治家的手段和策略，却独独没有儒家所推崇的对于父亲死亡的哀悼和真情。

关于曹植的很多故事大多来源于《世说新语》，比如逼迫曹植写七步诗，用毒枣毒死任城王等。虽然这些说法的可信度令人怀疑，但是其在民间流传颇广，任城王一事将曹丕描写得极为狠毒残忍：“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

这些一同促成了曹丕较为负面的人品形象的形成。

便娟婉约，情谊深挚：曹丕诗文的情感基调

与其人品形象有着很大矛盾的是曹丕的诗歌写得便娟婉约，情谊深挚。

比如曹丕这首《杂诗》：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

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这首诗的具体写作年份还不能确定。但无论如何，诗歌透露出了诗人的悲伤情绪。这些情绪是缓缓推动的，并且是细腻悠长的，不是强烈的呼喊、直入主题，而是通过景物和动作的变化层层烘托的。从秋夜北风的空寂和悲凉，到明月和天际的通透，再到草虫的萧瑟，描写出了悲伤的千种层次，就像是冰冷从外到内，透过一层层布料，渐渐接触到了肌肤，因此显得婉转和多情，细腻中显现出秀丽来。其作品《燕歌行》同样是用象征悲凉的景物进行烘托：“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后人给予了曹丕“便娟婉约”的文品评价。

另外，与其为人被称为“心狠手辣”相反，曹丕在诗文中透露出了他对生命的体会和对亲人的深挚情谊。

曹丕生活在战乱的时代，加之他自身拥有诗人的观察视角和独特的共情，对生命有着自己丰富和深刻的体会，如“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与王朗书》）；“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终制》）。他看到的事物大多是变动的、流逝的，永恒感体现得很少。因此情谊对于曹丕而言是宝贵的，因为随着人和事物不断消逝，心中最终留下的就只有情绪罢了，这些真情在他的诗歌中也充分表现了出来。

对待父亲，他写道：“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灵倏忽，弃我遐迁。”（《短歌行》）对待兄弟，他写道：“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于玄武陂作诗》）对待曾经同自己一起作诗的友人的死亡，他写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与吴质书》）但是他更多地将自己的情感深刻投射到了周围人的境遇之中。面对战士和妻子离别，曹丕透露出同情和感慨：“妻子牵衣袂，抆泪沾怀抱。还附幼童子，顾托兄与嫂。”（《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看到白骨累累，曹丕感慨民生多艰：“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令诗》）他的情感投射不限于亲朋、士兵，也绵延到弃妇，抒写女性的命运，因此曹丕是有着社会关怀的诗人。

立功之道，与立言异：曹丕人品与文品矛盾性的成因

立功与立言的本身需求不同

在历史上，曹丕人品和文品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评价的角度不同。文学批评家通过曹丕的诗歌来评价曹丕，而史学家通过曹丕的历史形象来评价曹丕。文品是文学上的曹丕，也就是立言上的曹丕；人品则是政治上的曹丕，也就是立功上的曹丕。但是仔细分析，立功和立言所需要的特质是具有根本差别的，在这种根本差别中产生的不同侧面也就构成了曹丕在文品和人品上的评价差异。

从诞生开始，诗歌就要求真挚的情感和有组织性的语言，也就是需要内容上和形式上的美，这种对内容和形式的注重从《诗经》便开始了。而对曹丕产生重要影响的《古诗十九首》，同样强调情感传达。诗歌风雅即是为情造文的典范。所以对于曹丕来说，若是想要在诗歌方面做出一定的成就，或者说想要立言的话，其就必须在诗歌中表达他的情感和个人观念，同时也需要在诗歌的形式上有一些变化。

但是政治所需要的更多的是权谋和判断，曹操的成功离不开运筹帷幄，矫情任算。在陈寿的评价中，矫情其实是对曹操克制自己的感情的一种褒扬，这和诗歌中所需要的感性化的成分是具有很大差异的。所以很难说曹丕“矫情自饰”不是政治生活中所需要的一种应对方式。

而且曹丕所处的政治环境，是相对不利的，其经受了大约十年之久的夺嫡之争。在这其中，曹丕经受着心理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的政治手段来帮助自己赢得胜利。

其父曹操有意地在众多子嗣中展开挑选，除去曾经的长子曹昂，还有少年聪慧但过早夭折的曹冲。曹操对曹植的期待一度超过了曹丕：“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在征伐孙权的时候，也让曹植留守邺城，而这原本是曹丕经常担负的责任。古籍中记载，“太祖答曰：‘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这些都说明曹丕一度在立嗣斗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并且直到曹操死前，召唤的也并不是曹丕，而是曹彰。这说明曹丕直到真正坐上魏王的位子之前，他的地位一直都是不稳定的。在这种随时都面临不确定性和强烈竞争的环境下，可以说不做出一些非常举动就无法获得关注。

而且，曹丕和曹植在夺嫡上都有各自的党羽和派系，双方都在各自党羽的辅助下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真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的很多行为都是为了获得立嗣之争的胜利而进行的。

曹丕对立言及立功的倾向性

立功和立言的人生理想，在曹丕的人生轨迹里，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曹丕诗歌便娟婉约、情谊深挚特点的形成，也和他个人对立言的追求有关。这种文品的形成是曹丕在诗歌创作中努力钻研的结果。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立言的人生理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这当中，他将诗歌拔高到很高的地位，甚至拔高到与政治相等同的地位。

曹丕在曹昂战死之前都不是长子，因此这时的曹丕并不会将立功或者继承王位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而文学是他消遣娱乐、立身扬名的一个重要途径。

其组织文学聚会的时间与曹植受宠的时间恰好有所重合，这段时间是曹丕任五官中郎将之时。《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中提到：“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这段时间曹丕常常处于忧愁和患得患失之中。《猛虎行》一诗似乎透露了这一点：“与君媾新欢，托配于二仪。充列于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其中的“升降焉可知”是借新婚妇人的口吻暗自表达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明朗的前途，所以他希望可以“云雨散洪池”，获得父亲更多的肯定。因此可以推测，在曹植的夺嫡优势威胁甚至一度超越自己时，曹丕可能将自己完成“三不朽”的重心放置到诗歌中，企图通过诗歌来疏解自己的内心，替自己名留青史。

当然曹丕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立功的追求。在《与王朗书》中，曹丕表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在获得了夺嫡之争的胜利后，曹丕将立功放到了立言之前，这表明了他对于立功的更多倾向和人生重心的转移。作为建安时代的人，建安风骨那种积极昂扬、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还是注入了曹丕的血液之中。作为曹操的儿子，曹丕在战火纷飞中长大，曾经从战场上逃出，他也渴望在这个浩浩荡荡、肆意流淌的时代做出一番事业，就像他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一样。为了能在功业上获得更多的成就，曹丕需要铲除其政治道路上的敌人，因此他做出许多在后世之人眼中的损害孝悌礼义的事，比如对曹植逼迫有加，还迫使汉献帝让位，诸如此类。

曹丕在立功与立言中的人品文品统一性

曹丕人品文品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立功和立言的实现途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是这两方面也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互有联系的。无论是政治上的曹丕还是文学上的曹丕，都是曹丕人格的一个侧面。其在诗文形象上的便娟婉约和在人品形象上的虚伪矫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统一。

统揽曹丕的思妇诗，与曹植的自比不同，他很少直接谈及自己的境遇和隐秘的心事，而是多写他人。如著名的《燕歌行》表现了妇人思念远方丈夫的强烈深情：“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曹丕的诗歌体现了其细腻的情感和强烈的共情能力，他能够将自己放入他人的处境思考问题，并且往往表达得婉转悠长。在看到阮元瑜的妻子去世时，曹丕会感其妻的悲苦，作《寡妇赋》及《寡妇诗》：“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

他倾注自己的感情，因为这是作诗所必须做到的，但是他倾注得委婉且并不明显，这一点和曹植很不一样。所以其某种程度的掩饰也可以说是符合历史上“虚伪矫饰”的形象。这些都是内敛的，他不过多地、明显地表露自己的情绪，这似乎也可以说是曹丕的人格特质。也许曹丕在政治上学会了隐藏自己的同时，在诗歌中也同样贯彻了这一点。

曹丕的诗歌中渗透着政治上的“虚伪矫饰”，但是其文人气及更加肆意张扬的一面也体现在政治上。评价魏文帝一句“有公子气，有文士气”并不为过。其在荀彧面前自夸善左右射，也曾经与邓展用甘蔗比武，在即位后又亲自下诏书称赞他所喜爱的葡萄：“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他在即位后不顾劝阻出宫打猎、赐死诸多臣子等种种行为，表现更多的可以称得上是任性，而非虚伪矫饰。

曹丕身上有很多复杂而又矛盾的特质，其人本身也是多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因此他并不是片面的、扁平的，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活生生的、鲜活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人品，从他的文品，窥见一个在打猎成功时沾沾自喜，在夺嫡受挫时哀叹痛苦，对待友人推心置腹，对待大臣有时睚眦必报的一个可爱、可恨，可以细细品味的真实的魏文帝——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过政绩的皇帝，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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