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曲意境中的人生观

苏轼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巨擘，生平仕途坎坷，生如漂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特殊才情使得苏轼形成了“儒为主、道为辅、佛为补”的人生观。这种豁达的精神风貌直接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其中尤以词曲最为明显。苏轼开豪放词曲之先河，刘辰翁称其“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通过以诗为词的写作手法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风格清刚劲健，形成雅化、士大夫化的特点。苏词中沉蕴的人生哲学在“生年不满百”的时间中几经嬗变终成甘酿，为后世留香。以苏词为文本基础，探析苏轼儒学与禅庄交融的人生观。

苏轼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省）一个庶族地主家庭，母亲是当地富户之女，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苏洵才华横溢，却因为与当时科举诗歌注重辞藻的标准相异而名落孙山，因此他寄希望于两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走上仕途。家庭的影响使苏家昆仲自小饱读儒家经书，儒者“经世济民”的思想理念也深深扎根于苏轼的人生观之中。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北宋时期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审美标准和士大夫的行为准则，让苏轼无论是位居庙堂还是几番贬谪辗转，一直都坚持着道义自任、仁义为本的儒家思想[1]，在他的词作中表现为对民生疾苦的痛惜、对庸君酷吏的幽微折讽以及对政治理想的展现。

苏轼的整体文学创作受个体政治生涯影响很大，早期进京科举时多以制策文赋、应和酬诗为主，而乐词因为当时苏轼接触不深所以无所出。至熙宁二年（1069），苏轼和苏辙埋葬先父重返京师后，被卷携在王安石的政党斗争旋涡中[2]。王安石作为高中进士，屡次谢绝朝廷的提拔，二十五年来任吏于偏隅，在官期间政绩斐然。然而他的变法内容作为一种尝试，对尚为农耕社会的北宋来说过于尖锐激进。而苏轼苦民生之苦，忧老臣之忧，秉竹上书谏王安石变法之痼弊，却被贬至远地。然而即使“已无自己容身之处”，他仍坚持儒家“匡时救世、仁义为本”的准则，他于熙宁七年（1074）创作了《南乡子·旌旆满江湖》：“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投笔将军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粉泪怨离居。喜子垂床报捷书。试问伏波三万语，何如。一斛明珠换绿珠。”这篇词是为了送别朋友杨元素所作，苏轼在词中虽然自嘲自己是“投笔将军”，空有一腔壮志却囿于政见之争，却也发出了“帕首腰刀是丈夫”如此道义深重的豪情呼唤，也是早期苏轼积极入世精神的体现。而当苏轼在面对王安石新法推行受阻所产生的遗患时，他也并不为官场利益掣肘，而是全力募集财务救济饥荒，改善民生。

《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这首词在词史上十分受重视，因为在此前的文人词作中还未发现用词这一艺术形式来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心。而苏东坡则将滚烫的济世之心融入词中，同时又加入真挚的感情和农耕实践经验，让这首词显示出类似于杜诗的圣贤情怀。“万顷风涛不记苏”是词人对遭受风灾的苏州的记挂与惦念，而“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则以想象的手法，暗示明年会是一个丰年，百姓将不再遭受饥饿之苦，词人的忧愁也将无影无踪。“翠袖”“绛唇”两句是回叙前一天徐君猷过访时的宴席之盛大，而自己只能独守酒杯“呵手镊霜须”。一词之间，既有兼时济世的儒家精神，又有怀才不遇的文人情思。“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两句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白居易的“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新制布裘》）一样，字里行间皆是“视民如视其身”的仁厚情怀。《蝶恋花·密州上元》：“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词描述了密州连年蝗灾和干旱下民生之苦，表现了苏轼对百姓处境的深深忧虑和同情。《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中“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细浪舞晴空。化工余力染夭红”记录了苏轼看到丰年时壮阔的麦浪和百姓在喜悦激动时内心也油然而发的欢欣之情。此外，苏轼在任期间积极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建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溺婴陋习，在其位尽其责，真正践行了“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的立世原则，充满了“视民如视其身”的仁者情怀。然而苏轼几经贬谪，流离失所之间自身尚且不保，再无余力施展自己那番雄心壮志。如在赴任杭州通判时所作的《龟山》：“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在仕途遥遥无期的现实面前，苏轼深知固守自己的自懑自怨并不是智慧的处世之道，便开始以佛道之心求助于世，并将禅庄思想作为自己苦室生活的“忘忧草”[3]。刘熙载《艺概》曰：“东坡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人读东坡文，亦当有是语。盖其过人之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苏轼在给弟苏辙书信中自称已得顿悟，以“外儒内道”自居,也正是道家随遇而安的恬淡自处，让苏轼在遭受一系列打击甚至生死威胁时仍能泰然处之，在牢狱之中安睡，于黄州亲自垦地，建东坡居。行坐之间比以往更多了闲云野鹤的淡逸。

《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该词以陶渊明为前世，暗含了诗人出世归隐、远离尘缘的人生态度。而《行香子·述怀》：“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寄托了词人脱身世俗烦恼、乐享人生的期待。在贬谪之地，苏轼怀抱着极大的热情，从最简单朴素的农家生活中品析日常琐碎，《浣溪沙》：“簌簌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全词洋溢着乡村野趣，上阕的“枣花”“缫车”“古柳”“牛衣”都是农家随处可见的景物，觉来新鲜可爱，清新有味；而下阕则以人文入眼，词人赏夏闲逛口渴，随处敲门向农户讨茶喝，更是自然地展露出当地淳朴的民风。又或者是《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或是《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这些都是苏轼在贬谪之地游历期间所见到的清丽自然之景。

苏轼的儒学精神和老庄神思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如他自称的“外儒内道”般相辅相成的。东坡自幼生活的儒道氛围和他天性中自由的思想让他从儒家和佛老两道交汇处寻觅到独属于自己的精神支柱，他立足孔孟之道，又让佛、道思想为己所用，既对人生理想的实现抱着积极态度，又能以禅宗的宽容性泰然处之[4]。王水照认为苏轼对人生的思考所获得的视角和高度，比陶渊明、白居易更具典型性和吸引力，他将苏轼的文化品格归纳为“狂”“旷”“谐”“适”，指出“苏轼的“狂”“旷”“谐”“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性格体系，统一于他的人生思考结果之上。这些性格因子随着生活经历的起伏，发生变化、嬗递、冲突，但他都能取得动态的平衡。儒、释、道三种不同的人生哲学观冲突交融，造就了苏轼这个浪漫自由又旷达率性的词人，这也使得苏轼中晚年的词作都透出一股天高海阔的疏旷之意，比如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词人大醉于半夜归来，敲门无人应，只得立在门外听江水涛涛，夜深人静，世间仿佛只是词人孑然一身。“长恨此身非我有”表现词人被命运巨轮裹挟得身不由己，渴望“忘却营营”，在精神上得到超脱，那么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了。正如《庄子·知北游》：“汝身非汝有也”。即人的身体、生命是由大自然赋予的，而非人自己所有的[5]。苏轼显然在此觅得禅机，既然此身已非我有，便期望在精神上得到解脱。《庄子·逍遥游》：“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不为外物喜悲，以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看到的自然就是“夜阑风静毂纹平”这样的美好景色，进而倾心于“江海寄余生”，苏轼宠辱不惊、怡然自得的人生态度可见一斑。

而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黄州，接连遭受了牢狱之灾和死亡胁迫的东坡骑着驴车行走在被贬路上，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感。苏轼在黄州期间进一步加深了对佛道的感悟，他借宿天庆观的道房开始潜心研究《金刚经》《华严经》《般若心经》《清静经》等佛家、道家经典，在危难之时仍能以闲适之心自处的苏轼，在黄州达到一生的文学巅峰。处在逆境中的苏轼为了寄托闲心无所不读，在通透的感悟中对禅理、人生的理解也达到一种适意自由的大自在境界，铸就了他自在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体现了“傲睨雄暴，轻视忧患，高视千古，气盖一世”般的潇洒坚定，既有朗朗气节，又充满着对生活饱含热爱的窥察。他在《初到黄州》中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这其中“自笑平生为口忙”颇有陶渊明“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的纯真。他在闲庭信步中坦然叙述着面对现实的随缘自适，而没有半点刻意的归隐之意，只是将这一切看作自然而然的人生经历。如《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出村舍，绕古城，转斜阳，流畅的视角转变让人身临其境，与“转朱阁，低绮户”所用的白描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信手摘取的农村景物诉说着闲步的心境，把作者随遇而安、乐在其中的心境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

又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词序来看本词是苏轼在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所作，兜头雨下却无雨具，同行皆狼狈，东坡却怡然自得，即使雨势“穿林打叶”也“吟啸徐行”，斜风细雨吹得背后发寒，然而前方的斜阳照得生暖，可苏轼什么也不在乎，不管风雨还是晴天，他只顾行事。全词有一种不足萦怀的旷达之感，尾句“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晴”“情”双关，自然谐趣，看似只是一篇日常札记，实际却是词人浇胸中之块垒，过往遭受的一切困苦与磨难，一切不堪与怅惘于东坡而言都不过一场暮后春雨，转瞬即逝，一笔勾销。这不是虚无，而是更积极的面对，只有卸下重担，才能轻装前行。就像别人在阵雨中惦记雨具瞻前顾后，而苏轼却在风雨中拄着竹杖且吟且行，笑对囹圄。

作为人生观论，儒释道三种文化所体现的处世态度都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儒家和佛、道在处世现实上的深刻矛盾，加上各种文化与现实社会的深刻矛盾都是难以调和的，这决定了苏轼矛盾的人生观[6]。一方面，苏轼希望积极入世；另一方面，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不愿入仕。他读书专为功名，在其位谋其职，在《思治论》上论述了种种制度缺漏。然而在《与王庠书三首（之一）》中却说：“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允，迫以官宦，故汩没至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体现了天上与人间的两难抉择，集中体现出苏轼两种人生观的碰撞，这种矛盾也赋予了作品丰满的血肉和独特的灵魂。

虽然苏轼的人生观呈现出许多矛盾，但就其文化要素来说，苏轼的儒家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他中后期词作体现出对政治生涯的冷漠、人生如梦的感叹和对山水景物忘我的留恋，这也恰恰是苏轼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折射出他对文学政治的重视以及功名的希望。他并没有成为像白居易后期那样“当君白首回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般的阴冷圆滑。苏轼大部分时间都秉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处世态度。苏轼将独立完善的人格视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一生都在追求进步。即使他不为君王青睐，也丝毫不谄媚逢迎、惺惺作态，因为两次政见不同主动申请外调[7]。同时苏轼尊重文学，反对道家把文章作为载道的工具，也不同意王安石所认为的文学只是装饰之物，这都体现了苏轼行藏于我、独立傲然的文人气度。苏轼对于老庄，只是取其“循道而趣”的精神自由和“达且乐”的人生态度诸如此类的豁达之理。

一生沉浮的人生经历和独特自由的思想造就了苏东坡这一文学巨擘，绝境后的释然、困苦中的坦然、儒释道交融的了然极大丰富了苏轼词作的内容，升华了词作的品格，呈现出一种对人生深切旷达的思考，乐观而不殷勤，恬淡而不虚妄。而明朗松快的人生态度投射在词作上就表现出疏达的写作风格，并在体式自由的词曲创作中赋予文字强大蓬勃的生命力和真挚纯切的感染力，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王水照,崔铭.苏轼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常为群.论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儒释道的交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03):6.

[3]刘冬梅,王淑梅,刘鸿达.苏轼诗词意境中的禅意表达和精神体现[J].哈尔滨学院报,2018,39(08):82-85.

[4]刘彦斌.苏轼人生观的文化解析[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报,2008(01):71-74.

[5]王建平.苏轼性格特征的文化阐释[J].河南社会科学,1997(06):67-70.

[6]温斌.试论苏轼文化人格的建构[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9(03):6.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