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太湖流域土贡研究

唐代太湖流域地区的土贡种类繁多、数目清晰，所上贡的具体产品在古籍上均有明确的记录。唐代作为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土贡的记载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太湖流域土贡的品种和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地区的土贡主要是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并且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分布特征。单纯从上贡种类来说，贡品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从时间上纵观太湖流域的贡品，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太湖流域的土贡还存在增长性这一特征。

唐代太湖流域土贡品种

唐代时期的太湖流域主要包括隶属于江南道的润州、常州、湖州、苏州、杭州、睦州这六个州郡。根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新唐书·地理志》等史籍对太湖流域所上贡的土贡的记载，笔者将唐代太湖流域的土贡整理成表，如下：

表 唐代太湖流域土贡

从列表可以看出，太湖流域地区在唐代向中央政府所进常贡，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部分：

第一，手工业产品中的纺织品。唐代的纺织品主要分成绢、布这两大类。绢是丝织品的总称，布则是较为低等的纺织品，是布、纻、皂布等这类棉麻织品的总称。在这六个州郡中，大部分上贡的品种为丝织品。例如在纱这一类丝织品中，就有常州紧纱、杭州纹纱；绫这一类的丝织品上贡的花样最多，有润州水纹、方纹、鱼口、绣叶、花纹等绫，杭州绯绫、白编绫，苏州绯绫，湖州御服乌眼绫，睦州交梭、文绫等绫；丝绸主要是常州和湖州二州上贡；罗这一丝织品，仅有润州衫罗；丝葛也仅有苏州上贡。

整个太湖流域都是上贡绢类的地区，且对比前后期，上贡的绢的种类剧增，甚至还增加了御服。御服在唐前期，主要是由益州供应。《唐会要》中侍御史上疏时就提到当时的皇室服饰皆由京师和益州两处上贡。在唐后期，湖州也可以上贡御服，这表明太湖流域丝织品技术不断提升，并且得到了皇家的认可。唐后期的御服供应，太湖流域一直都是主要供应地区之一。《旧唐书》记载：“敕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和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1]这也从侧面表明，唐后期的太湖流域丝织业相较于唐前期，在技术上明显有了提升。此前，全国的纺织重心都集中于北方地区，因为北方地区的纺织技术与南方相比有着较大的优势，而从这一时期太湖流域土贡中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时南北方的纺织技术差距在逐渐缩小，南北方纺织业开始出现纺织重心南移这一趋势。而从这大额的上贡数目也可以看出，太湖流域的种桑养蚕区域面积不小，不然无法提供如此多的高级纺织品。

第二，农副采集品。种类繁多的土贡列表说明了太湖流域农业资源丰富。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茶资源。太湖流域六个州郡，其中就有三个州郡上贡茶叶。作为太湖流域最为出名的茶叶之一，紫笋茶最早是因为“茶圣”陆羽的推荐才成为贡茶，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2]紫笋茶贡额的不断增加，甚至在顾渚山建造了第一座皇家茶厂——贡茶院，专门为皇室进行茶叶的进贡。

除了茶叶，药材也是农副采集品中重要的进贡类目。自唐宋以来，中医便有一种道地药材的概念，即认为特定地域产出的草药品质最好，最适宜作为药材，不采用道地药材也是治不好病的原因之一。润州产的杂药，苏州的吴石脂和吴蛇床子，杭州的黄连、干姜和牛膝，睦州的银花都是太湖流域上贡的本地特定药材。

在进贡中的农产品当中，水果的占比很高，可见在太湖流域当地各类果树的种植十分常见，并且品种也多样。其中以柑橘的进贡最为突出。柑橘的进贡，主要以苏州、杭州和湖州这三个州郡为主，而其中又以苏州的贡橘最为著名。《洞庭献新橘赋》中就提到了当时的苏州贡橘的情形：“皇帝垂衣裳而治万国，舞干戚而来九区。包之橘柚，至自江湖。岁以为常，知方物之咸有；时而后献，表庭实之何无。本其来则风秋洞庭，霜落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采。碧林冬生，大小异名。”[3]可见当时一旦到了贡橘进贡的时候，官吏百姓都要齐齐上阵。

这里笔者想探讨一下其中一个农产品——竹根黄粟。在《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润州的土贡中有一种产品为竹根黄粟，很多古籍中往往将竹根黄粟看作两个品种，即竹根和黄粟。恰巧这二者又有其相对应的产品，所以往往提到竹根黄粟时都默认为是竹根和黄粟两个土产贡品。但《至顺镇江志》中提到：“《唐·地理志》润州土贡黄粟，然今无此种。按《尔雅》粢稷注：今江东人呼粟为粢。疏：《左传》云：粢食不凿。粢者，稷也。《曲礼》云：稷曰明粢。然则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别有粟米在中品，故先儒共疑焉。又《本草》注：孟诜云：粟米颗粒小者是粢，米粒麤。又陶隐居云：青粱、白粱、黄粱皆是粟类，惟其芽头色异为分别耳。唐注：黄粱出蜀汉，商浙间亦种之，食之甘美，逾于诸粟，人号竹根黄。故《内则》云饭黄粱。粱，食之美者，故称膏粱。互见土贡门。”[4]所以竹根黄粟应该是一个黄粟品种的名字，而非竹根和黄粟。除了在《至顺镇江志》中提到之外，《证类本草》中也有记载：“陶隐居云：黄粱，出青、冀州，此间不见有尔。唐本注云：黄粱，出蜀、汉，商、浙间亦种之。穗大毛长，谷米俱粗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于诸粱，人号为竹根黄。而陶注白粱云：襄阳竹根者是。此乃黄粱，非白粱也。”[5]可见在当时确实存在名为竹根黄的黄粟，并且此时竹根黄粟的种植已从蜀汉传到了江南道地区，其在润州则被作为一种当地的土贡而被上贡，可见当时竹根黄粟的种植在润州地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第三，水产品。太湖流域地区地处沿海，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所以这个地区所上贡的鱼类产品也十分丰富。在六个州郡里面，润州和苏州都有上贡的记录，其中以苏州为最。润州有鲟、鲊，苏州有鲻皮、魬、䱜、肚鱼、鱼子。其中鲟、魬、䱜、肚鱼、鱼子为鱼类或鱼卵，鲻皮为鱼皮，鱼皮在隋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铠甲或剑的装饰品。史籍上对于鱼皮的记载多为鲛革，即鲛鱼皮。鲛革，为一种铠甲，名为鲛革甲。例如《荀子》的《议兵篇》中的注就有对此的记载：“荀子注云：以鲛鱼皮及犀兕为甲，坚如金石不可入。”除了作为铠甲，鱼皮也可作为剑饰。据《本草拾遗》记载：“鳆鱼皮，是装刀靶者。《本草衍义》云：今人取鲛鱼皮饰鞍剑。”可见这个时候的鱼皮作用多是用于制作铠甲或是作为剑的装饰，较少将它作为一种食物。鲊则是一种特殊的贡品。鲊，是中国的传统食品之一。在《释名》里解释道：“鲊，菹也。以盐米酿鱼以为菹，熟而食之。”所以这里的鲊并不是特指哪一种鱼，而是指腌制好的鱼肉类。

第四，其他手工业产品。太湖地区地处江南，繁荣的商业促使技术不断提升，这也直接反映在了手工业上。上贡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包括龙凤席、白角簟、草席、鞋、石䇲。其中白角簟的制作十分精美，甚至可以和鲛绡相媲美。鲍溶有诗云：“镜湖女儿嫁鲛人，鲛绡逼肖也不分。吴中角簟泛清水，摇曳胜被三素云。”当时苏州草鞋的制作也和白角簟一样，制作十分精美，甚受世人喜爱。此外，还有一种“高头草履”的草鞋，做工精细，但是十分费工费料，甚至被朝廷禁止售卖。“又吴越之间，织造高头草履，纤如绫谷，前代所无，费日害功，颇为奢巧，伏请委所在长吏当日切加禁绝。其诸彩帛缦或高头履，及平头小花草履，既任依旧，余请依所司条流，准仪制令。”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太湖流域六州郡土贡具有多样性。所上贡的土贡涉及很多生产部门，包括纺织品、农业产品、渔业产品和手工艺品。这已经囊括了大部分的生产部门，不论是农业或是制造业都有涉及，仅六个州郡就上贡如此多种类的土贡，可谓是十分丰饶的。此外，太湖流域的土产贡品还具有增长性。土贡的上贡，不论是种类或是数量，总体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这也和太湖流域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生产能力、生产技术、当地经济有着很大关系。

太湖流域土贡的分布特点

首先，最明显的特点是农产品丰富。不论是天然产物还是人工产物，都遍布大部分地区。就农业产品而言，太湖流域所上贡的农业产品覆盖的种类十分广泛，粮食、蔬菜及调味品、水果、二次加工食品、药材、动物和其他农业产品都有上贡的物产。而茶叶、水果和药材的分布则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就茶叶而言，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茶经》中记载了衡、湖、常、宣、杭、睦、歙、润、苏、越、明、婺、台、鄂、袁、吉、福、建、播、费、夷等州出产茶叶。这里将整个太湖流域都囊括进去了，说明在当时整个太湖流域都是茶叶产区。矿产资源较于农业的分布范围则稍小，仅有睦州有矿产资源上贡的记录。渔业资源上贡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其上贡的鱼类种类也较为丰富，所要求的上贡物品不仅有单纯的鱼类，还有大量的鱼皮。

其次，是丝织品的大量进贡。织造业的贡品是人工产品里面范围最广的，有六个州郡有上贡记载。在这诸多的纺织品里，丝织品占比最高，并且种样繁多，罗、绫、绮、纱等，纹样也繁多。特别是在贞元以后，由于各地进献之风的兴起和皇室的各种要求，个别地区除了需要进献常贡以外，还需另外进献所要求的丝织品。

再次，江南道地区贡品具有独特性。一些州郡所进献的土贡是这个地区所独有的。且不论紫笋茶是太湖流域顾渚山上所特制的，还有那些特制的贡品，例如和紫笋茶一起进贡的金沙泉。当时有着“紫笋茶，金沙泉”这一说法，认为紫笋茶由金沙泉所泡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所以当时在进贡紫笋茶的时候还需要用特制的银瓶盛好金沙泉一起送去京师。除了茶叶和泉水，一些农产品也是这个地区所特有的。例如苏州所上贡的藕，据考证当时苏州所贡的藕应为伤荷藕。

最后，土贡产品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从上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太湖流域整个土贡产品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在丝织品方面最为明显。根据上文所列的丝织品进贡资料，州数没变，但是进贡的种类却剧增。除去睦州之外，剩余的五个州郡丝织品上贡品种相较于早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早期所进贡的纺织品主要是低等的布、纻、皂布等这类棉麻织品，中后期的纺织品则开始出现大量高端的丝织品。除了丝织品之外，其他的农副采集品和手工业品也呈现出此特点。

综上所述，根据唐代太湖流域土贡的基本情况，再结合太湖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当时唐代时期的气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太湖流域的自然优势是其产生如此之多的土贡的重要基础条件。不断增长的土贡，表明了这一时期太湖流域的土贡在江南道甚至整个唐代时期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各类特定的土贡要求专门进贡皇室，甚至还设立了专供部门。这些都体现出了太湖流域土贡的优越性。从以上各个方面可以看出，太湖流域的土贡逐渐成为唐朝财政税赋的重要支撑之一。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谈钥.嘉泰吴兴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3]董浩.全唐文：卷515[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四[M].贾秀英,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5]唐慎微.证类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尚志钧,等,校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