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浙城市文化 ——以王桐龄《江浙旅行记》为中心

《江浙旅行记》中详细描述了民国20年代江浙主要城市的样貌，呈现了当时江浙主要城市的文化特点，如江浙城市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和休闲文化。通过分析这些风土人情，可以了解当时各个江浙城市文化的相似性和中外融合的城市文化特征，进而窥见民国20年代中国东部城市文化的样貌。

《江浙旅行记》及其作者

民国时期的史学家王桐龄（1878—1953）是我国第一位在国外攻读史学专业并正式毕业的学者。其于1898年考中秀才，1902年被保送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由京师大学堂公派日本留学，是京师大学堂首批官派的31名留日生之一，1908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学习，1912年学成回国后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1925年，身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教授的王桐龄，被江苏几所教育机构聘用，赴南京讲授民族史课程。授课之余，他将在江浙地区辗转讲学以及游览的见闻记录下来，整理成册出版，名为《江浙旅行记》。“民国十四年七月，余受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图书馆协会、江苏省教育会合组暑期学校之聘，充讲师，担任北三民族活动史，赴南京。”根据书中的记载，于1925年7月24日抵达首个讲学目的地南京，到同年9月5日启程返回北京，历时一月余，王桐龄游历了南京、杭州、苏州、无锡、扬州、镇江等城市。王桐龄从多个角度对这些城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呈现了民国20年代江浙主要城市的样貌和文化特点。

王桐龄所指的江浙地区，是江苏南部的南京和浙江所组成的地理区域。本文所讨论的，王桐龄游历该地所观察到的城市文化，主要涉及建筑、饮食和休闲三个方面。苏南和浙江两地的文化渊源，都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经历战乱后融合形成的吴越文化。因而这些城市一直以来表现出的文化性格也较为相似，被合称为“江浙文化”。王桐龄游历江浙地区所观察到的城市特点、鲜明的建筑、饮食和休闲文化，共同组成了江南地区典型的细腻、风雅的江浙城市文化。

江浙城市的建筑文化

每当游历到一个新的城市，王桐龄首先叙述城市概貌，之后描述城市的建筑。王桐龄描述南京的建筑分为三种，分别是新式洋房、旧式瓦房和草房。王桐龄对草房偏爱有加，字里行间充满赞许。他写道：“草房以茅做顶，高粱秸做墙，内支以木，外涂以泥，多数劳动者及农民之房属之。农民之房错落于农田间，多数无院落，间有用枫树、小杉树或他种植物编做篱笆者，颇似日本之生篱，异常风雅。居移气，养移体，无惑乎南京买菜佣奴，俱有六朝烟水气也。”六朝时期的南京，时称建康城，是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达到了江南地区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高峰。后代的文人以六朝烟水气，指代南京城所透露出的典雅书卷气息，成为后人对南京城的总体印象。在王桐龄眼中，南京草房的建构、总体布局，流露出的典雅之气，不仅让他想到日本园林建筑，更让他联想到“六朝烟水气”，可见他被南京建筑文化所流露出的深厚文化气息所折服。

王桐龄描写的南京草房，以草做屋顶，秸秆做墙面，木头做支撑，体现了江浙建筑就地取材的特点。“江浙地区建筑材料极其丰富，品种多样，竹、木、石、砂、砖、瓦一应俱全，就地可取。”与南京建筑风格相似的，还有杭州的木造房。“用瓦做顶，前后用木板，两旁用砖瓦或竹蓖做成。”还有扬州、镇江的建筑多此类型。这些建筑风格显示了江浙建筑文化崇尚就地取材、精巧搭建的特点。这既体现了江浙建筑淡雅朴实的特点，又体现了灵巧素雅的建筑格调，依靠江浙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呈现了江浙建筑文化融自然与人文于一体的特点。

江浙城市的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桐龄此行也记录了江浙地区的饮食。在南京饮食的记录中，王桐龄首先提到的是西餐。“南京城内之西餐，价昂而味劣。西餐馆地方颇宽敞，而顾客甚少。南京之烧饼、面包，俱含黏性，或谓‘南方之麦，多系夜间开花，性情不平和’。”事实上，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这一时期在饮食方面被称为中国的西方饮食文化时期。江浙沪地区，因其地理上位于通商口岸，便于接触外来文化，受到了西方餐饮文化的冲击，对本土饮食习惯产生影响。王桐龄叙述的南京西餐馆场地宽敞，但餐价昂贵，味道欠佳，比如面包黏硬不松软，让我们看到了江浙地区接触西餐的早期阶段的境况。虽然该地开风气之先，最早接触西方饮食，但由于价格昂贵，且是初步接触西餐的阶段，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且制作水平也稍显落后。

此外，王桐龄记录了在南京讲学期间，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每日早晨，稀粥，有咸菜。午晚二餐，皆一汤一菜，米饭。菜尚可口，唯米太粗，有稗子。”可见，南京人的一日三餐以大米为主。关于苏州饮食，王桐龄这样记录：“苏州之饮食略同于南京，唯粥之种类甚多。味甚美，有专门粥铺，兼卖点心。”南京饮食中的常见蔬菜等，“南京之丝瓜约为三四尺。茄子细而长，形似黄瓜。常食之菜，茭白、竹笋多，冬瓜洋葱次之。另有豆角、韭菜，价贵。南京饮料水，以长江为第一。”王桐龄此处记录的，都是江南地区常见的蔬菜，并且他还将江浙地区的蔬菜与北京的蔬菜进行比较，显示二者的不同。

身为北方人的王桐龄，在游历江南期间以食用稻米为主，改变了往常的饮食习惯，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所以文中多次记录了以米饭或粥作为主食。中国北方人喜面食，南方人则偏爱大米。王桐龄所游历的江浙地区，是“大米文化”的主要地区，这种文化最早发源于浙江省的余姚市，该地七千年前便开始种植、使用水稻。所以，王桐龄所记录的江浙地区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代表了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米文化”。

王桐龄对江浙地区的饮食记录，显示了民国时期江浙地区饮食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是该地区饮食文化的现代特征。中国近现代饮食文化的变化是以长江中下游的通商口岸为中心，逐步向周围辐射展开的。王桐龄所记录的江浙地区，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受到西方饮食文化冲击的地区。西餐的进入打破了该地区传统中国饮食的格局，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餐饮文化。二是以大米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的饮食习惯，在王桐龄的游记中也得到了体现。王桐龄所叙述的每日食用的米饭和粥类，体现了江浙地区“大米文化”的特征。西餐和大米的组合，是王桐龄笔下民国时代江浙地区饮食文化的特点，也代表了中国饮食文化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了少有的中外融合的饮食文化，呈现了当时该地区饮食文化的现代化特点。 

江浙城市的休闲文化

茶馆休闲是明清以后江浙地区休闲文化的典型特征，王桐龄一个半月的江浙游历过程中，关于每个城市休闲文化的记载，必然提及的是茶馆，可见茶馆是王桐龄对江浙城市休闲活动的主要印象。比如南京“鼓楼中层东西宽逾十丈，南北长逾五丈，辟为茶馆，楼在城中央，其位置约当北京前门，可以远眺市街，眼界极为开阔”。杭州“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小茶馆可以品茗，并卖西湖藕粉”。无锡“茶馆之繁盛略等于苏州，街上熙来攘往之人甚多，神气总觉比苏州街上之人忙碌”。王桐龄记录的各个城市的茶馆突出了当地的特色，南京茶馆的人文雅韵、杭州茶馆的商业气息等，而他记载得最为详细的则是苏州的茶馆。

“江浙茶馆非常发达，每日自朝至夜，坐客常满，可以喝茶，可以吃点心，可以吃饭，可以打牌或下棋。其最方便者，有理发之设备，或由澡堂兼带代。至于每茶馆中，必有卖口技者说书，或校书唱曲，更为自然之事。苏州城内名流巨绅豪商，每日多赴茶馆消遣，习以为常，社会上不以为怪。不似北京之茶馆，每日出入者，仅限于劳动界也。”从王桐龄的记述看，茶馆是苏州人日常生活的主要休闲方式，是苏州城市休闲文化的核心部分。他详细记录了茶馆多方面的休闲功能，包含饮食、娱乐、生活服务、社交等多方面，呈现了茶馆在江浙地区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特性。

茶馆在工商业发达的江浙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茶馆自唐宋以后开始出现一直到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文化发展成为中国最兴盛的茶馆文化。据记载，清末民初江浙地区茶馆最多的是苏州、扬州，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手工业和商业从业者人员众多，茶馆不再只是歇息饮茶之地，更是该地商人商谈、集会的场所。茶馆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一个环节，在以工商业为特点的城市中，茶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桐龄也注意到，苏州的茶馆从早到晚均营业且客满，显示了茶馆在苏州城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苏州的茶馆有不同于北京茶馆的功能特征。北京的茶馆多为劳动者出入其中，茶馆的功能体现为劳作后的休息场地。但是在苏州等江浙地区，茶馆所代表的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休闲文化。商人和官绅们进入茶馆休闲，是很常见的现象，构成了江浙地区的主要消费人群和特有的茶馆文化。其次，将茶馆与艺人的表演活动相结合，是茶馆揽客的重要手段，也是江浙地区茶馆的首创，成为江浙地区茶馆文化的特色。王桐龄也注意到，几乎每家茶馆，都会提供说书、评唱表演。王桐龄所描述的江浙地区的茶馆，每日宾客络绎不绝，茶馆中评唱声婉转，商人们在此互通行情，官绅们在此沟通交流，描绘出该地区繁荣的茶馆文化。这种丰富的茶馆文化，是以工商业为代表的江浙地区城市文化的最重要方面，构成了该地区最主要的城市休闲文化。可以说，王桐龄笔下的苏州茶馆，体现了工商业发达地区茶馆的鲜明特色，是近代以来江浙等先进地区城市休闲文化的真实写照。

此外，王桐龄描述的具有江浙地区特点的休闲文化，还包夏天纳凉时的场景。“南京人家院落小，故夏日夜间，多在街上乘凉。凡大街小巷两旁，竹床、板床、藤椅、圈椅，弥望皆是。老少妇女，彼此了无嫌猜，不相避忌也。”夏天江浙地区闲适的纳凉休闲，构成了江南地区城市文化的重要方面。南京人纳凉时轻松、开放的心态，给北方人王桐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流露出他对这种惬意的休闲文化的向往。

《江浙旅行记》中，王桐龄除了从上述三个方面赞许江浙城市文化，在对每个城市概貌的描述中，我们也能看出他对江浙城市的欣赏。南京“城内外多小山，虽虎踞龙盘，形容未免过当。然多山多水多丘陵与池沼，富于诗情画意，风景固远胜北京。多寺多亭多阁多宫殿，富于古迹名胜，历史地理上之价值，亦不让北京”。杭州“市街繁华，商业兴盛，与苏州相伯仲，而建筑之壮丽，街道之宽阔，则远过之，古迹名胜甚多，风景之盛，甲于东南”。苏州“居民稠密，商业繁盛，甲第云连，生齿之繁，实在江宁之上”。扬州“新城为商业地，市鳞栉比，厦屋云连，颇为繁盛”。这些对江浙城市的美誉，流露出王桐龄对自然丰富、市井繁华、丰厚人文的江浙城市的艳羡和高度赞赏。这些江浙城市融合了雅致的自然景观和富于情趣的人文景观，构成了江浙城市文化的总体印象。

江浙地区建筑文化质朴而典雅的草屋，是该地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相融合的缩影，使王桐龄感受到该地深厚且雅致的人文气息。民国20年代江浙地区的饮食文化，则可以视为中国接受西方现代饮食文化影响的早期样貌。中西合璧的饮食文化，正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首先在江浙地区形成，并由此逐渐辐射全国，成为目前常见的现代饮食文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江浙地区的茶馆文化极具商贾发达的江浙地区地方特色，成为中国茶馆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成为江浙地区城市休闲文化的典型特征。

本文通过分析民国20年代王桐龄游历江浙地区期间对该地区城市样貌的记录，讨论民国20年代江浙地区城市文化的代表特征，即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和茶馆文化，提供了一个了解民国时期中国东部城市文化的途径。王桐龄在游记的卷首提到：“江浙为人文渊薮，地大物博，非短时间所能调查，著者个人能力有限，管中窥豹，只见一斑。”正如他所言，江浙地区的人文历史渊源，在长期的发展中，依靠优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不是王桐龄一个多月的游览便可以深入感受的，但是他通过对江浙地区的建筑、饮食和休闲文化的敏锐捕捉和详细记录，为我们呈现出民国20年代独具特点的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的城市文化特色。在历史长河中江浙地区温润、灵秀和细腻的江浙城市文化积淀，在王桐龄的笔下跃然纸上，让人仿佛有徜徉其中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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