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旧石器遗址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 “三种模式”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旧石器考古遗址，是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读远古人类历史的钥匙。旧石器时代占人类历史总长度的99％以上。据统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大约有2000处。然而旧石器遗址不同于其他时代的遗址，其本身就具有可观赏性差、可读性差等不利条件，旧石器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一直都是一个难题，其相关的保护与利用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也相对较少。通过文献研读与实地调研，分析泥河湾遗址群、周口店遗址、水洞沟遗址以不同的管理和传承模式将旧石器遗址与文化遗产传承有机结合起来的案例，对具有代表意义的遗址的利用模式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中国其他旧石器遗址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找寻可以借鉴的经验。

据统计，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约有2000处。这些遗址既是解读远古人类历史的密钥，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如何将严肃科学的远古人类历史与面向大众的文化遗产传承有机统一起来，是考古工作者和文化遗产管理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难题。

泥河湾遗址群、周口店遗址、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旧石器遗址中的典型代表，它们分别以不同的管理和传承模式将旧石器遗址与文化遗产传承有机结合起来。本文通过对具有代表意义的三个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对其优点与局限性进行论证，希望可以为其他旧石器遗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借鉴。

泥河湾遗址群与泥河湾模式

泥河湾研究概况

泥河湾遗址群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主要分布于张家口市阳原县和蔚县境内的桑干河两岸，是一处大型史前考古文化遗址群，是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学科研究的经典地区。1921年，法国神父桑志华积极倡议在天津建立北疆博物院，以保存在黄河、白河流域所采集的数万件地质、考古和生物标本。当时，泥河湾天主教堂神父的文森特将他在泥河湾附近采集的动物化石转交到桑志华手中，珍贵的化石受到桑志华的高度重视，他与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对泥河湾进行了短暂考察。巴尔博将这一带发育的第四系河湖相沉积物命名为“泥河湾层”，自此，泥河湾开始具有科学的含义。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出版了专著《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全面报道了有关泥河湾哺乳动物群的研究成果，并首次提出在泥河湾盆地的更新世初期古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使泥河湾的科学意义享誉中外。

新中国成立以来，泥河湾的科学研究获得新生。1954年，中国学者一致同意将泥河湾层作为早更新世标准地层，泥河湾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重要突破有两项：一是有学者提出了泥河湾层并非单一的第四系下更新统地层，还包括中更新统堆积的新见解；二是在盆地中部发现了虎头梁遗址群，揭开了泥河湾古人类活动的面纱。虎头梁、许家窑和小长梁遗址的发现，在泥河湾盆地建立起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存的基本构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考古新发现更是数量可观，大大丰富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序列。

伴随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不断推进，泥河湾层的岩石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年代地层学、岩相古地理、古环境等一系列学科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近年来，古地磁年代学研究成绩斐然。马圈沟遗址第Ⅱ文化层和第Ⅲ文化层的古地磁资料显示，其距今166万年，这一发现将在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记录大大推前。小长梁、东谷坨、岑家湾、马圈沟及许家窑等遗址古地磁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不仅为泥河湾考古遗址的编年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使泥河湾较为脆弱的年代地层学得到明显加强。随着对泥河湾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仅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方面，在地质学、地层学、古环境学、古地理学、年代学等方面也卓有成就。同时，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泥河湾的石器工业与黄土地质考古带的黄土石器工业的比较研究问题，这势必会为揭示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异同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在同样为第四纪标准地层，且含有丰富的古人类活动信息的前提下，泥河湾的旧石器文化延绵时间长，文化序列清楚，且黄土地层的研究水平高，已经建立起黄土—古土壤序列的年代标尺，展现出了相关学者深厚的科研潜力。

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历程

对泥河湾遗址群近百年的保护、研究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泥河湾遗址群是第四纪地质和古人类、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科研基地，国务院于2001年将其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泥河湾遗址群获批国家级地质遗迹类自然保护区。同年7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布河北泥河湾等17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将泥河湾列入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单。此后，对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受到了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陆续公布了对泥河湾旧石器遗址群的保护管理办法。2002年7月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泥河湾遗址群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公布了泥河湾遗址群部分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2002年7月15日，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对泥河湾遗址群保护管理的通知》，公布了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泥河湾遗址群保护管理的通告。2002年8月16日，蔚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对蔚县泥河湾遗址群保护管理的通告》。2012年以来，刘云山、李长春、刘延东等领导人先后来到泥河湾视察并就保护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003年8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在阳原县举办了“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现场汇报交流会”，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三十多位旧石器考古和第四纪地质专家、学者参会，为泥河湾的发展建言献策。此后，关于泥河湾遗址群的学术会议与交流从未中断。

河北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统筹管理泥河湾遗址群保护区，筹建集考古研究、学术交流、考古展示为一体的国际化、生态化考古研究基地——泥河湾研究中心。2021年6月24日，“庆祝泥河湾发现百年暨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落成的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举行。泥河湾研究中心建有科学研究中心、保护教育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考古之家，是国内最大的旧石器考古基地，泥河湾遗址群发掘的石器制品、动物化石等文物都保存在这里，其为国内新旧石器考古机构、专家提供了交流平台，也有利于进一步与国外旧石器考古专家进行科研交流。泥河湾研究中心的建成以及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的入驻，对泥河湾科研考古、文化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泥河湾模式”

旧石器遗址保护的“泥河湾模式”是指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政府与科研院所紧密合作。科研院所专家为政府规划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并为遗址保护提供具体措施与建议。专家在政策的支持下，积极产出科研成果，进一步巩固泥河湾的科研地位，同时为泥河湾史前遗址群面临的问题，例如如何让遗址公园“活”起来，如何开展泥河湾考古研学活动，如何加强文物遗址保护等建言献策。

在这一模式下，遗产保护与科研工作齐头共进，科研人员、政府和科研院所共同为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各司其职，紧密协作。

以泥河湾遗址群为例，政府主导遗址公园建设，进行遗址中心区村镇整体搬迁，观光线路建设工作，为当地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阳原县政府积极申请资金促进泥河湾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河北省考古研究院着手泥河湾“考古之家”工作站的建立，在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夯实科研成果。在此模式下，相关科研机构就遗址保护利用的相关问题积极与政府部门协商，为遗址的学术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制定了清晰、合理的运行规则。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各尽其责，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学术研究交流的双向共赢。

周口店遗址与周口店模式

周口店遗址概况

周口店遗址是世界上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1918年3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鸡骨山地点的红土角砾堆积中采到啮齿类化石和食肉类动物化石。1921年，安特生等再次去往周口店，在龙骨山采到不少化石，并将该地点编为第53号。他在化石采集时发现堆积中有不应在洞穴中出现的石英片，意识到这里可能有古人类活动。1921年和1923年，斯丹斯基对“龙骨山”地点进行了两次采掘，采到丰富的化石，并先后在两批标本中分别找到1枚人牙化石。美国古生物地质学家葛利普给这些标本取名“北京人”。1927年和1928年，地质学家李捷、杨钟健、裴文中等在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的主持下参与了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大规模发掘取得了良好结果。1929年12月2日，在北京市房山县龙骨山上的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1936年，周口店发掘负责人贾兰坡又发现3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1941年末，中国猿人化石和山顶洞人化石等下落不明；继之，新生代研究室解体，周口店遗址研究几乎完全停顿。抗战胜利后，新生代研究室恢复，但仅进行标本整理，较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则未能如愿。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给周口店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得以重启，并陆续有新的发现，先后找到人牙6枚、下颌骨1件（附连牙1枚）、头骨2块以及肱骨、胫骨各1件，还发现了丰富的用火遗迹和大量的石制品。

周口店遗址的保护历程

为有效保护龙骨山不被开山采石、烧石灰所破坏，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出资买下龙骨山地产，函致河北省政府请求备案，并请转令房山县保护。北平和平解放后，原新生代研究室更名为新生代及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为恢复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于1949年9月成立周口店工作站，至1955年成为经济独立核算的行政单位。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周口店遗址列于古遗址类。同年，国务院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第五条规定：“对于已经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和县、市人民委员会划出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并且建立科学的纪录档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的确定，应当报经文化部审核决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周口店遗址“四有”（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纪录档案、设置专门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的建立不断努力，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科学档案。1987年周口店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遗址是亚洲大陆史前人类遗存的宝库，展示了人类演化的历程。”2002年4月中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关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桑吉兰爪哇猿人遗址保护研讨会，会议对周口店遗址的保护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加强政府和社会对其的重视和投入，以及对遗址进行自然风化、裂隙扩大、植被生长等各方面的指标、信息、数据的监测和采集等。

周口店遗址日趋完善的保护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和总结中不断完善的。周口店遗址长期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管理。中国科学院科研部门用于遗址保护的经费匮乏，在遗址保护与发展方面举步维艰。遗址保护的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科研人员在缺乏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所进行的保护工作困难重重。为了更好保护周口店遗址，2002年8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建周口店遗址》，根据协议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负责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建设、管理及科普教育工作，组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在报经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对在遗址保护范围内的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予以翻建。200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周口店遗址的新馆建设；2010年5月19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新馆隆重奠基，2014年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博物馆设有临时展览、基本陈列和4D影院，馆藏文物7000多件，展出文物1600多件。中国科学院对遗址的科研工作负责，拥有对遗址的发掘权、标本的所有权和研究权，对遗址保护和科普工作给予指导，为遗址博物馆无偿提供充分和有价值的展品、研究成果。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为周口店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在市院共建的不断努力下，周口店遗址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

“周口店模式”

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中总结出来的旧石器遗址保护的“周口店模式”，是指在遗址保护与利用方面，政府和科研机构各司其职。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为保护提供制度保障，科研机构负责遗址的科研工作。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遗址的管理权、使用权均移交给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成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在专家的建议下对遗址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从制定遗址保护规划与科学管理入手，保护遗址本体及环境的现状，消除遗址区遭受新的人为的破坏，减缓遗址受自然应力破坏的速度，使之达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管理标准，满足世界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使之世代传承，永续利用”的保护要求，为周口店遗址的保护做出卓越的贡献。

水洞沟遗址与水洞沟模式

水洞沟遗址概况

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1923年夏，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著名学者德日进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地质与古生物调查中发现了水洞沟遗址，并且进行了首次发掘。这两位学者不但发现了水洞沟遗址，并根据文化遗存的出露情况命名了5处地点，而且从地层中发掘出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揭示了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丰富信息。法国学者以此为依据发表了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首篇论文和专著。在此之后，中苏联合考察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1960年夏，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在这里开展第二次发掘；1963年裴文中等人开展对遗址的第三次发掘；1980年，宁夏博物馆与宁夏地质局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了第四次发掘；2003—2007年期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遗址进行新一轮的系统发掘，相继发现了第2、3、4、5、7、8、9、12诸多地点。

水洞沟遗址的保护及“水洞沟模式”

1988年，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8月，水洞沟遗址区被划定为国家地质公园。与泥河湾遗址群和周口店遗址相比，水洞沟遗址的保护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2005年，企业家王亚伟在政府支持下组建了水洞沟旅游开发公司，在专家的建议下打造水洞沟遗址博物馆。2011年，水洞沟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水洞沟遗址的保护，高星先生称其为“水洞沟模式”，即政府、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政府宏观指导，承担遗址保护和管理责任；科研单位负责遗址发掘、研究、价值阐释并为遗产利用提供咨询；企业开发文旅资源与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并为遗址保护提供信息。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遗址本体的保护与文化遗产的利用并重，专业严谨的科研与生动直观的科普共进，做到了学术研究、文化产品和旅游经济、社会效益的互利共赢。“水洞沟模式”最主要的创新是多主体的紧密合作，在准确把握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企业发掘遗址的文化价值并加以利用，开发旅游资源，创造经济与社会效益；政府部门为企业和学术研究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在这一合理的运行规则指导下，各主体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实现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双赢。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中说“考古遗产”是一种容易损坏、不能再生的文化资源，考古遗产是全人类共同遗产，因此，要重视考古遗产的保护。本文提到的“泥河湾模式”“周口店模式”“水洞沟模式”属于旧石器遗址文化遗产发展的不同模式道路，虽然模式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即“保护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

如今，越来越多的旧石器遗址正在陆续被发现，上述三种模式在遗址保护和遗产传承方面的成熟经验可以给予我们宝贵启示。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在传承历史，更是在保护的过程中更好地面向现在和将来。旧石器时代遗址作为人类演化最漫长的记忆，更应该得到好的保护。保护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遗产,不仅是简单地保护某个具体的旧石器遗址点,更要注重传承远古人类文化。保存完好的文化遗产既可以保留历史记忆，又可以成为宝贵的旅游业资源，创造经济效益，以开发促保护，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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