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首译《哀希腊》及其文化内涵

经过研读梁启超对《哀希腊》（时译《端志安》）的初步译本，认为梁启超有意识地突出目的与文化模式，突出了诗歌译本的工具性，并调和译文目标和译者策略之间的矛盾，成功刻画了热爱自然的伟大形象。他对拜伦时代的想象建构与对希腊文化的悼念，经过后人译者的完善与充实，转变为自己民族的文学资源，最后经由集体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学象征。

《哀希腊》的汉译背景

回眸20世纪的诗歌翻译历史，拜伦一定是最受欢迎的西方诗歌作家，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大概就是《哀希腊》。《哀希腊》广泛地引起了译者的重视，并获得了其他诗歌前所未有的幸运。有些研究者甚至在国内将其称为“哀希腊百年风流韵事”。

由于其不朽的魅力，翻译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主要从艺术层面对其进行解读，这仅限于不同译者对翻译诗歌风格的探索和尝试。笔者认为，《哀希腊》的翻译与本土化的重复，翻译诗与中国新文学的互文关系，使《哀希腊》超越文学领域，沉淀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融入中国人民的精神思想，成为个人精神自由的象征。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拜伦诗歌在这一特殊时期被翻译到中国并非偶然，不仅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社会内涵。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受到拜伦作品的影响，这些作品充满了叛逆的个性和革命精神。

在这一时期，拜伦的诗歌被大量翻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希腊悼念诗的翻译。《唐璜》第三章属于对希腊人的哀悼，共十六节，每节六行，原诗大部分为吟游诗人所吟唱的歌曲，意在提醒土耳其领导下的古希腊民众反抗和追求独立。

在梁启超、苏曼殊等学者眼中，这首诗的情况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毫无例外，他们都想把这首诗当作中国的“吟游诗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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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希腊》及其文化内涵

《哀希腊》是拜伦著名长篇讽刺诗《唐璜》（1819—1824）中的一首插曲。年轻的唐璜与他父亲的女友唐娜•朱莉娅发生关系，被迫出走，在海上遇到困难，几近饿死，又险些死于海上的食人生番。唐璜被拋上海岸，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位女性温柔的爱抚中，这位女性名叫海黛，是一个海盗的女儿。海黛照顾他直至痊愈，这期间二人互相生出爱慕之情。然而，她的父亲——海盗头子兰布罗回来后却感到非常生气，将唐璜贩卖为奴隶，后来兰布罗在海上遇难，两人没有了来自外界的阻力，终于举行了婚礼。《哀希腊》便是在婚礼上由一个古希腊歌手所吟唱的乐曲，歌唱了希腊人过去的光荣与今日的苦难。西方古代诗歌一般都没有题目，按照传统习惯，各个诗集在收录此诗时均以诗歌首行的数个词“The Isles of Greece”为题。拜伦也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曾因道德问题在英国颇受争议。拜伦后来流落他乡，曾参与了意大利种族解放斗争和为希腊人争得权利的武力战斗，“为希腊军人募捐、购械、调停国内争端”，最终死于希腊人部队。

就译文方面来说，诗歌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其可解释的丰富性和可塑力，即它如何能够从另一种语言和社区历史文化中找到它们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并合理地转换成另一个族群的精神资源。而梁启超独具慧眼，在众多西方著名诗作中，首先意识到并发掘了《哀希腊》在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的历史文化精神潜能。从文化层面来看，翻译外国诗作也是广东新会“诗境革命斗争”的主要工具，“顾常好言诗界革命，谓必取泰西文豪之意象、之风貌，熔铸之以入我诗，而后可比此道开一新文化天地，谓取索士比亚、弥尔顿、摆伦诸杰讲，以曲本体裁译之，非难也。”在政治层面上也以“振国民精力，开国人智识”，“开导我国人民进步”来诠释《哀希腊》，塑造大众化的拜伦人物形象。此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这首诗作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无论是译介的总体规模、译介的关注度，还是社会效果，《哀希腊》都堪称首屈一指。《哀希腊》的译介，不但表达了我国人感时愁国的情绪，也表达出了译介者强烈的政治意愿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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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首译《哀希腊》

梁启超被认为近现代中国最早翻译拜伦作品的大家之一。梁启超的第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于1902年出版，他在小说中翻译了《哀希腊》的第1节和第3节。这首诗出现在《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两位主角“黄李二君”抵达旅顺一家酒店时听到的一首英文歌曲中。这首歌的歌词是“为希腊哀悼”。梁启超翻译了这两段诗，采用“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曲牌。后来，他通过黄李二人之间的对话插入了对诗歌的理解。对话穿插在原诗《哀希腊》第五节的诗句中。梁启超对上述诗句的翻译散见于李君的诗论中。例如，梁启超写道：“这首诗虽然是民族的臣服之声，却气势磅礴，令人百读不厌。”然后他在诗下说了很多话：“我们祖先的神圣钢琴。它怎么会落到我们手里。”“我们为希腊人汗颜，为希腊国家流泪”，“奴隶之地不是我们应该居住的地方，奴隶的酒不是我们应该喝的酒”。梁启超选译的这些诗确实传达了梁启超想要表达的内容。然而，梁启超认为这些诗不足以充分解释这首诗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为什么选择这些诗而不是其他诗句。因此，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开始时描述了新中国的图景，“相信这样的书对中国的未来会有很大帮助”。梁启超曾指出，我国迫切需要拜伦这样的人，他将在中国发挥关键作用。梁启超本人也不懂英文，他在学生罗畅口头翻译的帮助下翻译了这首诗。与此同时，他似乎对西方文学作品也知之甚少，因此他甚至将《唐璜》误认为是一部话剧，使用“幕布”来形容各种诗节形式。在他眼中，拜伦是一个了不起的爱国者，他具有优秀的政治品格和崇高的思想道德，得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的广泛认可。他也主张文学不是工具，而应是实用的文化。他只强调了诗歌的政治内容和革命行动，而几乎完全忽略了诗人的文化贡献，认为革命和其他问题一样，政策才是最关键的，而文化则是达成政治目标最有力的传播工具。通过翻译，将希腊文化的革命思想和行动引入中国，目的是根除人们的思想，激发他们心中的爱国情感，而不是推动暴力革命。梁启超刻意塑造了拜伦的形象，并对其进行了刻意改写，使之适应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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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贡献

戊戌变法期间，西学传播速度加快，人们对翻译的重视程度提高，许多人开始在翻译问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梁启超认为应该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他将翻译人才的培养上升到强国的高度，建议光绪设立“使才馆”以培养于国有用的外交人才。

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对于编译人才培养的理论则更富有针对性。他指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可以才称矣。”因此，“欲求译才者，必从设译学始”。翻译学堂不仅学习西方国家语言，“加读汉文，由唐宋八家，上溯周秦诸子，日课论说，使辞达理举”，更应学习与翻译学科相对应的天算、格致、声光化电、法律等专门知识，且“潜心数载不为功”。梁启超希望培养既精通中西语言，又有相当专业基础知识的专门译才。

梁启超也注意到了选择翻译内容和如何翻译的问题。梁启超将这两个问题归结为“择当译之本”与“定公译之例”。针对第一个问题，梁启超指出，中国过去的军事译著以兵学著作居多，但是“西人之所强国兵，而所以强国不在兵”，这种翻译无疑南辕北辙。梁启超则认为，法例章程、中学教科书、律书、史书、行政书、农书、矿学书、工艺书、经济学书、哲学书等，才是中文的“当译之本”。至于定译例，即翻译的统一问题，他指出：“译书有二蔽：一谓徇华文而失西义；二谓徇西文而梗华读。”其中原因是口述者与笔受者对彼此的语言、意境及文化的隔阂。他特别推崇《内典》和《瑜伽师地论》的翻译，认为二者皆是翻译者深入了解对方语言后的杰作，“故今日言译例，当法《内典》”。当然译文的整体统一最为关键，今欲整理译事，莫急着编定一本统一译文的专书，严整划一，让译者一同遵从。梁启超具体而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于翻译人名、地名、官制、名物、法律度量衡、历史纪年等的见解。

清末民初，除了梁启超依然有很多文学家及翻译家活跃于各个舞台，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但大部分都以救国图存为目的，这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从事不同工作的翻译人员对这首诗的改写，这个时期各种翻译作品，包括梁启超翻译的《哀希腊》更多的是向中国人民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和诗中的希腊一样，面临着国家毁灭的威胁；中国人民和诗人拜伦一样，必须意识到这种威胁，努力开展‘救亡图存’运动。”经过几代学者的译介和构建，在近代翻译本土化的这一过程中，拜伦及其《哀希腊》远远超出了文学层面，完美地融合了现代民族精神的范式，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标志。《哀希腊》的翻译，从梁启超到后面的胡适，从来就没有试图用“率直的真实代替象征性真实”。一百多年来，《哀希腊》在中国的译介更多的是“直觉观念的表达”，是一种“情感”参与的工具，是中国历史语境中翻译家对公共叙述的表征和建构。可以确信，在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或个人意志遭到漠视的关键时刻，总会有人重新翻译《哀希腊》，《哀希腊》也总能给国人以希望、信心和勇气。

李泽厚教授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特点就是“实用理性”，“不仅善于接受和吸收奇怪的东西，而且愿意和容易改变并且吸收它们……那些与原本传统文化绝对不兼容的部分、要素和因素都被淡化和清除，使其失去最初的意图”。梁启超的翻译其实就是“实用理性”的一种“借用”。他在清末翻译的《哀希腊》成功地体现了他的政治追求，以及他所秉持的翻译技巧，后来许多翻译人员采用了“译意不译词”和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思想观点。梁启超的翻译不仅首次开创了近代中国对异域他国文字的文化认同，还融合了本土文化认同，通过映射或自我意识，读者认同译者的理想和主导价值观。这样就使怀有忧国之心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得到了文化身份的认同。而梁启超译《哀希腊》，将拜伦塑造为一个投身于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也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联想到中国人民所处的时代环境。这种认识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也激发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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