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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是鲁迅的重要思想和主张。但如同鲁迅复杂矛盾的思想一样，其复仇观念也存在多重意蕴和深广内涵，《复仇（其二）》便是如此。通过对此篇文章创作背景的解析和创作资料的搜集，综合前人的研究观点，发现鲁迅所谓的“复仇”与常规意义的“复仇”存在显著的不同，这种差距丰富了鲁迅式的复仇内涵，显示了被复仇者恰恰是被拯救者带来的巨大心理分裂，使复仇者陷入被围攻的低谷，以“玩味”的方式在复仇与受难中救赎，从而将复仇的主题深化，形成巨大的悲剧，表现出了鲁迅彻底与决绝的复仇思想。
在鲁迅的作品里,诞生、宽恕和受难、复仇间存在极富张力的紧张关系。就复仇手段而言，面对社会丑恶势力时，鲁迅讲求“以暴抗暴”的武力复仇方式；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时，鲁迅讲求“形而上”的精神复仇方式。在《野草》中，面对“戏剧的看客”和“麻木的庸众”，鲁迅选择了一种精神上、灵魂上的复仇。先觉者与牺牲者面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庸众时，摒弃了传统暴力的复仇手段，先觉者选择在精神上对其复仇，以达到自我救赎。这种巨大的心理分裂使鲁迅陷入了受难与救赎的生存困境。他一方面坚持彻底决绝的复仇，另一方面又深觉复仇毫无实际意义。这使得他只有在痛感的加深中进行自我放逐，才能完成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寻找。
创作背景和创作材料的深层解析
创作背景的解读
1924年12月20日,寓意着“诞生、宽恕”的圣诞节即将到来，然而在这样的日子里,鲁迅写了两篇主题为“受难、复仇”的内心散文诗,标题为“复仇”。两篇《复仇》均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语丝》周刊第7期,鲁迅也曾表示,他的创作在“语丝”时期是受到了尼采《苏鲁支语录》的影响。尼采将《苏鲁支语录》称为“新福音书”，因为该书是模仿福音书写的，而福音书恰是采用片段式结构书写而成的。鲁迅在创作《野草》时，深受尼采《苏鲁支语录》语体的影响,我们仔细阅读，便可以发现，《野草》不论是语言风格还是片段式结构，都具有尼采《苏鲁支语录》和福音书两种特征。可以说，《野草》的写作是鲁迅兼具生命内省和语言变革的一种全新尝试，他突破了以往文言文的局限，刻意与本民族的语言保持距离，创作了很多颇具圣书品质的灵动语句。这也显示出鲁迅在当时为将白话文普及到文学语言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更难得的是，这种创作带来的精神意义，这种兼具浪漫主义的灵动语句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的散文诗创作，让鲁迅凭借自己的文化信仰达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完成了对国民精神的拯救。可以说，《野草》是鲁迅无意而成的书。
创作材料的解析
《复仇（其二）》取材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中关于耶稣受难的故事。《马太福音》中这样记载：
门徒犹大出卖耶稣，耶稣在橄榄山的客西马尼被祭司长和长老带来的一伙人捉住。祭司长和长老们决定要处死耶稣，第二天早晨，他们把耶稣带到罗马巡抚彼拉多面前。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会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鞭打了耶稣，并交给人钉十字架。
除却《马太福音》的记载，其他“福音书”也对耶稣受难的事件进行了记载，但具体到受难细节，却都略有不同。《路加福音》中，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犯人被他感化，并对另一个讥笑耶稣的犯人说了如下的话：“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这说明同钉的犯人已意识到耶稣替人受难的事实，这与他们在此受难是本质不同的两码事。《约翰福音》中对于“背十字架”的细节与《马太福音》有不同描述：是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去的髑髅地，这比《马太福音》中别人代为背起十字架更富有戏剧张力；并且只有《约翰福音》中明确提到了圣母玛丽亚在她的儿子耶稣受刑时在场。
就遗言所包含的具体信息和耶稣自身的道德情感来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都对耶稣受难的痛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写，旨在强调这一事件的悲剧性，表现耶稣受到了超出预料的巨大痛苦。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则把耶稣受难这一事件放在整个故事中加以呈现，受难是由死亡到复活的预先设定，连耶稣自己也认可这种受难的必要。
研究现状综述和各家观点的比较
时代历史说
这是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利用一个古老故事的躯壳抒写自己对时代性生活的感受，用象征的手法将耶稣与民众的对立、为人民谋解放的先觉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可悲隔阂表现出来，先觉者为之献身的社会改革事业缺乏群众基础，这是耶稣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教训。
这种观点充分运用了阶级分析法，深刻揭示了群众的心理，将前人从事社会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昭示给了后来者，并赋予了时代内涵。但是，这种观点未免太过浅显，而且也忽略了《野草》本身是鲁迅内心的诗，是鲁迅特定人生阶段的特定人生经历，它是向内的，而非外向的。
道德文化体系的批判
鲁迅在写作中所采用的精神复仇乃至“以恶抗恶”，是基于当时那个时代整体的道德文化体系而言的。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传统的、普遍的“瞒”和“骗”，但内心却是矛盾的。鲁迅的矛盾就是反传统和不能彻底反传统的矛盾。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新的思想虽已传入，但旧的道德体系依然稳固如山，深深植根于国民心中，甚至包括鲁迅自己。鲁迅曾形容旧社会是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劣根性遍布血液的国民便成了“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的可怜可悲可恨之人。这样的社会和人们，如果不从内在的心灵进行彻底的复仇和反省，便会立即被这千年难破的道德文化体系深度同化。鲁迅道出了内心困惑：“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需做出说明的是，这里的“人道主义”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是指他对愚昧且不幸的国民的万分同情，另一方面是指他自己难以言说的、复杂的道德感情。悲悯与怨愤构成了他内心的矛盾。
这种观点可以说比较深刻，充分运用了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了鲁迅的整个复仇哲学，阐述了鲁迅对“众”既复仇又同情，既爱又恨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对鲁迅的整个思想体系做了很全面的概括。但是，其对微观的心理分析还不太明确，《复仇（其二）》的内涵远远不止是对道德文化体系的批判。
痛感的体验和复仇的困境
如果说《复仇》中的描述是一种意志的较量，那么《复仇（其二）》中的书写则是一种心灵的“玩味”。耶稣拒绝“喝那用药调和的酒”，就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如何钉杀他们的神之子。在耶稣看来，以色列人的行为不仅无知愚昧，而且残忍暴力，钉杀救赎他们的神之子实则是在钉杀他们的未来，他感到深深地悲哀：一方面救赎是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受难又是他的命运，他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生存悖论和复仇的困境中。鲁迅着力描写了极刑的场面，并抒写了痛感的体验，钉子被麻木的庸众从掌心钉过，从脚背钉过，钉碎了骨头，也撕裂了心。巨大的痛楚也从肉穿过骨再传递到心，此时此刻受刑人已然分不清是肉体在疼痛还是灵魂在疼痛了。极刑的展示和身体痛感的书写表现了鲁迅深深的无力感,仿佛能够确切把握的只有身体的疼痛,这是不可言说的。耶稣陷入了复仇的困境中了，他只有通过自己沉入苦难，咀嚼痛苦的过程，才能完成对虚无的反抗和对庸众的复仇。
这种观点以全新的视角解读文章，以“玩味”的方式在毁灭中成全，在复仇中拯救，体现了深刻的哲学性和现实性。
深刻的复仇哲学
先知对看客的复仇
鲁迅有意将耶稣刻画塑造成一位先知、先觉者,并将矛盾设置成先知与看客的对立。这样的设置来自鲁迅的心灵体验：一方面，书中的犹太民众、兵丁、路人，和鲁迅笔下那些麻木的看客如出一辙；另一方面，被同族迫害的先知，又何尝不是鲁迅们这类先觉者的缩影呢？鲁迅作品中并不缺少这类书写：“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显然这里“先觉的人”指的是基督这样的先知。而“阴险的小人”和“昏庸的群众”指的便是钉杀基督的同族人。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五》中，鲁迅也写过此类事件：“……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古今中外群众都化身为比暴君还要残暴的臣民。
在《复仇（其二）》的改写中，鲁迅保留了福音书中的戏弄场景和围观场景。第一，为了尽快转入对麻木、无知、暴力的庸众的批判，鲁迅在开头就以简略的语言对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事件做了充分的交代。第二，略去了巡抚彼拉多对耶稣的鞭打，着重描写了“兵丁们”对耶稣的侮辱、嘲笑、戏弄、抽打。值得注意的是，彼拉多和“兵丁们”的身份不同：一个是罗马帝国驻犹太的巡抚，一个却是以色列人的同族。在同族中，鲁迅又区分出了三类看客：第一类是兵丁的羞辱以及祭司长和文士的戏弄；第二类是路人的辱骂，这突出了一种“四面的敌意”，刻画出了敌意的深广；第三类是“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这是一种敌意的升级。由此不难得出结论，鲁迅对“看”的关注已然到达了强烈的高度自觉自省,如今又出现了对“听”的意识自觉。学者王乾坤曾用康德哲学解读鲁迅的“倾听”,认为鲁迅由此“把‘他律变成了自律’(他律的自律化)”。这种倾听令文本形成夹叙夹议的艺术结构。视觉的减弱和听觉的增加，使鲁迅逐渐进入了茫茫黑暗中的倾听。
沉入苦难，咀嚼痛苦——“分明地玩味”实现心灵复仇
在《复仇（其二）》中，曾经势均力敌的“个”与“众”对峙的平衡随着耶稣被钉杀而被打破，无知又昏庸的“众”让势单力薄的“个”在灵魂与肉体的夹缝中遭受双重打击。鲁迅强化了十字架上耶稣受到极刑的书写。这种书写本身就是一种苦难,是用分明的痛楚宣泄对现实的不满，用不妥协的精神表达对庸众和看客的怜悯和咒诅。他绝不麻痹自己,他坚决地进行残酷的现实书写。
首先是一系列的动作。“穿上紫袍、戴上金冠……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
其次是一连串的声音,钉杀的声音“丁丁地响”，甚至可以数清楚钉了几次。
最后是决绝地拒绝那“用药调和的酒。耶稣之所以拒绝喝那“用药调和的酒”，就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来“分明地玩味”，他要亲眼看着同族如何钉杀自己，更要深刻体验这种巨大的痛楚，以完成对他者的心灵复仇。”
比起《复仇》中展示出来的“反期待和反鉴赏”，耶稣这种“玩味”的呈现显得软弱且无力，让人有一种始终被牵引的被动之感。然而，换一种角度理解，“玩味”的姿态便有了更深层的意义，这是一种从容博大甚至是普视众生的姿态，忍耐痛苦和蒙受冤屈都是为了关照人类的可悲与可恕。在这个层面上，耶稣沉入苦难，咀嚼痛苦，通过“分明地玩味”实现了心灵的复仇，也完成了更高意义上的拯救。
“神之子”到“人之子”的悲剧性死亡
回到文章的开头，重新审视耶稣受难，耶稣“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是为了拯救人类才降生在人世间。所以对于受难而被钉杀这一事件，耶稣自始至终都是以他是“神之子”的心态，来认识他为人类受难的必要性的，这是一种高的姿态。然而，在一系列的嘲弄、侮辱直至被钉杀之后，死亡接踵而至，耶稣突然感到“遍地都黑暗了”。因为“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上帝的离弃让他失去了精神依靠，随之而来的无边无际的放逐感让他意识到他不再是“神之子”；跌落人间之后，“人之子”的他也很快被他的同胞所离弃，父兄无靠，孤立无援。此时此刻，他才感受到被上帝放逐和被人类离弃的双重痛楚，那是比孤独更加黑暗的体验。鲁迅认为上帝是空的，被人离弃便是被全世界离弃。
这便是“神之子”到“人之子”的悲剧性死亡。为民众降生到世间来受难的“人之子”却反被民众所杀，但杀他的人却毫不悔过。这牺牲，比起被敌人杀害更令人扼腕和叹息。“人之子”的反抗，比“神之子”的反抗更具悲剧性，同时也更艰难，更绝望。这是鲁迅《复仇（其二）》所流露的内心最深的痛苦，同时也更显示了鲁迅传达的人的生命中存在的“复仇”哲学的深广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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