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人际关系社会模式的嬗变

时代变迁，日新月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基于地缘、血缘发展而成“熟人社会”的乡土人际关系模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它从市场经济发展初步时期的趋于解构到科技时代的形式革新，恢复生机活力，并最终形成了“虚拟型熟人社会”这一新兴人际关系模式，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同样值得商榷探讨。而公众可从传统乡土“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解构阶段与科技时代“虚拟型熟人社会”形成三个方面来深入探索时代变迁下乡土人际关系社会的嬗变过程。

乡土人际关系是乡土风情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时代不断演变，乡土人际关系渐渐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实体接触模式发展到“熟人社会”解构时期的少接触模式，最终发展到科技时代的云接触模式（虚拟接触模式），其具体嬗变过程与时代变迁的联系是值得公众关注的议题。

传统乡土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乡土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就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1]。这种乡土人际关系是由传统农村生产与生活方式决定的，村民已经与乡村的泥土融为一体，世代定居于乡村的土地之上。因此，“熟人社会”并不是基于契约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机械地团结在一起，而是基于血缘、地缘的关系从出生就聚集于一处。在村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农村局域的闭塞性使他们彼此间抬头不见低头见，通过长时期的接触交际，逐渐从陌生转为熟悉与信任，这种熟悉与信任无须通过所谓的契约来固化，而是通过一种无形的乡土联系力量来维系，这种乡土联系力量在各封闭村庄渐渐演变为乡土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熟人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的交际圈范围狭小，彼此信任，无陌生感，社会信赖的基石也十分牢固。这种最原始的乡土人际关系社会模式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熟人社会”解构后的“陌生人社会”

随着时代变迁，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农村人口骤增，人地矛盾和外在发展机遇促使农村劳动力离开扎根数十年的村庄，奔赴城市以谋得更好的生计。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传统的“熟人社会”模式也受到了极大冲击。身强力壮的年轻劳动力在外闯荡，留下妇孺老人在村口孤独地守望。由于村庄交通不便，留守村庄的人们与在外奔波的亲友难以见面，只偷得假期的几日空闲团聚叙旧，寒暄几句便又得匆匆离去。此外，外出务工的城市生活与农村的耕种生活产生的极大落差感，使得在外的农村劳动力渐渐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对家乡村庄产生淡漠情绪。流出农村的大量劳动力与留守村民缺乏联系，建立于亲缘、地缘之上的“熟人社会”被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时代浪潮冲淡，固化的乡土人际关系模式逐渐解构，乡土联系力量被削弱，乡土关系圈逐步缩小，熟人社会模式趋于瓦解，最终呈现出一片似于“陌生人社会”的乡村社会衰败景象。

同时，离开村庄流入城市的部分劳动力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一方面，他们与此前相互信任的村民逐渐生疏；另一方面，面对新的人际环境，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城市同样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流入的劳动力初来乍到，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还不适应，且周围没有乡土联系力量维系的人际关系。面对城市的车水马龙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熟人关系网又需要从头建立，再通过长期的接触培养，他们同样步入了“陌生人社会”。这种双向化的“陌生人社会”便是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与科技时代间衍生的过渡阶段中乡土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科技时代下的“虚拟型熟人社会”

挽救即将崩坏的传统“熟人社会”

当人们担忧“熟人社会”模式是否完全土崩瓦解时，科技时代的到来使“熟人社会”模式重新被激活。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模式面对面的实体接触，“虚拟型熟人社会”展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虚拟交流。科技时代背景下，各种高新电子设备林立。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便可将相隔千里的亲朋好友联系在一起，亲友熟悉又陌生的面庞影印在手机屏幕之上，彼此难掩久别再见的泪水。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过年返乡的几句寒暄尤为珍贵，而现在，技术条件的进步极大地弥补了这一遗憾。流出农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随时都能通过电子设备与远在故乡的家人挚友畅聊，彼此的一颦一笑均可透过屏幕看到。科技时代重新赋予了传统的乡土人际关系模式——“熟人社会”新的活力，并创造性地改变了其表现形式，通过虚拟网络空间，建构了一种与血缘、地缘纽带不同的新型乡土人际关系社会——“虚拟型熟人社会”。

城乡人民交际模式的转变

通过“虚拟型熟人社会”的云表现形式，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种新型的交际方式，交际主体不局限于乡村“旧相识”，而是辐射到了此前所有素不相识的人。网络空间为大量城市居民、农村村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所有通过网络空间进行交流的个体，彼此间逐渐成为“熟人”，他们相互分享日常，交流观点。科技时代的网络空间将原本即将断裂的留守村民与外出务工劳动力之间的纽带重新连接起来，建立起一个涵盖所有网民的云社区，重新恢复了乡村“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此外，网络空间同样给农村流出居民和陌生城市居民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聊天窗口见证了素未谋面的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的全过程，城市间不熟识的两个人可以借助网络平台了解彼此。科技时代下的人际关系模式在村民与村民间、村民与城市居民间以及城市居民与城市居民间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乡村“熟人社会”模式有所创新，重新焕发生机，村民与城市居民间和城市居民彼此间的交际模式也由“陌生人社会”逐步推向“熟人社会”。

“虚拟型熟人社会”的产生背景

“虚拟型熟人社会”是科技时代蓬勃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发展到新的阶段，走进千家万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融合，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科技的影响，科技普及率不断提高。时至今日，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基本上人人都能熟练使用电子设备进行交流操作。社会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始终向往融入社会大集体，任何孤立的个体都渴望入驻“熟人社会”的社区。基于此，人们愿意主动在网络空间的社交媒体如QQ、微信上与素不相识的人交流互动。科技的大发展恰恰为想要融入集体的每个人提供了广阔的交际空间，同时也推动了“熟人社会”的形式革新，“熟人社会”更像是一种“熟人社区”。

“虚拟型熟人社会”带来的社会影响

1.信息传递形式的优化

从前，乡村间的信息传递只能通过乡民口口相传，抑或是村口的公告栏。通过人力的方式传递信息，显然低效费力，不仅不能确保信息的全面普及，更不能保证信息内容的准确性。现如今，“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形成恰恰优化了信息传递的模式，村民普遍用上了电子设备，“村情通”等信息化服务管理系统成为农村百姓知晓政策、参与乡村建设服务的重要平台。需要周知的信息一旦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村民就能通过电子设备了解详细准确的内容。此外，在网络上征求村民意见也能有效避免面对面不敢言的尴尬情境，促使村民畅所欲言，大胆表达自己对于亟须解决的重大事项的见解。互助精神也是传统“熟人社会”的一个核心表现，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乡村里，邻里遇忙搭把手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但由于此前时代变迁，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务工的村民彼此陌生，这种基于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助精神逐渐消散。但“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到来预示着这种精神的再次复苏，在城市谋生的村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分享物价、成本等商品信息，让消息相对闭塞的留守村民知悉，使其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适时调整。在“虚拟型熟人社会”中，农村互联网零售业也是重要的一环，农产品带货主播言谈举止轻松，毫不紧张怯场，与来自五湖四海的网友亲切互动，介绍家乡特产，拓宽了原本狭窄的“熟人社会圈”，为农产品开辟了更多的客源，也极大地改善了留守村民的生活水平。

2.乡风文明的弘扬与传播

乡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淳朴的乡风文明，而部分背井离乡的人们迷离在大都市的繁华绚丽中，忘却了此前烙印在他们骨骼中的乡风民俗。多年后他们重返故里，却别是另一番滋味，乡风文明认同感在长期剥离中渐渐被消磨，他们甚至会忘记民俗习惯，连亲朋好友的面孔都觉得有些生疏，似有“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意味。幸运的是，这只是科技时代前“熟人社会”解构时期乡风文明状况的体现，而科技时代下的“虚拟熟人社会”模式恰恰赋予了乡风文明新的形式与魅力。往日村里举办民俗文化活动时，在外务工的村民总是因时间紧迫、交通不便等原因不能到场参与。现如今，在这个“虚拟型熟人社会”中，村民通过网络直播平台便能实时呈现民俗文化活动的画面，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也能身临其境地体验久违的乡风文化活动，重拾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记忆。如武汉新洲（凤凰古寨）以“不老的时光”为主题的民俗文化会演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展现了新洲本土具有独特韵味的“花朝节”“问津文化”以及“八十八行”历史文化民俗，为远在外乡的村民提供了一条重温乡土文化的道路，唤醒了客居他乡游子的乡土记忆，也向广大的网民朋友宣传了新洲当地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它是一场民俗文化的盛宴。

优化虚拟型熟人社会模式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1.虚拟型熟人社会模式存在的问题

纵使“虚拟型熟人社会”模式给大众带来了众多红利，但也不能忽视其所隐藏的潜在危机，即监督规范的失灵。在旧时传统的“熟人社会”模式中，邻里乡亲实体接触，通过舆情进行监督，弘扬积极向上的健康乡风与行为习惯，这种外在较为强制的力量对道德沦丧的行为有较好的整治效果，进而可以使乡村保持和谐淳朴的乡风。而“虚拟型熟人社会”则是一种虚拟接触模式，以往的实体监督模式“改头换面”，网络舆情监督难以在实质上奏效，这种不同以往的新交际模式不能较好地约束个人的行为。网络空间的“熟人”相较于实体意义上的熟人来说，显得更为陌生，多数人会采取一种猜疑的态度进行交流，彼此间的信赖与信任关系较难建立。要想通过网络舆情进行道德监督，实属困难之事。“虚拟型熟人社会”的网络道德监督力度较之实体监督来说比较薄弱，潜在的监督危机仍可能存在，亟须公众探讨解决机制。

2.解决对策一：监督渠道的优化与网络空间的净化

网络舆论力量虽不及面对面劝诫的实体力量大，但仍然是监督“虚拟型熟人社会”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因此，建立有效强大的网络监督阵地是科技时代下优化“虚拟型熟人社会”的措施之一。虚拟网络社会应当搭建多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平台体系，将旧时村口公示栏展示的村规乡约公布在网络平台社区上，同时敦促虚拟社区中的公民彼此互相监督，弘扬和谐美好的虚拟社会风气，最终发挥乡村公共舆论制约村民行为、维系村庄公共秩序的作用。但部分网络舆论也存在过于偏激的观点和倾向，对道德风尚、社会公共事件或褒或贬，容易误导虚拟社区公民，形成错误的舆论导向，左右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网络空间的透明性和开放性容易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偏激言论对个人施加的压力有可能超过必要限度，并不断发酵，使得被施压者承受着巨大的各方压力，最终被排挤出虚拟熟人社区，无法立足于社会。基于此，对网络空间的净化显得尤为必要，针对网络上的过激言论和不良信息，虚拟网络平台应及时监察与清理，引导个人向善向上，树立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

3.解决对策二：法治介入虚拟平台

仅单纯地靠网络舆论监督公民个人行为远远不够，融入法治元素十分必要。法治在网络平台的缺位助长了许多虚拟社区公民恣意妄为的心态，他们在虚拟社区中肆意抹黑中伤他人，甚至已经触犯了道德的底线——法律，给他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网络平台有必要引入法治来健全网络监督体制，不断进行网络普法宣传，强化公民法治意识，使公民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网络交际互动。

随着时代变迁，乡土人际关系社会经历了多种模式，由传统的“熟人社会”不断演变为“虚拟型熟人社会”。当今科技时代推动了云接触模式的发展，诞生了“虚拟型熟人社会”，同时其也回馈给这个崭新的时代以各方面的积极影响。但这种新兴的乡土人际关系模式还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依然存在着不能与传统“熟人社会”相比拟的部分，以及潜在的危机与重大问题。优化监督机制、净化网络空间、法治介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而这些问题也将在今后人类的实践发展与学术探讨中被不断提及，以寻求更佳的解决机制，“虚拟型熟人社会”也将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郭明.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J].探索与争鸣,2022(02):95-105+178-179.

[3]张俊.互联网＋“虚拟熟人社会”的道德监督功能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36(01):139-144.

[4]王国勤.基层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在浙江的新进展[J].浙江社会科学,2018(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