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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发展最快、传播最广泛的便是诗歌文学。由顺治时期的“八旗满洲第一位诗人”鄂貌图，以及岳端、文昭等著名的宗室诗人，到康雍时期的纳兰性德、纳兰揆叙、顾八代、曹寅等人，再到乾嘉时期的于宗瑛、福康安等人……在这些人的推动下，清代的诗歌得以迅速兴起并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一部由铁保辑撰的极具代表性的八旗诗歌的集大成之作——《熙朝雅颂集》便应运而生了，学术界普遍认为《熙朝雅颂集》具有极高的文学、史料价值。现主要分析《熙朝雅颂集》的成书背景，以及以《熙朝雅颂集》为例对清朝文学进行具体研究的学术成果。
满族自清代入关以后，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熙朝雅颂集》是整理了入关以来八旗的优秀诗歌作品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成书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的清朝正处于鼎盛时期，一个朝代的繁荣必定会带动其文化的发展。对于《熙朝雅颂集》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进清朝社会，了解旗人文化，尤其是诗学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清朝时期文化的发展情况。
《熙朝雅颂集》的成书背景
《熙朝雅颂集》是由嘉庆帝亲自预览并赐名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治者对于本朝文学发展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导向性。所以，研究本书首先要从它的成书背景开始分析，笔者认为，此书的成书背景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八旗制度下旗人的良好生活、学习条件，使文学有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入关后旗人良好的生活条件，使文学得以迅速发展，在诗歌领域，各军旗的优秀八旗诗人层出不穷。国家的统一，也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清朝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治，建立了八旗制度，张佳生、王明霞在《八旗制度对满族的文化整合》中写道：“八旗制度是一种最适合于满族形成和崛起的制度,它在将原本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部落、部族纳入到统一管辖体制内的同时,还对原来处于纷乱状态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整合。”由此可见，八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仅解决了旗民的生计问题，在政局平稳、人民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文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与发展。满军旗人鄂貌图开启了用汉文写诗的先河，《熙朝雅颂集》将鄂貌图置于本集卷一第一的位置，收录鄂貌图诗作13首,并曾赋诗赞誉其“北海留遗籍,文章辟草莱”的历史功绩。自他之后，八旗中大量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作品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仅带动了整体诗学水平的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熙朝雅颂集》的辑者铁保与主事法式善的共同努力
《熙朝雅颂集》的辑录与成书，除有嘉庆皇帝的支持外，也是因为它的辑者铁保的大力提倡，在《熙朝雅颂集》的前言中记载了铁保的一封上嘉庆帝的奏疏，道：“臣充八旗通志馆总裁官，编辑艺文。得满洲、蒙、汉军诗钞百数十家，篇帙浩繁，未能悉登简册。当于通志内列其名目，其所为诗拟别辑一书，以垂久远。”从这封奏疏中可以看出铁保对于保存本朝文学作品的恳切之心，他遍观存世之书，认为这些书籍尚有不足之处，即收录的作者和诗作都不够全面，不能显示出当世文学的繁盛之貌。八旗制度作为清朝的特色制度，将八旗诗人的作品悉数整理辑撰，也能体现出清朝的文学特色，在整理了《白山诗介》五十卷后，他仍觉不足，于是又致力于整理一部涵盖更加广泛的八旗诗歌总集，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他数次上疏奏请皇帝，得到了嘉庆帝的首肯后，他又殚精竭虑，为这部总集寻找最为合适的校阅之人，最后选定了与他相交多年的好友法式善。嘉庆六年（1801），铁保上呈的奏疏中称颂法式善：“……伏查法式善等诗学素优，在馆行走多年，办理书籍实为熟手，兹得其接手经理，必能妥善。”由此可见他对于好友的全权托付之情，当然，法式善也并未有负所托，于嘉庆九年（1804）编次成书，并上呈皇帝御览，最终由嘉庆帝赐名《熙朝雅颂集》，在《熙朝雅颂集》的成书过程中，铁保与法式善功不可没。
清朝统治者对文学的鼓励态度
清入关后，由于各民族，尤其是满汉民族的融合，使得本朝文学发展迅速。2013年，多洛肯、吴伟的《清后期满族文学家族及其诗文创作初探》中指出：“清政府为教育普通八旗子弟专门建有八旗官学。……这些官学起初是满学、汉学两种并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八旗官学都以学习汉文化为主，为满族人迅速掌握汉文化起了推动作用。上述完整的教育体系为满族文人辈出提供了温床，进而促进清代后期满族家族文学创造出辉煌成就。”后多洛肯又于《清代中期满族文学家族及其诗文创作初探》中写道：“在后金时期就有满族人自觉学习诗歌创作，以至满族入关之初出现的汉文创作的形式就是诗歌，此后长盛不衰。同时，统治者对于诗文的喜好使清朝科举考试注重诗文创作，是以八旗子弟备战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就是研习诗文，进而促进了诗文别集的创作。”统治者对于汉文化的鼓励态度，使得八旗诗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为《熙朝雅颂集》的辑撰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近四十年来学术界关于《熙朝雅颂集》的研究
2010年前的研究成果
由于《熙朝雅颂集》中介绍的585名诗人几乎都是满、蒙、汉军旗的旗人，所以，研究《熙朝雅颂集》，必须要先了解八旗文学。
在八旗诗歌领域研究时间最早、研究成果最显著的张佳生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八旗文学研究方面的开拓之贡献。1987年，他在作品《铁保与<惟清斋全集>》中写道：“清中叶八旗文坛上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铁保。”从八旗文学的方面将铁保作为一个重要的代表，并且对《熙朝雅颂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0年严迪昌教授著《清词史》，在《八旗诗人史略》一章中，他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清代八旗诗史和八旗诗人的创作，加深了学术界对于“八旗文学”这一概念的认识。1992年，王学泰先生发表了《<钦定熙朝雅颂集>和旗人的诗歌创作》，他在文中说道：“要研究旗人诗歌创作，不能不考察旗人掌握汉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熙朝雅颂集》是应该首先注意到的。”这篇论文从满汉交融的角度分析《熙朝雅颂集》中旗人的诗歌创作特点，这是学术界最早将《熙朝雅颂集》作为研究旗人诗歌的主要参考书籍。1993年，张佳生先生又出版了《清代满族诗词十论》，其中《论八旗诗歌的主要风格及形成原因》这一章从八旗文学的角度阐述了八旗诗歌的形成与特点。1996年，他又发表了《论八旗文学之分期》，将八旗文学分为入关前（1583—1643）、清代初期（1644—1735）、清代中期（1736—1840）和清代晚期（1840—1911）四个部分，按照八旗制度的起始和消亡的时间线来系统地介绍八旗文学，按照书中的时间线分类来看，《熙朝雅颂集》的成书年代正是清代中期文学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在这个鼎盛时代所出版的《熙朝雅颂集》“既表明了八旗文学的繁荣丰富，也表明了八旗作家对八旗文学的肯定和由此而产生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显然，他们已经明确感到了八旗文学的兴盛和所达到的高度，这也是八旗文学完全成熟和他们对八旗文学有更高层次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对于《熙朝雅颂集》的赞誉，可以表明作者从侧面肯定了八旗文化作为满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价值。
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对于清史研究愈发重视，对于八旗文学的研究也愈加全面、深刻。2001年，李劼在《<满族文化史>简评》中通过对《满族文化史》的分析评价，概述了满族在文学中的贡献，提出了文化应相互借鉴的结论。作者认为，后进文学可以通过文学借鉴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也就从某种角度上肯定了学术界研究八旗文学的意义。2004年李圣华发表了《严迪昌教授清代八旗诗词史研究述评》，在评价《清诗史》与《清词史》的同时，他总结道：“……康、雍、乾三朝即已建构成庞大的朝阙庙堂诗歌集群网络，从而影响着诗界格局，导引着诗风走向。”李圣华认为清朝统治者们对于文学“汉化”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八旗诗学的发展，并且以其中推动文学“汉化”的典型人物即《熙朝雅颂集》的辑撰者铁保为例，肯定了铁保在推动文化交融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2010年至今的研究成果
对于清代诗词的研究，在2010年前大多都是将其放在一个较大的方向去进行整体评述，如满族文学方面、清诗史方面、八旗文学方面等，很少有局部的、针对性的诗词研究，对清朝的各类文学总集如《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等的单独研究较少，但学术界已经在近十几年开始更加重视清代辑撰的文学总集的研究，《熙朝雅颂集》也开始逐渐被重视了起来。
2011年，在王兵发表的文章《传统诗教与清廷政教的共谋——以孙 和铁保的御敕清诗选本为批评视角》中将《熙朝雅颂集》作为研究对象之一。作者认为，作为嘉庆朝最具代表性的官修诗歌总集，《熙朝雅颂集》无疑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对于它的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八旗的诗歌创作情况，更能突出嘉庆帝的文治政策，总结来说即提倡“诗教与政教的‘共谋’”，诗教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教的制约，为政教服务。王兵的论文对于《熙朝雅颂集》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2013年，李杨在《论“八旗诗派”之崛起——以清初诗歌总集收录八旗诗人情况作为考查点》中便着重强调了八旗诗歌在清代诗坛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指出通过对清诗总集的整理，可以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清朝诗歌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发展特点等。同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严佳发表了论文《顺康雍时期的八旗诗人研究》，对顺康雍时期的八旗宗室、八旗官吏、八旗布衣和八旗闺媛四类隶属于八旗的诗人进行了全面的介绍，通过对八旗中典型人物的作品及诗学思想的介绍来探究其所属的时代背景的特点，并且强调了研究八旗诗歌对于研究清朝的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这篇论文结构严密，重点突出，内容全面，且论文中收录的大部分诗人在《熙朝雅颂集》中皆有收录，故此论文对于我们研究《熙朝雅颂集》也起到了引导作用。2014年，韩丽霞发表的《八旗文学文献视域下的<雪桥诗话>与<熙朝雅颂集>》，对《熙朝雅颂集》的成书过程及其文献学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收录范围广、收录作者多、编排方式独特的特点。2016年，辽宁大学李国娇的论文《铁保之政绩与文化成就研究》和2019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白雪的论文《论法式善对文学文献的整理与贡献》，分别从《熙朝雅颂集》编者铁保和主事法式善的诗学思想角度对《熙朝雅颂集》进行研究，指出两者在文学文献整理方面做出的贡献，如保存稀有文献、提供不同的版本信息、传承民族精神等，从主编者的角度了解《熙朝雅颂集》，也就是将编者的文学思想融入书中，又以书的内容反衬出编者对于文学的态度，这又为我们研究《熙朝雅颂集》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结语
总结近四十年来学术界的论文研究成果，可以对学术界关于《熙朝雅颂集》的研究情况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对铁保、法式善等人的研究中，以其参与整理成书的《熙朝雅颂集》为例，对其文学思想、诗学思想加以分析，但并不主要对《熙朝雅颂集》进行研究。
其二，对于满族文学、八旗文学、八旗诗学等领域展开研究，将《熙朝雅颂集》作为其中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指出其在留存清代文学作品、整理诗人小传和保存散轶篇章等方面的贡献，从而分析乾嘉时期统治者的治学理念，分析清朝诗人群体的整体创作特点。
其三，对于现存的清诗总集如《国朝诗别裁集》《八旗文经》等，对它们的成书背景、体裁、入选群体特点及创新点等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在这些相关研究中，《熙朝雅颂集》常被用来与选本做对比。
其四，文化融合方面。文化融合在文学作品中体现最明显的领域即诗歌领域，尤其是在清朝特有的八旗制度中，身处八旗中的满族诗人是最快接受汉文化的群体，他们的文学思想与汉族文人的文学思想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格局。八旗制度是清朝的特色制度，满族又是八旗中的主要民族，在八旗中的满汉民族融合便成了大势所趋，收录八旗诗歌的《熙朝雅颂集》自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族融合的情况。
除此之外，学术界对《熙朝雅颂集》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尤其是对《熙朝雅颂集》从成书到收录诗人、诗作、体裁等特点进行单独研究的相关著作还略有欠缺。总体而言，《熙朝雅颂集》作为清朝的一部极具代表性的诗歌总集。笔者认为，现今对《熙朝雅颂集》的研究程度还有一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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