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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羡词派是清初的重要词作流派，在清初的词坛居于引领地位。它的宗主是陈维崧，创作的题材和词作数量多且不乏精品。这个流派的词人有上百人，对清初乃至有清一代的词创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词自宋代“苏辛”以后，鲜有单以豪迈而闻名的人，更少有能超“苏辛”豪迈的人。词的创作在元明两代进入低谷时期，词坛少有惊世之作。唯有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为元明两代词作的总结和代表。而到了清代，词作再次进入高峰期。清初词的创作本来要走元明的老路，阳羡词派的横空出现改变了清词的宿命，让清词走向了辉煌。这个流派及其宗主更是与朱彝尊、纳兰性德一起成为清初词坛三颗并闪的星。
阳羡词派是一个活跃于清初且居于引领地位的流派。它的宗主是陈维崧，有曹贞吉、蒋士铨和沈雄等代表人物。这一派有上百名创作者，词风大多与陈维崧相近，他们互相唱和，影响了清初的词坛，并对清代词中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
阳羡词派产生于宜兴。宜兴古称阳羡，其不居于交通要道，山水秀丽，古往今来很多大文豪在无意的游览间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杜牧更是想要归隐于此。正是这种“买田阳羡”的佳话传说，养育了阳羡人民的人文情怀，从而诞生了陈维崧这样的大文豪。陈维崧一生大多时候是穷困潦倒的，故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四十扬州，五十苏州”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极大地激发了陈维崧的创作热情，他一生创作词作一千八百余首。“拈大题目，出大意义”是陈维崧词作的理论基础，“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这种明显具有“苏辛”意味的词句充斥在阳羡词派的创作中，“追慕‘苏辛’而过于‘苏辛’”是对他们最大的评价[2]。
阳羡词派除了宗主陈维崧的《湖海楼全集》外，还有史惟圆的《蝶庵词》、徐喈凤的《荫绿轩词证》、曹亮武的《南耕词》、任绳隗的《直木斋集》和万树的《香胆词选》，等等[3]。
清代词创作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词作不限于一个流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如清初除了陈维崧和阳羡词派的其他词人以外，还有朱彝尊和纳兰性德等大词人。阳羡词派是清代词作多姿多彩的见证。
阳羡词派的历史渊源
在阳羡词派的历史渊源中，苏东坡对阳羡词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如他在《归宜兴，题竹西寺三首》中提到“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在《菩萨蛮》中更是明确写出了一种买田于阳羡归老的梦。这些诗篇无一例外地展示出了阳羡自然景观的美好。在这些诗篇的歌颂下，自然景观也发展为人文景观。在这样的人文景观孕育下，出现阳羡派这样众多的文人墨客实不足奇。陈维崧在《蒋京少梧月亭词序》里，也充分赞美了宜兴县的人文景观[4]。
历史上另一位出生于宜兴县的大词人蒋捷也对阳羡词派的产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比苏东坡的影响更为直接。蒋捷的遭遇实际上与陈维崧等人相似，也是生活在政权更迭的时代。同为宜兴人，蒋捷的遭遇更容易让陈维崧等人感同身受，产生易代同悲。蒋捷的《竹山词》，除了抒写羁旅之思，更多的是一种亡国遗民的心路历程；《贺新郎·兵后寓吴》，更是将亡国之人追思昔日幸福生活和亡国之后孤苦伶仃的悲痛描写得淋漓尽致。蒋捷思念故国有时甚至还只能借助梦境。如《贺新郎·怀旧》化身“娇莺”回归家园，但只有破壁残垣的悲哀，实在不知道“娇莺”是蒋捷，还是蒋捷是“娇莺”。这种亡国离乡羁旅悲痛之情和陈维崧、蒋景祁等人是多么相似，其与陈维崧、蒋景祁等人一生漂泊无依，感同身受，同病相怜。
陈维崧早年实际上有“花间词”的创作倾向，正如他所言，“辛柳门庭别，温韦格调殊”。但是陈维崧的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他从一个贵公子变为一个落魄士子，在体会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后，陈维崧的词品开始自觉地转向和变化，摒弃了那种词为小道，仅能唱和应酬的看法，开始提升词的地位，为词正名。要一改自己“花间词”风格的陈维崧，写出了一扫阴霾的惊世之作，如此惊世之作必然会受到苦于亡国之痛、整日期期艾艾的文人士子的追捧。在宜兴县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文人墨客自是数目繁多。古人最重乡党，当陈维崧在一群“二八女郎”的唱和声中执梆高唱“大江东去”的时候，他便成为阳羡派的宗主，成为一扫元明清初词坛靡靡之音的“大学士”。
文学创作离不开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以及国家社会政策的支持。清初社会经济和国家政策稳定，为词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阳羡词派主要活动在顺治年间和康熙前期。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稳定，清朝承继大统已成为定局。晚明词坛的奢靡之风和终日沉浸在丧国之痛的亡国之音不再适应于新朝。期期艾艾的词人们必须走出自我颓废的束缚[5]，拥抱新的生活。恰逢清政府在此时实行文化怀柔政策，为文人们走向新生活提供了客观条件。故而阳羡词派的出现，不仅与陈维崧的个人生活经历和豪迈的性格有关，也有绝对的社会因素作为支撑。加之陈维崧的个人才气和经历，创作出了大量的作品，且不乏精品之作。阳羡词派的作品题材广而宽泛，引领了上百家词人进行这种词风的创作与唱和，对清代词的中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阳羡词派开山祖师陈维崧的词作更是遍及各种题材，《醉落魄·咏鹰》里的壮志豪情、《沁园春·咏菜花》中田园风光的旖旎明媚、《点绛唇·夜宿临洺驿》里登临怀古和自身的惆怅迷茫相互映衬，更显苍凉深沉之感……这些都为词的创作带来了题材和门路，为清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对后来的诸多词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阳羡词派除了宗主陈维崧以外，还有众多名家，比如说任绳隗、徐喈凤、史惟圆、曹亮武、万树、蒋景祁、潘眉、陈维岱、陈宗石和陈氏后人才俊，等等。其中蒋景祁对陈维崧的作品整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阳羡词派还对浙西词派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阳羡词派的文学成就
拈大题目，出大意义
阳羡词派的文学成就是清初词坛的一座高峰，词作更是辉煌浩荡、蔚为大观。词派的形成需要几个条件：一是明确的文学主张；二是明确的文学领袖；三是领袖身边汇聚着创作群体；四是明确的创作风格。阳羡词派的文学主张即“存经存史”“以史入词”“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贺新郎·纤夫词》即是如此。词的上阕“战舰排江口”“征发棹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等，抒写了战争时阴云笼罩，人民面对战争的惊恐和无奈，这是“面”的描写。而下阕描写一位征夫和与妻子道别的景象，一句“神佑我，归田亩”将只能把命付于天佑的无奈写得淋漓尽致，这是“点”的描写。这种“点”与“面”的结合，将一场战争写得身临其境。这种高超的写作手法，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词作的艺术水平，更是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眼前。这是清初为平三藩清廷在江南征发水手的真实写照[6]，是“以史入词”的清词典范。这和杜甫的《石壕吏》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而，阳羡词派虽慕于“苏辛”，然“老杜”之风也并非误传。
在清初，清军的统一战争是非常残忍的，宜兴县也曾遭遇清军铁蹄的践踏。故而阳羡派实际上也有一种反战和热爱和平的情感。在陈维崧的《虞美人·无聊》中，“无聊笑捻花枝说，处处鹃啼血”实际上是化用了李山甫的《闻子规》“断肠思故国，啼血溅芳枝”一联，用杜鹃啼血比喻杜鹃花开得鲜艳，同时也是在暗喻这里曾经被鲜血染红过。这个“血”字也启发了下两句，“好花须映好楼台，休傍秦关蜀栈战场开”。这样美丽的鲜花，应该在美美的阁楼旁边盛开，切不可开在战场上遮挡鲜血。清初时清军多次入川进攻抗清队伍。在陈维崧晚年的时候，清军又再次入川屠戮，结合先前宜兴县也遭受的苦难，故而作者在感伤之下写下了这篇《虞美人·无聊》。陈维崧虽然反对战争，但是却无法改变清廷残忍的现实，只能以“无聊”来抒发愤慨。
题材广泛，怀古颂今
“怀古吊今”作为一个文学创作经久不衰的主题，在阳羡词派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满江红·秋日经信陵君祠》，信陵君是战国四大公子之一，虽为王室庶出，却有非凡的才学，有承继王位的资格，然为国政稳定而自去。信陵君养客三千，非为自重，更多的是为国家储备人才。这样的明主贤君，却只存在于历史里。陈维崧途经信陵君祠时，感叹身世，将自身遭遇和毛薛二人相比。虽无经天纬地之大才，但也是一个有抱负和才学的仁人志士，“我讵不如毛薛辈”道出了词人不遇明主的失落与遗憾。但是作者却并未自怨自艾，反而是希望能像侯嬴般，即使老去，也能被重用，报君知遇之恩。这样的心胸恰如他们追慕的“苏辛”一般。
咏物词是词作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题材，历来词人不乏精美的咏物之作。陈维崧的《沁园春·咏菜花》就是一部精品之作。词作全篇未有一句写菜花，却句句都在写菜花。例如“映粉红墙低，一片鹅黄”写出了红墙与明艳的菜花交相辉映，更添春光的旖旎；“纵非花非草，也来蝶闹；和烟和雨，惯引蜂忙”写其娇艳，通过蝶和蜂对此花的追捧从侧面描写其娇艳，运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手法。这首咏物词也有着极大的文学艺术价值。
词人群体，名家唱和
阳羡派除了宗主陈维崧之外，还有许多名家常常聚集唱和，如史惟圆、曹亮武、任绳隗、徐喈凤等。蒋景祁也是其中一员，他也是阳羡派的主要词人，并且和宗主陈维崧关系密切。他自称阳羡后学，经常和宗主陈维崧唱和，并且整理了陈维崧的一些作品，其自身的作品也不乏出彩之处。如《瑞鹤仙·慈仁寺松》，在此作之前，陈维崧已经写出了《瑞鹤仙·慈仁寺松》（尔头童齿豁）这样的名篇，蒋景祁此作乃唱和之作。一般唱和之作是不易出彩的，但是蒋景祁此作却稍胜过陈维崧之作，实乃不易。蒋景祁一生不遇，多为陪坐之姿。在本作中借着描写对慈仁寺松“不能无损于松性”的感慨同情将自身对于一生不遇的愤慨抒发出来，虽然写得晦涩，却让人更平添几分对慈仁寺松和作者的同情，情真意切，远胜寻常技。上片写松，下片写人，人松相比，实更悲情。
阳羡词派的文化影响
词派的形成，必然会产生深刻的文化影响。阳羡词派对清初词坛和清初文化都产生了影响。
代际之遇，清词中兴
向来朝代更迭时，充斥的都是靡靡之音，没有一点英雄豪迈气概。清初，清军刚刚入主中原，北方大量士人沉浸在丧国之痛，而南方的士人刚刚被打碎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兴许还未回过神来。有些人还沉浸在晚明的奢靡生活中出不来，整日里充斥着奢靡之音；而有些人有着强烈的丧国之痛，也走不出来。这样的词坛是不可能中兴的。这样的词坛也急需被改变，陈维崧和阳羡词派的出现，影响了清初的词坛。生活终究是要过下去的，清廷成为正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一扫奢靡和悲痛，走向盛世的豪迈和壮阔是必然的事。阳羡派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成为清初第一大派也是必然的事。
地域文化，文人群体
阳羡派自身词作水平不低，数量巨大，且不乏精品。这便注定了它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该流派的主要创作者皆为宜兴县人，即阳羡人，也为其提供了现实基础。古人最重乡党，当陈维崧的词作横空出世，在严寒的冬天豪迈绽放的时候，唱和之人就必然络绎不绝。这样的文化景观，对后来的词作也产生重大影响。陈维崧与纳兰性德几乎可以称作是“一时瑜亮”。而纳兰性德多情爱之作，故而必不可能出现词宗之争。陈维崧和阳羡词派促使清初词风遽变、清扫词坛靡靡之音，对清词的鼎盛起到开山定鼎作用。
承上启下，由盛而衰
阳羡词派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词派，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给奢靡的词坛吹一股豪迈的风，它过于追求“大题目，大意义”的创作理念对士人的文学素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并非人人都是大文豪。这种理念只会让后来的阳羡词人创作出一些“大而空”的作品，所以阳羡词派的没落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阳羡词派对清初词坛和文化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
词历来被称作诗余小道，即使词的创作顶峰时期，有宋一代，豪放的词人也是明显少于婉约的词人。故而，词的历史地位和题材一而再地下降和减少。到了明末清初已经多是唱和之作，词风多为奢靡之音，词人也多写纸醉金迷之生活。然词并非只能是唱和之作，它可以怀古伤今，托物言情，也可以抒发壮志抱负，更可以咏史存史。继“苏辛”之志更添老杜遗风的阳羡派，承担起了扫清清初词坛之一切奢靡以显恢弘豪迈之气的历史责任，为清代词的中兴起到开山定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苏悦.清初词人董儒龙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1.
[2]杨银燕.清初词人史惟圆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0.
[3]宋芸蔓.阳羡词派理论与创作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9.
[4]汪煜洋.辛弃疾的婉约词研究[J].语文课内外,2017(35):6.
[5]刘晓亮.论清代江南奏销案对卢元昌《杜诗阐》的影响[J].中华文化论坛,2016(07):103-109.
[6]沈松勤.陈维崧与阳羡词派新论[J].文艺研究,2016(12):4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