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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刻画的重要形象，这类人的精神往往是病态的，他们愚昧麻木，冷漠嗜血。鲁迅的《祝福》通过对“旁观者”的刻画，展开对社会精神状态的描摹。对鲁迅小说中的“旁观者”形象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及时代价值。
在鲁迅的小说中，“旁观者”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且具有特定内涵，这类群体在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普遍存在且数量庞大。鲁迅在其作品中对“旁观者”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刻画和描写，以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唤醒愚昧麻木的民众。笔者以《祝福》为例，分析鲁迅小说中的“旁观者”形象。
《祝福》中的“旁观者”
隐含的“旁观者”——我
叙事学将作者创造的特殊角色作为小说中的叙述者，并与其叙述行为构成叙事内容的一种成分。根据叙述者所属的叙述层次和参与故事的程度，热奈特等人将其区分为“超故事”叙述者、“内故事”叙述者、“异故事”叙述者和“同故事”叙述者。《祝福》中的叙述者——回乡过年的知识分子“我”，既出现在故事中，是“同故事”叙述者；又处于所叙祥林嫂的故事之上，是一个“超故事”叙述者。
这样的叙述方式将叙述人“我”与作者相剥离。“我”并不是全知全能的，而是退缩到一个固定焦点上旁观祥林嫂的人，“我”实质上是以“旁观者”的语态描摹苦难、淡化情感的介入，以主动解构在场的方式将叙事视角转移至其他“旁观者”上，通过“无声胜有声”的画面，给读者的情感参与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小说借“我”之口把鲁镇上的人们尽收眼底，而“我”的独特意义更在于随着“我”与祥林嫂的相遇，以及“我”在与祥林嫂关于“魂灵的有无”的对话中，用“说不清”来敷衍祥林嫂，回避对追问者的明确回答，刻画出的“我”这个作为知识分子的软弱与逃避的特征。
高高在上的“旁观者”——鲁四老爷
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监生”，俨然是封建势力的道德化身。祥林嫂两度受雇于鲁四老爷家，鲁家一应苦累繁杂之事，全由她一人担当，可当她没有血汗可被榨取的时候，鲁四老爷就把她赶出了家门，将她推向了绝路。第二次收留祥林嫂时，鲁四老爷的忌讳既有对寡妇的厌恶，也有认为祥林嫂“克夫克子”的迷信思想，他用“伤风败俗”来评价她的行为，用“谬种”来总结她的亡故。祥林嫂的生与死，鲁四老爷自然全不在乎，但她死的时候不对，犯了鲁四老爷的忌讳，于残酷之外，更现其迷信愚昧与腐朽顽固。可以说，鲁四老爷是自私残酷又高高在上的“旁观者”，是逼死祥林嫂的刽子手这类“旁观者”，不仅是纯粹的冷眼旁观，更是造成旁观的直接原因。
愚昧麻木的“旁观者”——辛苦恣睢的鲁镇群众
鲁迅说过：“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柳妈以及鲁镇上的人们都是这类“旁观者”群体的代表。这一群人和祥林嫂一样身处社会底层，饱受欺压和奴役，但他们却用一种优越者的姿态俯瞰、戏弄祥林嫂，表现出令人战栗的凉薄与冷漠，成了统治者不自觉的帮凶。“旁观者”们把祥林嫂丧子的故事当作一出情节悲惨的戏剧来观赏，“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当祥林嫂的痛苦被“咀嚼”殆尽，仅剩“渣滓”后，就报以“厌烦和唾弃”的态度，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种畸形的心态，集中地体现在鲁迅小说中的这类“旁观者”群体身上，他们从不同的环境反映出那一群被黑暗压制以至于灵魂畸形的下层人民的形象。他们是极有特色的“类型人群”[1]。
不同的旁观侧面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话似乎把“旁观者”放在了一个相对客观中正的位置去嘲笑当局者的糊涂。难道“旁观者”真的“清”吗？毋庸置疑，答案是否定的。在《祝福》中，“我”和鲁四老爷是高高在上的“旁观者”，以俯视的角度冷酷地观看祥林嫂的悲剧；而“鲁镇人民”是处在下位的“旁观者”，他们以一种看客的姿态，戏谑地玩弄祥林嫂脆弱的“灵魂”。但无论是哪一种“旁观者”，他们都是把祥林嫂逼向死亡的刽子手。
传统封建者与新知识分子的高位旁观
“我”是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旁观。首先，通过祥林嫂对“我”的态度可以知道，“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其次，通过“我”在面对祥林嫂所问的“是否有魂灵”的问题时的态度，以及同短工讨论祥林嫂的死亡，能够看出“我”对于“死”字并不忌讳和在意。由此看来，“我”是一名新时代的知识分子[2]，虽然有先觉的意识和独立的思考，想用自己的回答安抚祥林嫂，但却没有实际的行动。等到祥林嫂死讯传来，“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心地已经渐渐轻松”。这表明“我”虽然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但却从未外化于行，甚至选择了用众人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不作为带来的不安。尤其是在后文中，为了逃避，“我”准备去吃福兴楼的鱼翅，更体现出“我”这类新知识分子贪图享受、懦弱胆怯的特征。
鲁四老爷作为祥林嫂的雇主，自始至终都是俯视芸芸众生的老地主。他处于等级制度的上位，是压迫与剥削的地主阶级和封建礼教的顽固执行者。鲁四老爷在与卫老婆子交谈时骂了句“可恶”，埋怨卫老婆子推荐一个不合封建礼法的、“逃”出来的寡妇，损害了鲁家的尊严和声誉。从这个“可恶”能够看出，鲁四老爷是一个浸透了封建礼教“毒素”的“卫道士”。
如果将接受现代化教育作为启蒙思想的方式，那么“我”作为一个“新青年”势必与鲁四老爷是相对立的，鲁迅却将鲁四老爷安排为“我”的本家，在“我”回到鲁镇没有住处时，只能暂住于鲁四老爷家。“我”受进步思想影响，与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卫道者界限分明，可“我”在面对祥林嫂时，虽然流露出一些善意与同情，但更多的是逃避责任，这显示出了“我”性格的软弱。所以在祥林嫂死亡的众多因素中，“我”和鲁四老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劳苦大众们的下位旁观
鲁镇的群众们也是不“清”的。柳妈及听故事的鲁镇人民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或是雇工，或是短工。当鲁镇的人们听说祥林嫂要捐门槛时，揶揄道：“我问你，你那时竟怎么肯了？”一个说：“可惜，白撞了这一下。”“旁观者”争相对这个深受封建礼教残害的人进行奚落，却从未对左右他们命运的封建制度产生怀疑，茫然地将希望寄于虚无缥缈的神灵上，麻木地接受压迫和剥削。他们与祥林嫂一样都是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劳苦大众，身受奴役却不思反抗，反而把自己的苦难归根于命运的安排，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特征。
“旁观者”们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人性的愚昧和麻木，以同类的悲剧为乐。柳妈也是鲁四老爷家的帮工，与祥林嫂的地位相同，但她觉得祥林嫂是一个“有污点的女人”，便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为祥林嫂的赎罪提出建议。鲁镇的人们也以这样的心态反复提起祥林嫂的伤心事，“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他们以祥林嫂失子的悲痛为乐，在“失子”这件事已经榨不出“快乐”时，他们又生发出新趣味，专打趣她额上的伤疤，通过反复咀嚼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来衬托自己的幸福生活，祥林嫂的不幸成为他们“有幸”的对照。封建制度的奴役愚化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使他们变得面目全非。
“旁观者”形象存在的价值
国民性的体现
《祝福》中对“旁观者”荒诞性和利己主义的刻画，体现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封建专制的反抗。“旁观者”的实质是专制思想的人化，“我”、鲁四老爷与鲁镇人民构成了鲁迅小说中的“铁三角”，他们把像祥林嫂这样的人紧紧地困在里面，不断收缩，挤压她的生存空间。这样的“铁三角”无处不在，遍布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他们充当封建专制的代言人，构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吞噬着“祥林嫂”们的精神。他们虽然各有特色，但都折射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
首先，鲁迅严厉地抨击了国民性中冷漠、自私的心理。鲁镇的冷漠不分阶级，与是否受到教育无关，“我”、鲁四老爷与鲁镇人民同为冷漠麻木的“旁观者”，这是《祝福》中国民性话语的体现，换句话说，国民性的“宿主”不具备阶级性和时效性，是普遍存在的[3]。他们混沌、愚昧，对生活麻木不仁，以一种近乎遗忘的冷漠态度对待祥林嫂的死亡，所有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大家醉醺醺地沉浸在“牲醴和香烟”中，仿佛有了“无限的幸福”。欢愉的场面与凄惨的死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戏剧性地将“旁观者”的冷漠烘托到最高点，来凸显国民性的卑劣。
其次，鲁迅还批判了国民对封建专制的维护。身为专制者的鲁四老爷是既得利益者，他贯彻并执行着封建等级制度；身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我”有了觉醒的念头，却冷眼看着封建制度“吃人”，没有半点行动；身为奴仆的鲁镇的人民不与专制者处在对立面上，反而极力维护封建制度。在鲁镇，不论是高门大户的鲁四老爷还是劳苦百姓，他们都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本能地、固执地维护着旧的社会习俗，人是“老了些”，照样“大骂新党”，大办“祝福”。“我”尽管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渴望变革，但“我”身上更多的是软弱，斗争性不足，在旧势力面前总是退让，选择逃避了事。可以说，当时社会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鲁迅通过祥林嫂周遭的“旁观者”们对她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的国民性，深刻地挞伐了国民的劣根性。
唤醒与拯救
鲁迅对“旁观者”这一形象的揭露，根本目的不是批判与讽刺，而是唤醒与拯救。鲁迅通过批判“旁观者”卑劣的国民性，希望能唤醒国民精神，改变“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起到揭露病痛、引起疗救的作用。当时的国民深受封建制度的戕害，旧道德不仅支配了国民的理智，而且使其陷入黑白颠倒的地步。鲁迅认为唤醒国民应该“自改造国民道德素质始”，强调文艺应该在改造国民思想中起到关键作用，文艺不仅是“国民精神的火光”，还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4]。鲁迅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将国民性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以彻底贯彻启蒙的教育思想，呼吁国民从封建专制的樊笼里走出来。
鲁迅在对国民性的剖析中，展现出强烈的民族自省，其目的是唤醒与拯救。因此，他十分注重心理刻画，描绘了“国人的魂魄”，在阴冷的格调中抒发他的思考。在鲁四老爷看来，祥林嫂是污秽之物，可以像牲口一样劳作，却不能插手神圣的年终祭祀。如果将之视为作者的互文手法，那么鲁镇的人其实也是持这种想法的。在鲁镇人眼里，祥林嫂就是一个结构之外的异类，一如阿Q之于未庄，疯子之于吉光屯，魏连殳之于寒石山，只能被取笑，被观赏，最终被毁灭。于是，环境成了异化人性、虐杀精神的象征物。通过这样的描写，鲁迅告诉我们唤醒国民精神的重要基础就是改变专制、封建的生存环境。所以，“旁观者”的价值体现在了抨击封建制度，唤醒愚昧冷漠的百姓和拯救国民性上。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鲁迅笔下的“旁观者”形象对左翼乡土作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鲁迅的影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左翼乡土作家在写作思路上延续了鲁迅开辟的“旁观者”形象的书写路径，同样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但内容上又有所拓展和推进。左翼乡土小说中的“旁观者”们逐渐开始以阶级的眼光打量被旁观者，具有一定的阶级视阈。他们的创作受时代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政治化特征，从而展现出别样的风貌。
在周文的小说《投水》中，陈么嫂遭到丈夫毒打后又接连被孙二嫂、水生嫂等“旁观者”奚落和议论，说她借投河自杀吓唬男人。陈么嫂难以忍受这般屈辱，当又一次被丈夫毒打后，便投河自杀了。正是“旁观者”们的讽刺和挖苦，将陈么嫂逼上了绝路。鲁迅和周文塑造的被“旁观”的人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底层人民，而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的“旁观者”热衷于“抽刃向更弱者”，通过围观和谈论他人的痛苦来获取内心的满足感，这是人性病态扭曲的集中体现。鲁迅与左翼乡土作家都秉持着“诚与爱”的道德精神去探寻国民性改造的出路，他们有意将“旁观者”现象作为探索国民性的一个突破口，以引起读者的省思和感悟[5]。
当然，鲁迅对“旁观者”形象的塑造对当代文学的创作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此外，鲁迅“以喜观悲”手法的运用，也使鲁迅小说中的“旁观者”形象有了一定的审美价值。鲁迅将喜剧元素引入悲剧中，对“旁观者”形象进行了反向审美，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其形象价值的重要体现。
鲁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旁观者”群体身上采撷“罪恶之花”，借深邃的思考和凝练的笔触，深入批判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独辟蹊径地寻求唤醒与拯救国民的方法。他塑造的“旁观者”形象对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所蕴含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在当下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促进民族自省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勇.一群鸭子——论鲁迅小说中的“旁观者”形象[J].毕节师专学报,1996(02):33-37.
[2]梁祎楠.《祝福》中几种看客[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0(15):158-159.
[3]高铭泽.鲁迅《祝福》中的国民性话语[J].散文百家(理论),2020(07):38-39.
[4]孙登高.试论“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139-141.
[5]田丰.鲁迅与左翼乡土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比照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5(06):38-4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