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传播学视角下的珠海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红色旅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旅游形式，珠海作为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特区城市和现代旅游城市，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近年的红色旅游热度持续升温，但对外宣传需进一步加强。现基于翻译传播学视角，将红色文化与珠海历史，以及红色革命的优良传统与珠海改革创业的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让珠海的红色旅游文化走出国门，更好地讲述珠海故事，被更多其他国家民众了解与接受。基于珠海红色旅游对外宣传翻译的现状，探索外宣翻译策略，基于不同受众需求和兴趣传播珠海红色文化，为迎接外籍游客做好准备，推进珠海红色旅游对外宣传翻译工作的开展，有效带动区域内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翻译传播学研究概述

翻译传播学孕育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和德国学者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是从传播学视角审视翻译的代表学者。奈达首先将通讯论和信息论的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20世纪60年代，奈达提出了翻译的交际理论观，认为译文如果不起交际作用，不能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就没有任何价值。1977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其著作《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强调，在翻译研究中必须充分考量其传播的性质。他认为跨语言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只是翻译涉及两种语言而已[1]。1991年，英国翻译理论家罗杰•贝尔(Roger Bell)在其著作《翻译与翻译行为：理论于实践》中根据信息论原理，提出了翻译过程模式，阐释了翻译过程的9个步骤[2]。

国内研究翻译传播学的早期学者吕俊在1997年发表的《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勾勒了翻译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框架。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口译、笔译、机器翻译，还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3]。近年来，更多学者展开了对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如麻争旗在2011年的专著《译学与跨文化传播——对翻译的根本反思》中运用传播学对翻译进行了探讨，刘安洪和谢柯在2014年的专著《传播学视阈下的旅游翻译研究》从传播学角度对旅游翻译进行了研究，谢柯和廖雪汝在（2016）《“翻译传播学”的名与》中对翻译传播学的发展脉络就行了系统梳理。

新形势下中国文化需要更好地“走出去”，突破传播障碍，运用翻译传播学理论指导外宣英译工作非常适合。翻译界已有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如王宏（2018）《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传播学路径》，余承法和万光荣（2020）《翻译传播学视域下湖湘文化“走出去”策略体系建构》，叶会和马萧（2020）《中国文化外译的翻译传播学模式》，王娜和闻永毅（2021）《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翻译传播学研究》等。以上学者从传播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红色文化、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翻译，为广泛地对外宣传和弘扬中华文化、中国精神、中国智慧提供翻译方案，探讨翻译方法。

珠海红色旅游外宣翻译调研分析

为了更好地运用翻译传播学理论指导珠海市红色旅游外宣翻译，本研究设置了问卷调研环节收集第一手资料。课题组走访了珠海市的众多红色旅游景点，并对游客进行了问卷发放工作，以下将从调查对象、问卷设计、调查情况分析和结论反馈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调研和分析。

调查对象

课题组成员分别前往珠海市的红色旅游景点开展调研工作，调研对象为珠海各红色旅游景点游客，面向游客随机发放问卷，实际回收285份，回收率94%，有效问卷280份，有效率93.3%。

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部分开展：第一，了解游客的基本情况，如年龄、居住地、政治面貌等方面；第二，了解游客对红色旅游的态度和参观红色旅游景点的频率；第三，了解游客对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关注度；第四，了解游客对提升珠海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可行性建议。

调查情况分析

1.游客的基本情况

对游客的基本情况了解方面呈现出以下特征：18-30岁的人群是珠海红色旅游主要群体，其次是31-40岁人群，这两类人群合占比为90%左右；对游客的政治面貌调研显示，共青团员占比最多，其次是中共党员和群众；对旅客来源地调研显示，来珠海进行学习的人群最多，其次是珠海常住人口，最后是来珠游客。

2.对红色旅游的态度

关于珠海市红色旅游景点数量的了解方面，51.85%的人群了解1～3个，23.61%的人群了解4～5个，14.81%人群了解6～8个，9.72%人群了解10个及以上；13.43%的人群每年都会参观珠海市红色旅游景点，50.46%的人群参观珠海市红色旅游景点次数为5次以内，36.11%的人群为1～2次；对于外出旅游是否会参观当地的红色旅游景点，12.96%的人群选择经常，74.54%的人群选择偶尔，12.5%的人群选择很少；对于参观红色旅游景点的原因，选择最多的选项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主动加强党史学习、顺路前往参观和部门党建活动；对于游客来说，红色旅游景点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历史氛围、景区环境、教育基地和对外宣传等方面。

3.对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关注度

对于珠海市红色旅游是否需要加强外宣翻译，94.44%的人选择需要；对于中英文公示语翻译的关注度，17.13%的人群没有关注，62.04%的人群偶尔关注，经常关注的人群仅有20.83%；对于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游客认为主要集中在未考虑文化差异、中式化翻译过多、翻译方法不恰当以及译名不统一。

4.对提升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的建议

对于以何种渠道推广珠海市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可多选），79.17%的人群选择短视频，75.46%的人群选择公众号推文，70.83%的人群选择网站，66.67%的人群选择景区宣传册。受访者认为恰当合理的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应具备简洁明了、易于推介、表达规范和符合文化差异等要求。同时，可以通过加强相关部门监督，规范翻译方法，选择合适的译者团队以及引起公众重视等方面提高珠海市红色旅游外宣翻译质量。

调研结论

1.红色旅游参与热情持续上涨

调查问卷显示，游客对珠海本地红色旅游景点的关注度持续上涨，特别是年轻群体，会利用各种机会参观红色旅游景点，红色旅游呈现年轻化趋势。除了年轻群体，“80后”“90后”父母也积极带领小朋友参与红色亲子旅游，对其从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寓教于游。年龄较大的游客，往往是通过参与红色旅游，重温激情岁月，感慨岁月变迁，“银发族”也成为红色旅游的忠实群体。

2.对红色旅游外宣翻译高度关注

通过向外推介红色旅游资源，交流红色旅游成果，可以进一步促进珠海红色旅游发展，打造国际化红色旅游资源城市。超过九成的受访游客认为珠海市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很重要，同时也提出了红色旅游外宣翻译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认为恰当的红色旅游外宣翻译应具备的特点，这些都为后续进一步探讨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3.对红色旅游外宣渠道呈多样化

红色旅游“圈粉”年轻人，年轻人喜欢的红色旅游外宣渠道也呈现多样化特征。如何拓展珠海红色旅游文化内涵，尝试用故事性的方式进行叙述，更多地让游客沉浸式游览，丰富红色旅游文化传播方式和渠道。坚持以中国的立场、世界的眼光、国际的表达，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润物细无声”[4]。

珠海红色旅游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加快建立并不断丰富珠海红色旅游对外宣传翻译资料库，形成珠海红色旅游外宣翻译标准

以苏兆征故居、杨匏安故居为例，不同的人名、地名、战役名词，使得建立和丰富外宣翻译资料库、形成统一的翻译内容和标准变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避免粗心造成的漏写错拼等失误，同时也能让外国受众针对同一时期的红色文化获得相同标准的信息，使其正确理解中国红色文化，促进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对于外籍游客而言，大多数不了解中国特殊时期政治背景下所发生的历史事迹，因此红色旅游文本的翻译策略选择就不能按照传统的直译或意译，容易出现“以拼音代替翻译”“错译”“中式英语”等问题。

红色旅游文本具有丰富的政治内容，文本内容地域性广、专业性术语多，每句话甚至每个词都必须基于历史，客观准确，风格严谨。因此，翻译内容需要尊重原文的表达意图，不能随意更改原文信息及风格，需要详细调研相关翻译内容的历史背景，客观、准确地向外国游客传达原文内涵。同时，基于翻译传播学理论，应遵循“受众为本”原则，将受众的需求和兴趣作为传播的起点和终点，根据他们在文化、思维习惯、价值观念、传播理念、接受渠道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进行相应的外宣翻译。

注重民间力量，采用多渠道、多媒介的立体外宣翻译模式

在红色文化外宣翻译传播的过程中，珠海以及国内其他城市普遍存在主体单一、声音单调、内容单薄的问题，这些直接关系到外宣的成效。对外翻译传播要多方合力，在对外翻译传播中吸收各种积极力量，利用各种有效平台和媒介，发出多种积极声音。社交媒体凭借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快捷的传播速度获得民众的青睐，珠海的红色文化传播也可以借鉴这种新媒介传播方式，开通抖音账号及微信公众号，建立红色旅游宣传网络基地等，不间断地输出英文推介文章和英文短视频，迅速吸引大批粉丝，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

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和深度融合，传播方式和理念推陈出新，逐渐进入了新型主流媒体领航出海的“全媒体”时代。珠海可立足于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积极拓展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的特区特色。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全体市民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层次丰富的传播主体，才能使珠海的红色文化完整、生动、立体地呈现出来。

以国外受众为导向，实现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由于社会制度、政体以及价值观的差异，外籍游客可能对中国革命史的发展并不了解，还可能存在误解[5]。如何做到外宣翻译传播有的放矢，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就要准确把握受众需求。要想在国外主流媒体平台上产生影响力，就必须对受众进行深入细微的了解与分析。我们应该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从受众中来，到受众中去。通过旅游达人、在华外国人、海外华人华侨等，发挥新生代与新媒体的作用，从而做到传播有的放矢。同时，可以利用珠海红色旅游景点与市内高校合作，同时加强与港澳的区域互动，组织留学生以及港澳的外国游客前往珠海的红色景点参观，参观结束后进行采访分享，及时反馈珠海红色文化翻译与传播的效果。站在受众的角度，不断思索与改进珠海红色文化翻译与对外传播的策略，使珠海红色旅游文化的对外传播行稳致远。

主动融入大湾区文化旅游产业基于国际化视角下的升级发展，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珠海的红色旅游文化外宣翻译理应基于国内普遍外宣工作，勇于探索出一套属于珠海特色的红色外宣翻译传播策略与方式。不仅要做好珠海红色旅游景点相关资料翻译的静态展示，也可以制作有关珠海红色文化的电影、电视剧、短视频、动画片等项目并进行对外翻译推介，以珠海红色景点为背景的戏剧、话剧、音乐、舞蹈、杂技等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赴海外进行交流演出。围绕珠海红色文化组建一支专业的队伍，多维度拓展珠海红色旅游资源，促进珠海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

调研团队实地走访杨匏安陈列馆、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馆、桂山岛等红色旅游景点时发现，景点没有英文宣传手册、英文公示语以及关于伟人事迹的视频介绍，也没有提供英文字幕。而珠海香洲2021年公布的十大红色景点里面的港珠澳大桥景点，则有相关的中英文视频介绍，包括港珠澳大桥纪录片（中英文字幕）和BBC制作的港珠澳大桥介绍英文短视频，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推广了港珠澳大桥，对外展示了珠海的城市形象，珠海的其他红色旅游景点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外宣翻译传播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阻力，国外受众的主观印象与中国真实面貌还存在一定“反差”，珠海红色文化外宣翻译亦如此。为了打破翻译传播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也传不开”的窘境，我们必须深刻分析和研究对外翻译传播的策略和方法，既要“锋芒毕露”的自信发声，也要具备“润物细无声”的内在功力；既要对中国红色文化和珠海本地红色文化的外宣翻译有统一标准和认识，也需要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受众，把握传播的差异化。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外宣翻译传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推动媒介融合，着力提升具有珠海特色和国际影响的外宣翻译传播软实力。

参考文献

[1]谢柯,廖雪汝.“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J].上海翻译,2016(01):14-18.

[2]孟伟根.关于建立翻译传播学理论的构想[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02):86-91.

[3]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02):40-45.

[4]卜伟才.外宣新亮点：红色旅游[J].对外传播,2011(05):11-12.

[5]陈哲敏.四川红色旅游景点外宣资料的特点及翻译建议[J].文教资料,2015(30):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