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性文化实践：汉服运动及其新表达

汉服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变通与调适，呈现出建构性的文化实践特点。汉服运动中，关于基本理念的旧有对抗从未消失，有关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区别或是复原与复兴的争论一直都是汉服群体持续关注的内容。更加贴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逻辑，呈现出的爱国表达、官方主动合作和经济资本深化是汉服运动的新特点。现就汉服运动的新表达展开论述，为理解新时代社会语境中的汉服文化提供一个切入点。

汉服及汉服运动

汉服运动倡导者将汉服定义为从黄帝即位至明末清初的“汉民族的民族服饰”，意指汉民族在这一漫长历史阶段中出现的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包含六大基本元素：平面结构、五行五色、交领右衽、绳带系结、上衣下裳和宽袍大袖。也有学界和民间将汉服理解为“汉朝的服饰”，这一概念仅指汉朝的传统服装和配饰。

实际上，“汉服”一词在历史上并不常见，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替代性称谓，如“汉衣冠”“华服”等。“汉服”这一概念的普遍使用源于“兴汉群体”的“兴汉”活动。2003年4月，汉网论坛内部达成共识，将汉民族的民族服饰简称为“汉服”，而不再使用旧称“华夏衣冠”“汉衣冠”“华服”。自此，“汉服”概念被广泛使用，汉服的复兴运动则被统称为汉服运动。

21世纪初的“兴汉”现象是汉服运动的前身。“兴汉”现象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族裔身份认同成为部分人思考与行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是国内民族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使得一些网友开始呼吁“正确看待汉民族文化”。努力复兴以汉民族为主的华夏文化的“趣缘群体”被称作“兴汉群体”，他们创建“汉网论坛”“汉网”等网站，交流想法，交换意见。除了在网络上撰写文章试图厘清中华文明史以外，“兴汉群体”还秉持“华夏复兴，衣冠先行”的口号，选用“汉服”作为主要实践载体，力求通过恢复汉服唤醒汉族人的民族意识，增强汉族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以“王乐天事件”为契机，2003年掀起的全国范围的汉服复兴热潮，是汉服运动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里程碑。中学生、大学生和年轻白领逐步成为这场草根运动的主要参与群体。在随后的发展中，兴汉运动开始慢慢淡出大众视野，汉服运动的普及程度、发展速度和全国热度却不断创新。

汉服运动中的旧对抗

汉服运动包含的内容较为庞杂，讨论的话题也五花八门，但由于汉服运动的起源与性质，无论讨论的话题多么繁杂，始终绕不开两点：一是汉服服饰本身，二是寄托在汉服上的民族情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到的“旧对抗”并非是“曾经的”“过去式的”对抗，而是指“固有的”“已发生且一直存在的”对抗，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

早期的汉服运动将目光放在区分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历史关系上，致力于传播完整的汉服历史。“兴汉群体”为汉民族发声，编写了大量希望重塑大众华夏文明史观的文章，例如“赵丰年”的《华夏千年历史回顾和启示》，“南乡子”的《五胡乱华时汉胡人口比例以及有无民族融合之小议》。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回顾华夏民族的历史，希望能让大众重新认识汉民族的历史地位。

汉服究竟是“复原还是复兴”，这是汉服运动参与者在互联网上讨论的重点，由这两种概念各自延伸出“复原派”和“复兴派”两类群体，他们秉持截然相反的观点。

复原派对于汉服的界定相当简单，即能从文物中找到确定的实物原型便可称之为汉服，如果没有出土文物，那就只能视为汉元素及时装，而非汉服。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衣服的考据不同于严谨专业的学术考古，只是一种“民间自发考古”，并不具备官方性质。复原派讲究形制，所说的实物原型，特指出土的衣服文物，拒绝一切古画、陶俑、壁画等历史留证，力求每件汉服都有出土参考。

有别于复原派的极致复刻，复兴派充满建构主义色彩，想要在新与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留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又可以极好地融入现代文明。他们主张汉服应当去陈留新，在摸索中前进，呼吁“汉服及其深层文化的复兴”“把视线从古墓里、故纸堆里拔出来”，用眼光之“新”看待汉服之“旧”。复兴派不认可死板的“一比一”重造，他们认为一些可以让大众接受并喜爱的元素都可以运用在汉服上，加吊带、用蕾丝、“洛丽塔”穿法等都是复兴派所喜闻乐见的。

汉服运动中的新表达

聚焦特殊时间节点和场合的爱国表达增多

改革开放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快速发展，民众政治参与意识逐步增强，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爱国情感表达以及对爱国舆论事件的参与成为网络爱国主义产生的背景。在爱国文化的背景下，汉服运动本身的核心诉求使汉服运动自然而然地通过新媒体释放出民族认同和爱国情怀，并快速由松散个体转化为同盟，完成个体的“自我范畴化”。

聚焦线上的爱国表达。汉服爱好者经常在不同社交软件上通过汉服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汉服成为汉服运动参与者展示爱国之心的载体，围绕汉服也可以传播国家的传统文化，比如刺绣、绒花、缠花、中缝等。

聚焦线下的爱国表达。汉服爱好者偏爱用仪式化的表演表达爱国之情。2021年国庆期间，一些香港青年身着汉服在维多利亚港进行歌唱表演，为祖国庆生；“小艾的betterlife”等汉服爱好者在哔哩哔哩网站上传自己身着汉服在街头为祖国母亲庆生的视频。从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角度观察，这种“仪式化传播”充满了大量的象征符号，比如汉服、凤冠、古典乐器等，而国家作为一种符号载体也成为形塑民间仪式的力量。

官方合作主动性加强  

汉服运动的草根性质决定了这种“自我言说，言说自我”的运动的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有较强的局限性，于是汉服运动参与者积极参与国家或地方政府主导的多种活动，努力使汉服不断进入社会公众的生活中，从而突显汉服运动的政治性，借助获得主流媒体的认可来加速汉服的普及。

2007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2013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改琴提案由国家层面权威设计汉民族服饰的标准。种种对于汉服的提议、报道和实践让大众不断了解汉服，对汉服的接受度、喜爱度逐年攀升。2021年，汉服爱好者数量规模将达689.4万人。

汉服的热浪和其文化复兴的本质诉求，与“中华民族复兴”有着微妙的交叠。2018年，共青团中央主持举办首届“中国华服日”；2020年，成都市政府指导同袍、社团、政府三位一体的汉服创业活动；2021年，河南卫视“奇妙游”系列节目带动汉服高热度话题量；同年，央视《国家宝藏》携手明星阵容介绍汉服及历史故事。相关部门有意循着这股国民热潮，将汉服打造为新兴传统文化宣传工具和复兴抓手。民间汉服组织与官方平台强强联手，呈现出双向合作的新态势。

汉服商业资本规模不断扩大

汉服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汉服亚文化群体转向“趣缘群体”，群体内成员多元化发展，这些汉服群体“新人”并不认为“汉服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而这种想法会对想要接触汉服的围观者“施加精神压力”，从而引发汉服圈层内部秩序的解构与重构。最明显的就是汉服的历史承载者角色淡化，衣饰的装扮属性凸显出来，汉服爱好者将汉服作为“时装”来彰显个性、展示自我，汉服需求量与日俱增，“新意时装”成为汉服的重要象征，也为经济资本进入汉服领域提供了市场舞台。

一部分资深“同袍”开始创办汉服品牌，依托媒介与电商平台销售汉服。重回汉唐、汉尚华莲等成为汉服市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2019年前后，大量传统服装厂商进入了汉服产业链，利用自有优势降价走量，汉服销售量呈现井喷式爆发。

天眼查数据显示，逾6成的汉服相关企业于近5年注册，2019年，汉服相关企业新增1000家，2020年新增800余家。此外，与汉服相关的婚庆、摄影、展会、旅游行业也相继发展起来，金融资本跃跃欲试。

汉服运动新表达的内外逻辑探究

舆论反弹和爱国思潮影响汉服群体表达 

近年来，汉服运动表现出维护国家文化、民族尊严的新态势，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是较为狭隘的种族主义倾向引发的舆论触底反弹，久而久之，这种极端举动引发大量网友的强烈不满，大众呼吁民族团结才是文化应当回归的方向，不能因汉服而打破这样的传统。

二是受爱国主义教育影响，青年群体的国家、民族认同感空前强烈，迫切地想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家国情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各式各样特殊节日的汉服“街头快闪”活动，还是近些年的汉服韩服文化争论，汉服新生代都更关注汉服所代表的“国族”而非“民族”，他们希望通过汉服维护国家历史文化和民族尊严，提升大众文化自信。

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

汉服爱好者通过风格化表达，放大群体特质，构建起一种与主流文化不尽相同的亚文化。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提到，亚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在意识形态收编和商业收编中失去抵抗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这两种收编会相伴而生，同时进行。

近年来，汉服运动频繁出现在各种正式场合并促使经济资本入驻，这与官方对汉服亚文化的收编密不可分。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收编，收编“贴标签”和“妖魔化”的亚文化方式，将青年群体的反抗安置在主流意义的统治框架内，消弭其危险性。官方为汉服文化贴上“传统国风”“古代服饰”的标签，既是借汉服的美感弘扬我国传统优秀审美，贴合“提升文化自信”的主流论调，又是强调汉服的“国别”性、服饰性，淡化蕴含在汉服争论中的民族矛盾。

另一方面是商业收编，通过把亚文化符号转化为大量生产“商品”的方式，完成亚文化风格的改弦更张。在市场和资本的介入下，汉服产业建立起来，量大价低，普通人穿汉服的门槛大幅降低，汉服从“神圣”变为“世俗”，汉服群体新成员更愿意为汉服的华美而买单，这对汉服中的“民族对抗”无疑具有一定影响，汉服成了一件普通意义上的服饰。

消费主义逻辑重构身份认同

如果将汉服当成展现汉民族独一无二历史的使者，接触汉服的门槛是很高的，但作为一种时装来说，汉服有了批量生产的可能。伴随经济发展和资本介入，汉服产业应运而生，不断渗透周边的一系列行业，发展迅猛。批量生产强化了汉服的商品属性，汉服文化被消费文化“范畴化”。这种消费文化绝非简单的“缺少—满足”，而是带有强烈的消费主义色彩。

1990年以来，西方消费主义消费逻辑深深植入青年一代的认知中，这种逻辑也会被投射到“汉服”之上。资本通过源源不断的广告运动消弭汉服新成员在民族、阶级和性别上的区别，取而代之的是以时尚之名重塑汉服爱好者的新身份认同。

在微博、微信、哔哩哔哩网站、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汉服的华美成为传播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汉服爱好者在情感上将自己等同于时髦，认知上将汉服作为突显自身魅力的载体，行动上将汉服出行贯彻生活。

21世纪之初诞生的现代汉服运动，建构主义文化实践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汉服运动刚开始时，厘清基本概念、梳理中华民族历史是汉服运动成员强调的重点，目的是为汉服争取有利的发展环境。随着时代进步，汉服运动不断贴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并在这三方面促进汉服与社会的黏合。

汉服不仅成为民族复兴的一个抓手，还创造了一个新的潜力产业，通过服饰之美展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然而，汉服爱好者也须“不畏浮云遮望眼”，理性看待汉服运动当下的繁荣，避免汉服运动的复兴初衷湮没在网络社会的狂欢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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