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乐观主义视角下的物的美学 ——以刘慈欣科幻创作为例

“科学乐观主义”的倡导者刘慈欣用对自然的敬畏态度，以及对科学技术充沛的热情与美学想象，书写着独特的“物”的美学。拟考察刘慈欣小说中对“物”的书写，从“物”的物质性、施事性，物之为生命存在的独立性，物之为身体经验的中介性等角度解析其创作中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阐发科学乐观主义视角下的“物”的美学。在获得对刘慈欣科幻创作新解的同时，探索科幻艺术中人与物互为尊重、和谐相处的美学可能。

现代文明的发展催生了新时代的物质观。一方面，物的自然性正逐渐被人造性所取代，离开了工业技术与资本主义体系，许多人造物将不复存在。人们也惯于用技术工具与自然科学中所诞生的概念来量化物，用精确的阐释取代对物原初的模糊理解。这种因技术发展与主体地位抬高所带来的对物的贬黜已造成了包括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对人的异化以及人的生存稳定感的丧失等在内的多种问题。另一方面，技术正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伴随着整容、义肢、神经信息传输等技术的发展，生物机器的概念也逐渐从想象步入现实，有机的身体与无机的机械合并的cyborg（赛博格）既挑战着我们对“人与物”关系的固有认知，也促使我们思考人性与文明发展的去向问题。

科幻创作中的“物”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由于这类型的创作多包含大量对未来社会状况的想象性描绘，自然也就涉及对新技术的刻画，这些或基于现实科学发展，或基于创作者思想实验的技术挑战着既有的“物”的观念，成为探究“人与物”关系的实验场所。实际上，上文所述的“物为人替”“人物不分”的两个议题一直是科幻作品密切关注的对象。对物的贬黜问题，通常体现在以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等社会境遇想象为素材的创作中。而“人与物”融合的议题，在脑机接口正逐渐在自然科学界成为现实的当下，更是引发了大量讨论。技术对人的介入、改造固然能带来躯体能力的强化，但倘若这种侵蚀从身体进入知识储备、记忆体系等大脑甚至灵魂的领域，自我心智又当如何自处？在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下，新物种的出现也极有可能造成种族、性别、阶级之间的新压迫、新危机。江晓原教授将当代科幻作品的普遍特征概括为三点，即“不再以歌颂科学技术为己任”“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反思”“作品中的未来世界都是黑暗的”。这样的普遍特征，也确实贯穿于科幻作品呈现的物问题和物观念中。

上述特征暗示了现代文明背景下人们对技术与生活的悲观态度，反思与批判能使人类不至于被加速发展的科技浪潮冲昏头脑。然而，人类也需要新的科技态度与科幻美学的出现。这至少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这种对抗缺乏现实的实践性。如福山所言：“有一种共识认为，即使人类要想阻止技术进步，事实上却不可能。”技术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尽管部分极端反人类和越过伦理界限的实验技术可被法律终止，但人文反思难以剥夺工具理性已经建立起的统治权，也难以对自然科学的发展速率产生决定性影响。其二，即使社科思考能够对科技施加部分影响，暂停技术也违背人的发展需求，缺乏技术依托的美好未来只是乌托邦式想象。其三，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其目的与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是谋求更好的未来。因此人们要问：是否存在一种兼具智慧、可实施性与乐观的发展路径，唤起人对物的尊重，将人与物的关系改造得平等且有利于社会发展？当代科幻小说是否能在想象与文本实验中加入这样的议题，回应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本文选用刘慈欣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主要基于刘慈欣“孤独的异数”的身份。在科幻界“反科学主义”的整体面貌下，他仍然坚定地采取“科学主义者”的态度，用对自然尊重敬畏的态度，以及对技术充沛的热情与美学想象，昭示着属于科学乐观主义的物的美学。此外，刘慈欣自诩的乐观态度与他创作中常见的黑暗命题与生存困境之间的矛盾，也常令人困惑。他并不强行避讳苦难，以至于文本虚浮，亦拒绝了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自恋式书写，以至于读者产生冷酷的接受效果，那么他的“乐观”又究竟体现在何处呢？为此，本文将阐释刘慈欣科幻作品中独特的物的美学。在获得对刘慈欣科幻创作新解的同时，试着用他的创作启发我们对人与对象世界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折射与再现：物的物质性

主体所使用和改造的物品能够体现出主体的身份特性，物能够通过自身的形式、材质、细节、所处位置等信息来表达某种意义。“物质文化不仅是小说艺术中的道具和装饰物，也是意识形态的隐喻性表现，是深入探讨理智、哲学和道德问题的证据”。这说明物不仅能够折射出主体携带的历史文化水平，也能不断延展、透露出制造者、持有者的知识技术、审美能力与哲学水平。

科幻作品中常涉及对过去、未来和外星文明的描写，这种不同于当下人类文化的异质文化的特点，可通过“物”体现出来。对于个体而言，物再现了人物的品位、身份和个性。人会对身边的物品进行挑选、购买和改造，而反过来，物的外在形式也能凌驾于人性之上。物与我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三体》中，罗辑与身边之物的关系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开始成为面壁人时，他利用面壁人的特权提出自己的索取要求：一片梦想之地。在雪山、湖水等美景相伴的庄园里，有马厩、烟斗、名酒。这些占有物和收藏品都指向主体，揭示出人物的内在心理状态：放松、潇洒，渴求满足。他特别要求的“壁炉”则说明了他的情感需求：陪伴感、稳定感和亲密感。而在他已经担任“面壁者”角色多年后，他的身边之物变成了整洁的中山装、白墙、红色的条状物开关。他“面壁”的白墙有着与“壁炉”完全相反的特征：半透明、洁净、冰冷、荒凉，这正源于他精神品性的改变：从一名玩世不恭的教授变成了冷酷且有威慑感的人类文明守护者。

物不仅可以作为个体心理的投射，投射出主体的情感、记忆和个性，也能“行使区分功能，执行社会分层，融合并区分社会群体、阶级或者部族”。在涉及未来想象和地外文明想象的科幻小说中，物不仅可以区分社会阶层，更可反映文明、族群或时代的文化层次。除了高精技术或高威力武器等科幻小说常见的表现题材，刘慈欣乐于从日常性、艺术性等角度切入，观察物品，用微观细节表现文化内涵。小说《信使》中，来自未来的信使只用一把简单的小提琴就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将能量转化为物质的科技并非只在进攻或杀伤性武器中出现，也可以寄托在一根琴弦变粗的细节上。这种描写角度的选取，印证着作者对物质普遍性的深刻理解。

《三体》中，物的传达、表意、沟通功能也十分明显。在黑暗森林的大背景下，技术水平足够的文明能通过符号体系标记某个生命体所在的位置，但这种类似语言的标记并不能增进文明之间的了解，反而会引来其他文明的无差别攻击。而实际上，异种文明之间的了解反而更多地建立在无言的“物”上。武器“水滴”体现了物质的自我言说性与主体解读性之间的视域融合。地球文明通过对水滴的观测揣摩着三体文明的信息。流线型的外形意味着友好、善意，而“水”的意象则与和平、生命力相关，因而人在水滴之美中透视出三体文明之善。但对物质科学理解得更深入的丁仪则从水滴的内外部结构看出另一重哲学境界：“通过自身的全封闭来包容一切的努力。”而实际上，与水滴外部表现相契合的是三体文明拥有的相互作用力的技术水平，以及其狂妄、进攻的交流意图。而地球的宇宙舰队和机械臂也反映出了此时地球文明看似庞大、繁杂，实则粗陋、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特点。

维系与重塑：物的施事性

物的施事性意味着物对主体的影响力。主体支配、使用、改造物时，使物附着意义、记忆与价值，从而反过来影响、塑造主体。

主体与物之间的身体接触赋予了物这一无生命的无机体向生命转换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中，主客体得以融合。尤其对于拥有同样功能，处于类似位置，或是一脉相承的同样的物，能够保留主体的思想、情绪，传递主体的感觉、记忆，从而为主体的连续性提供支持，帮助主体克服断裂与变化。《地火》中，致力于创新煤矿产业改革的刘欣在生命的尾声穿上了父亲曾使用过的老式工作衣。这些笨重、陈旧、多年摆在同一位置不曾变过的衣服、胶靴、安全帽、矿灯唤回了昔日的主人，反过来帮助主人公克服了心中的愧疚、恐惧与焦虑。

物的影响力有丧失的可能。对这种倾向，一种常见的理解是，随着技术精细化程度的增加，技术将变得越来越难以为人所理解，与本真生活的距离也日渐增加。但在刘慈欣的笔下，无论物或技术是简单还是复杂，粗糙还是精细，现代还是古代，其对主体施加的影响力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背后主体意识对无生命客体的建构，让看似冰冷的未来技术孕育出了联结亲密感情，表达依恋过程的一面。《赡养上帝》中，“照片”本是神仙文明能够使用中微子和引力波进行超远程宇宙通信的技术证明。但神仙对照片的肢体动作，如小心翼翼地护送、充满爱意地凝视，则使得这张接近静态的“小电视”获得了生命。

人们常从功能的角度理解物的用处、利弊，而当物进一步地介入生活环境，成为人与人之间关联的对象时，则能寄托记忆，引发情感。此外，因形态或质料的相似，物还能激发心灵产生新的想法、思考，成为知识与智慧形成的条件。但当物成为一种“唤起性的对象”时，会产生一种“思想与感觉的不可分割性”，这使得物产生神秘的、具有控制力和强烈感情的召唤。此时，物不会取代本属于人的思想，但却可以影响或激发主体思想和情感的产生，与主体的心智产生融合。

在刘慈欣的小说中，一些科学家往往在童年就能听到来自客体内部的呼唤，这种呼唤却被他们的父辈视为危险、不切实际的因素，是心智结构的阴影层面。但无论外界如何尝试调整，都未能从实质上弱化这些生命与事物之间联系的强度。这些人的性格特征与人生轨迹，也和那种成就他们的事物具有性质上的相似性。

威廉·皮埃兹在分析物恋问题时指出，物恋常常产生于自我形成的关键时刻，或是主体认同遭遇质疑的危机时刻，因而常常关乎主体的自我存在。他引用马歇尔·雷瑞斯的话，指明物恋的作用机制：“外在世界向我们的心灵敞开，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了突然的交流。”《圆圆的肥皂泡》中，“圆圆”既是肥皂泡外形的修饰词，也是主角的姓名。圆圆与“肥皂泡”的联系就建立于她自我意识的形成时期。对世间其他事物都不感兴趣的圆圆在看见肥皂泡时“小眼睛中爆发出足以使太阳星辰都黯然失色的光芒，仿佛这才是第一次真正地看到这个世界。”她一生致力于表面活性剂的研究，以制造出直径上百米，甚至上千米的肥皂泡为目标。她性格中对美、新奇、虚幻之物的执著追求，对沉重、毅力和使命感的规避，也可归结为自我性格与肥皂泡的物性的相互融合。

而《球状闪电》中，刘慈欣则揭示了物恋的第二种形成机制。林云是一名对武器有着狂热激情的科学家，她与武器的感情萌发于神秘的召唤，成长于主体的危机时刻。尽管她自幼就感受到了自我生命与作为无生命体的武器之间的牵连。但她的感情会上升至“异常”的地步，直接原因在于她面临了母亲的去世。在主体自我认知的创伤时刻，武器成为她疗愈创伤的途径。最终，她接受了物的施魅。她的极度兴奋和狂喜意味着她对危险、极端境遇的漠视，乃至追求、爱恋等非正常倾向，此时武器不仅是物，更是推进人行动的重要力量。

平等对话：物之为生命存在的独立性

刘成纪曾在分析审美物象时将自然物的存在方式总结为以下三种：“作为认识对象的物”“作为体验对象的物”和“作为生命自组织存在的物”。在科技极大程度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生活的世界里，自然似乎正与人类文明渐行渐远。自然世界在对象化的认识中变成技术测量和操纵的对象，又或者在人的过度体验中失去了作为美的独立品格，只作为人类审美情感的附庸而存在，从而导致了自然物超越性的失落。因此，在现代，如何让对象自我显现，而不是被审美主体或技术无限介入就成为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换位思考和自食其果是刘慈欣创作中常见的情节机制，也是引发人类文明，放弃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常见契机。人类被驱逐出自以为的中心位置，陌生化的视野和境遇得以让习惯了主体掌控地位的人跳脱出来，反思过去认知中的不足。在更强势的文明面前，人成为了被对象化的客体，在实践关系中体验强烈的不适感、被贬低感和无力感。

《三体》中，以“虫子”和“蚂蚁”这两个意象为寓言，传递人类对世界秩序中心的认识转变。

第一次转变是引入高级文明。三体文明的到来将“人”从曾经世界的中心贬低为低微卑微的虫豸，从对象化世界的强势主体沦为弱势客体。三体人用“你们是虫子”的断言，否认了人类科学过去建立的对人化世界与宇宙规律的信心。人类过去幻想的有序排列的秩序与确定性的基石不仅不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被更高等级的文明所改造。理性规约造成的诗意骗局被戳穿，而人也被抛向了技术失效、主体地位失落的新位置。

第二次转变则是对虫子为生命存在的独立性的充分意识。尽管主体对自身实践能力的利用成就了种种伟业，但对蝗虫这一物种历史的追溯表明，虫从来不是他者可以随意凭意志改变的存在。让虫重新成为虫的认识，不仅解放了过去为人所控制的虫，也解放了“三体与人”关系中的人。《三体2》结尾处对一只蚂蚁的描写如此动人，因为蚂蚁不仅是一个移动的小黑点，它的爬行与探索自有其独立性。在对万物独立品性的真实把握下，技术层级逊色于三体文明的地球文明上呈现出了物象回归的美好局面。高山、草地、孩童、蚂蚁都在金色的晚霞中各得其所。

走出人类主义意味着，对于物的美而言，人类存在并非是充要条件。达尔文从求偶活动中领悟，动物自身就能够进行美的表现、感知和审美活动。而植物、矿物、海洋、星空等要素，看似不言，但内在于其存在形式中的规律性分布和运动也具有独立性，无需人介入的审美价值。人们对物独立性的认识，能够清除过去惯有的自我神圣化倾向，将物从过去人类认识的钳制中解放出来。这种独立性可见于《鲸歌》中对鲸的刻画，鲸使用着不为人所理解的语言，蓝鲸的历史与生命也远胜于人类，因而《鲸歌》中反而具有能够超越人类的古老记忆和生命的原始美。此时，生物学家并没有怀着对揭示《鲸歌》含义的绝对自信，反而表现出对人类认知能力的谦逊，用赞叹和无能为力的态度成就了物的独立美，也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琐碎诗意。

当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完全排除人的主观参与既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举措。在上述文本中，由于生物、物理和技术知识的加入，才使文本呈现出了事实材料与诗意融合的结论。这说明物理认识和审美并非泾渭分明。相反，知识技术与审美认识都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物。人们应当克服此二者的二元分裂，寻求真理价值与审美价值统一的交汇点。《信使》《三体》等小说中，都出现过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宇宙的物理规律的情节。当音乐老人拉起回旋曲时，他看到“无限宽广的时空薄膜在引力的巨浪中轻柔地波动着，浮在膜上的无数恒星如晶莹的露珠”；而歌者文明吟唱的歌谣则有“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浅海的泥一样柔软。她把时间涂满全身，然后拉起我飞向存在的边缘”。这不仅仅是一种化虚为实的美学修辞，更是一种高维空间中的时间存在形式与运作规律的体现。如果解读中忽略了这样的背景，就会削弱诗歌本身的审美厚度。

马克思在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时指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可以达成统一：“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真正和谐的未来是不能脱离自然与人任意一方的。对“物之为生命存在独立性”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将人的力量驱逐出世界的审美域，而是让人与物在互不奴役的基础上对话、互动，从而保证自然物的生命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具身认知：物之为身体经验的中介性

新兴技术颇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打破了此前固有的“技术与人”或“物与人”的二元对立结构，挑战了此前常被以为是不言自明的人的概念。随着全息投影、虚拟现实、新型义体等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出现，技术的地位逐渐从为人所使用的工具客体变成了人类身体的一部分，这种变化重塑了我们对有机体边界的认识。但倘若我们只站在技术一端，用科学技术对人和非人的生产、改造和重塑来否定人文主义与伦理思考的必要性，似乎也会带来类似异化的担忧。

刘慈欣并未简单地将技术作为人的客体、工具和延伸，而是在诸多地方描绘了人被技术形塑和改造的积极可能性，其中的种种描写，类似于梅洛-庞蒂所谓的“具身关系”。人不仅仅只是在使用技术产品，而是切身地感受到了技术或外物对自我知觉能力的影响。身体位置和运动经验塑造着人们的认知结构，从而让环境、动作与认知形成了动态的统一体。

一个例证是《中国太阳》中主角水娃的成长之旅。他的肢体能力与心智、眼界正是在与技术和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强化的。超高层建筑外墙清洁工这一职业看似与宇航员的社会阶层相距甚远，但他们却被同一套高空作业的具身实践关系所塑造，因而具有十分相似的体力和技术能力。因此，和常常与图纸文件打交道的航天员相比，学历低、工资微薄的清洁工反而与宇航员有更多相似之处。技术不仅改变了水娃的经济水平和工作能力，更改变了水娃的思维水平。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以及对宇宙奥秘的好奇等都来自“高空”这一位置。因而出身于农村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水娃，在同一具身位置的作用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物理学家霍金的视野和兴趣。

除此之外，清理“中国太阳”的工作又与耕作有结构上的相似之处。银色的镜面如同平原，而擦拭的机器则如手扶拖拉机。这种相似可以被视为“人与技术”关系多元稳定性的体现，不论技术如何发展，“人与技术”的实践中都有某种相似性。同时，这种技术也指向了一种乐观的未来：水娃最终驾驶着航天器驶向了太空，但他从未忘记自己作为农夫的出发点和作为理想信仰的“根”——“水娃始终会牢记母亲行星上的一个叫中国的国度，……他就是从那里启程的。”

技术对人体知觉的作用，在梅洛-庞蒂的意向性身体运动中有所体现。而这种容纳技术的原初经验，也为后人类技术进一步辅助人类改造世界，拓展感知边界提供了乐观的解读方向。“我的身体不是并列器官的总和，而是一个协同系统，它的所有功能在在世之在的一般运动中被重新把握和联系在一起，因为我的身体是生存的固定形状。”知觉提供的景象能够超越生理身体的局限。梅洛-庞蒂以盲人的手杖为例，指出盲人手杖的尖端是盲人感觉能力的区域，因而盲人手杖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使盲人了解世界的技术中介。小说《地火》的全息技术能够在视觉上重现煤尘、岩石、井下洪水和瓦斯爆炸等事物，从而带领人的知觉穿越时间的限制，体验旧时的生活。

知觉对实际身体的取代，使得技术有了打破自我和他者隔膜的可能性。在不同主体对知觉的共享中，主体间性的建立和对存在的揭示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同样重要。《带上她的眼睛》中，离开地球的宇航员们就通过特殊的传感眼镜看到外部的世界，而脑电波采集技术的运用，还能拓展佩戴者的触觉和味觉，使之肉身在太空，知觉却活动于地球世界。技术进步为“身受”之同提供了客观条件，但“身受”的相同仍不能直接导向“感同”。“我”并未像传感器那头的女孩一样，体察世间的诗意与美好，反而过于敏感和病态。“我”对她的真正理解，是在传感器技术失效以后，“我”对她的悲惨境况有了充分了解，因而才能体察到她的心跳、歌声和话音。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在“我”的心路历程中被揭示出来。

传感器对人触觉、视觉、味觉的征用亦是一种通过神经信号直接与大脑联系，使大脑获取知识的活动，但这一情节中，技术并未否定人性的存在，反而辅助和支持着人性伦理的满足。这可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小说角色并未滥用该技术（如忤逆女孩意志，或利用该技术从事犯罪活动等），并在实质上取得了好的结果。程序与结果上的正义不一定能唤起美的感受，但可以消解人的不适和拒绝感。其二，文章的“眼睛”实际上是一副外在于身体的类似眼镜的传感器，可被轻易摘下或戴上。因此，尽管该“眼睛”已从实质上影响了人的知觉、感受等心智层面的事物，但在功能和外观上，它对人肉身边界性的维护，使得人能够更轻松地保持自我认知的连续性与同一性。由此可见，质变之前量变的积累是重要且必要的。

结语

近年来，各学科领域都有着“物转向”的趋势。一方面，这可以被视为哲学思潮对启蒙时代以来的高扬主体性的反思与回应，在过度的主体性中沉默的客体逐渐回归到世界的视野中，重新显现着自身的力量和地位。另一方面，这也是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结果。在当今的技术网络下，人意识到我们不再仅仅使用技术，还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或被一个由自然、科技等外物制造的系统框架所塑造。由于人或主体地位的变动，此前建立在传统人类观念上产生的美学观念自然也就受到了质疑。

弥漫在当代科幻艺术作品中的悲观态度，是创作者在用怀疑真的确定性、善的合理性、美的探索之道的方式，表达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弊端的拒斥。然而，通过上文中对刘慈欣小说中物的四种性质的分析，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关乎人类未来的想象中，人依然对美有着强劲的追求力，美也依旧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刘慈欣创作中的物的美学启示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对美的探索，而是改善我们介入物的理论模式和思想方法。在理解了物是如何通过其物质特性对主体施加影响后，尊重物之为生命存在的独立性，发挥物之为身体经验的中介性。这一思路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变化中的“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可为一些现实问题，如技术理性的过分侵入、消费主义的空前冲击、生态危机或技术伦理困境等提供参照与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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