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域下《讲话》与陕西当代文学的文本实践

我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和文学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中强调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八年来，老中青几代陕西作家在文本实践中贯彻《讲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拥抱现实生活，反映时代风貌，致力于文学对国家发展与时代进步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讲话》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诞生，是继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性、纲领性文献。《讲话》中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讲话》发表以来，以贾平凹、红柯、陈彦、方英文、叶广芩、弋舟、吴克敬、莫伸、周瑄璞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在守正创新中与时俱进，他们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陕西文艺事业不断发展。

当代陕西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形态

《讲话》强调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八年来，在文化自信视域下，陕西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进行文化寻根，通过创作展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丰富多元的区域文化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红柯的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与贾平凹的新作《秦岭记》在传承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出色。

草原与农耕：异质同源的区域文化形态

作家红柯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中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寻根，并对中华民族的不同文化形态进行了展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徐济云与女主人公吴丽梅分别代表天山草原文化与关中农耕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红柯看来，两种文化形态的异质性表现在“大地”与“土地”的不同。“好多年以后，当我回到关中故乡，大漠的一切越来越清晰。我才意识到，乡村平原与草原大漠的不同，我才意识到土地与大地的不同。”长期以来，农耕文明形成了以地缘为中心，血缘为纽带的强大而盘根错节的宗法家族、人情社会和“熟人社会”。相对于土地上的“熟人社会”，大地上行走着的大多是陌生的生命。小说中吴丽梅以“大地”与“土地”的不同来说明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从大地到土地，是动态的天山草原文明到静态的中原农耕文明的转变。而吴丽梅与徐济云的分手结局，也隐含着两种文化在内在精神气质上存在异质性。

作家也谈到了两种文化的互通性与互源性。《太阳深处的火焰》在思想文化上连通“天山”与“关中”。小说以吴丽梅的学术研究为基点，分别在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对生活在同一时代（公元11世纪初）不同地域（西域与关中）的这二位思想领袖作了大面积的叙述，意在说明千年之前的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思想上是可以通约的，并且表现出令人讶异的高度一致性。

传统与民间：丰富厚重的原始文化形态

2022年5月，贾平凹在他70岁时推出了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贾平凹对秦岭有着独特的感情，他的故乡，他的“血地”——丹凤棣花，就坐落于秦岭东段南麓。“横亘国之中，秦岭深似海”，贾平凹说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山，是“最中国”的山。“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秦岭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成为他文学背景的代名词，成为一个地理意象。事实上，贾平凹关于秦岭的书写早在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州系列作品《太白山记》《商州》《腊月·正月》《商州初录》《鸡窝洼人家》中就有涉及。作家的创作灵感与取材大都来源于故乡经验与童年记忆，贾平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秦岭十分熟悉，他曾自称是秦岭沟沟岔岔里的一只蝼蚁，因此，他的作品取材与生活经验大都来源于此。

贾平凹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中曾出现过《秦岭志草木部》与《秦岭志禽兽部》的文字表述。《秦岭记》可以被视为《秦岭志草木部》《秦岭志禽兽部》与《秦岭志人物部》的集合体。

《秦岭记》最先在《人民文学》杂志2022年第二期上发表，单行本于2022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通过57则秦岭故事完成了贾平凹“想象中国的方法”。《秦岭记》蕴藏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借鉴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经验，吸收《山海经》《聊斋志异》的文化因子，为读者讲述秦岭故事，也讲述中国故事。“有山有水有树林有兽的地方，易于产生幻想，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异事。”《秦岭记》中的第一则故事讲述秦岭一条自西向东流的“倒流河”（贾平凹另一部小说《老生》中也有关于“倒流河”的书写），之后的故事都是围绕“倒流河”展开的，故事中人物和尚与黑顺的人生故事就是在“倒流河”的见证下发生的，其最终的结局也如“倒流河”一样充满奇谲诡异的色彩。《秦岭记》中记载的57则秦岭故事各自独立，贾平凹运用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民间文化的丰富形态。

文化意象与当代陕西文学的文本实践

具有符号特征、形象表现的中国文化意象在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具有特殊的意蕴与功能。它们来自最古朴的民间社会与普通大众的生存记忆。在近年的陕西文学实践中，文化意象越来越多地在作品中被当作表达作家文化诉求的工具和手段，这些意象在作品中与人物的命运发生关联，为小说主题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

《太阳深处的火焰》：“火焰”“皮影”与“太阳墓地”

火焰代表着光明与正义，自由与和平，希望与梦想，生命与激情。火焰是摧毁旧事物再造新事物，焚毁旧形体重塑新自我强大力量的象征。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中，火焰山成了太阳下凡的证据，丝绸之路完全是太阳喷射出来的“火焰”，戈壁瀚海的胡杨红柳也是太阳深处的“火焰”，最能够融化人心黑暗的也是太阳深处的“火焰”。红柯反复渲染太阳深处的“火焰”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对原始强力的极端崇拜。红柯认为万物生灵都是太阳的影子，太阳深处的“火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宇宙间万物的本源和始基，太阳深处的“火焰”能够使灵魂不死，生命不息。

皮影是人对自己的想象。《太阳深处的火焰》原名《皮影》，作家选择“皮影”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作为小说的叙事主体和主要线索，意在为古老的皮影注入太阳的力量，以太阳的光芒照亮皮影上的灵魂，收集生命的影子，以旷野的地火与苍天之上的烈日来烧毁一切邪恶和污秽。据作家的创作手记《绚烂与宁静》所述，《生命树》的灵感来自陕北剪纸艺人郭佩珍的一个梦以及哈萨克的创世神话，《太阳深处的火焰》的灵感则是来源于陕西关中皮影艺术与西部高地上空的太阳，是源自生命深处的灵魂的呼唤。小说中民间艺人的生存现实、高校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态、吴丽梅与徐济云之间的爱情，这些线索都是以“皮影”来结构的。

“太阳墓地”距今约3800余年，最先于1929年被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和贝格曼发现。1979年中国学者侯灿、王炳华等人进入太阳墓地，进行更深入系统的发掘考察。“这些沙漠台地的墓地周围布满胡杨木刻成的阳具形状的木桩子，一圈一圈结构颇似光芒四射的太阳镶嵌在西部高地上，被称为‘太阳墓地’，这些墓地埋葬的皆为男性，一律头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墓地”在红柯心中是原始生命强力的象征。小说第三十一章叙述老子出关西行入流沙，最后一项伟大的工程就是在塔里木盆地的牝门罗布泊发掘整理太阳墓地。老子《道德经》言“死而不亡者寿”，即形体肉身没了，精神依然存在，就等于长寿。人与自然相处并不执着于有限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精神，是可以浩气长存，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的。红柯赋予“太阳墓地”最具现实性的象征意蕴：原始生命强力、生命之火，人的灵魂会与太阳一样光芒万丈，生生不息。

红柯坚信万物有灵，万物生而有翼。人与自然万物能够进行平等的精神交流，一切自然生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火焰，皮影，太阳墓地，还有天上的云彩，地上的羊群，地下的熔岩，它们都具有灵性与神性，都可以成为小说叙述的主体。

《暂坐》：“雾霾”“飞天”与“再生人”

在俄罗斯姑娘伊娃的眼中，整个西京城被浓重的雾霾笼罩着。《暂坐》中关于“雾霾”的描写贯穿整本小说，带有明显的象征色彩。越来越严重的“雾霾”象征着不太理想的社会状况，折射出当下的社会症候。西京城的“雾霾”与这座城彻底融合到一起时，它就不只是一种恶劣的天气状况了，而像是“毒瘤”，进到每个人身体里，被感染的细胞不断增殖、扩大，慢慢融进血液里，身体发生了异化，心灵也被腐蚀，所以，“雾霾”也是心霾。

“飞天”意象多次出现在《暂坐》中，在海若暂坐茶馆的二楼墙壁上绘有脚踩浮云的飞天图案。“飞天”是我国古代壁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图案，在佛教传入之后，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常有空中飞舞的飞天图案。《暂坐》中的“飞天”意象与西京十块玉的理想与信念相合，与小说中女性的命运发生重叠。这群以海若为代表的城市女性，她们向往自由、独立，她们有对处于爱情婚姻中女性独立的觉醒意识。她们在仍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艰难生存，内心也希望如“飞天”般自由洒脱，飘逸灵动地在天空自由翱翔，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再生人”的意象首次出现在小说的第三章，陆以可在西京城见到一位酷似她三十年前去世的父亲的鞋匠，相似的人在第二十四章再一次出现。陆以可满脑子都是关于父亲的回忆，遇到了像父亲的人使她坚定地留在了西京城。小说中“再生人”的意象还出现在第三十二章，“西京十块玉”之一的冯迎因马航飞机失事罹难，但却在空难发生后鬼使神差地出现在西京城，她与章怀见面让其转达羿光给夏自花还钱的事宜。贾平凹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再生人”的意象，一方面与人物的情感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也使作品带有神秘诡谲的色彩。陆以可的“再生人”父亲是她的依靠，是她孤身一人在西京城打拼的精神支柱。“再生人”的意象看似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但在日常生活中的确有类似的现象，人们过度思念已故亲人的时候身边到处都会是那个人的影子，从这个角度来说，陆以可、章怀遇见的“再生人”不过是他们有意识地给这个“再生人”套上以往脑海中坚固的亲友形象罢了。

在小说《暂坐》中，贾平凹通过“雾霾”“飞天”与“再生人”等意象传达出他对都市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创作主体对日常生活、文化传承的深刻思考。

乡土与都市：当代陕西文学文本实践中的文化空间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百年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乡土文学创作一直占主流。从传统文化来看，中华民族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在一些乡土小说家眼里，譬如师陀，他认为北京是“最高贵”的乡土城。新文学史上虽有茅盾、“新感觉派”、张爱玲、王安忆等以写都市为主的作家队伍，但整体上看，与规模庞大的乡土文学创作队伍及创作实绩相比，都市文学所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小的。陕西当代文学的文化空间更多以乡土文学为主，从柳青、赵树理、王汶石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红柯，当代陕西作家一向偏好农村题材,贾平凹的《山本》《秦岭记》，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叶广芩的《状元媒》《去年天气旧亭台》，方英文的《群山绝响》，高建群的《我的黑走马》，王海的《天堂》，吴克敬的《初婚》，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等作品所展现的大多是乡土文化空间。

尽管乡土文化空间在陕西当代文学创作中居于中心与主导地位，但近年来陕西文学创作中展现都市文化空间的作品也有不少。如贾平凹的《废都》《暂坐》，弋舟的“天干地支纪年系列”小说（《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辛丑故事集》），吴文莉的“西安城”系列小说（《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鹤坪的《民乐园》都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以《暂坐》为例，它是贾平凹第二部描写城市的长篇小说，重在对都市日常生活、都市女性的精神与生存境况的描绘。在文化空间布局方面主要围绕西安城展开，结构内部嵌有海若的暂坐茶庄、司一楠的红木家具店、陆以可的广告公司、虞本温的火锅店等，再加上主人公经常活动的咖啡店、大型商场、住宅区等。西安是贾平凹生活了半辈子的一座城市，其作品创作必然无法绕过这座城市。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陕西当代文学界应继续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在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与方法，体现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和时代本质。在文本实践中继续传承《讲话》精神，赓续优良传统，传扬文化树自信，关注底层诉民生，同时也应保持自己的创作风格与独特性，为实现陕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2]红柯.绚烂与宁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3]贾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4]贾平凹.远山静水[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

[5]葛兆光.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J].东方文化,1997(07):45.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