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中的桥梁文化探究

桥梁建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运河之上的一座座桥梁为运河沿线的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为其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其本身蕴含的桥梁文化又与运河水运文化、漕粮文化等相互融合，一起组成了丰富多元的中国大运河文化。桥梁是静止的，但在历史中它与码头、仓廪一起便利漕运，与名人、神灵一起留下故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传承运河文脉。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河逐渐衍生出“桥文化”。通过梳理桥与码头、桥与仓、桥与人、桥与神、桥与城、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展现中国大运河中的桥梁文化。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大部分组成，全长超2700千米，跨越10多个纬度，纵贯在大运河上的古桥梁与运河一起组成南北交通的大动脉。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名单收录有27处河道，58个遗产点。58个遗产点中古桥有5座，分别为苏州宝带桥、嘉兴长虹桥、杭州拱宸桥、杭州广济桥、绍兴八字桥；与古桥相关的遗产点有北京西城区澄清上闸所在的万宁桥、东城区澄清中闸所在的东不压桥、安徽柳孜运河遗址中的古桥梁遗址、无锡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杭州桥西历史街区、绍兴八字桥历史街区。除了被世界遗产名录收录的古桥及相关遗产点，大运河沿线还有其他许多古桥串联起来的，极为丰富的大运河桥文化遗产群。中国大运河桥梁文化中包括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类型的运河遗产，如粮仓、码头、桥闸等，绍兴古纤道、吴江古纤道更是与桥文化紧密相关。这些运河遗产与桥组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大运河桥梁文化，体现了运河历史文化及当地人文的多元关系。

桥与码头

桥是路的延伸，码头则是陆路与水路运输的中转站，两者都是大运河漕运的重要元素，共同构建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在《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开封汴水虹桥就紧邻虹桥码头。从图上可以看到虹桥桥头遍布各种杂货摊，桥上、路边不少人呈挥手呼喊的姿势，也许他们是在向客船上的熟人打招呼，也许是摊贩在招揽生意。虹桥上人头攒动，虹桥下来往的船只装载着货物驶向码头。虹桥能有如此热闹的场景与虹桥码头的设立有着密切关系。像这样的古桥与码头建在一起的情况在大运河沿线并不少见，从北至南都能看到桥与码头的组合：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河上的大通桥与京城重要的客运码头大通桥码头；河北衡水码头桥，当年运河漕运业一派繁荣景象，官私船舶，舳舻千里；安徽境内的柳孜运河遗址，在大运河故道南侧发现了8艘唐代沉船和一座宋代石建筑码头以及南北两个石筑桥墩；在运河南端，杭州塘栖镇的广济桥与位于桥北岸的御碑码头也相互依存。运河上繁忙的码头人来人往，货物流转不息，此番盛景曾引来外国游者赞叹。朝鲜文学家朴趾源于其著作《热河日记》中对通州大运河码头之景多有着笔，甚至发出“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的感慨。可以说，码头作为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重要遗址，是探寻运河文根之脉所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

桥与仓

大运河与仓的关系极其紧密，可以说只要提到大运河就不能忽略仓的作用。这是因为开凿运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运输粮食，长距离的漕粮转运决定了建仓储粮的必要性。仓与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物，这两者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运河桥作为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的重要转运点，有时大运河漕运物资会选择集中于某一运河桥附近，储存物资的粮仓也就会建在桥的周围，于是便建立起了桥与仓的联系，如河南浚县的云溪桥与黎阳仓，还有浙江杭州的江涨桥与富义仓。说起江涨桥，其自古便是热闹之地，南宋时就有“江涨东市”“江涨西市”。富义仓东近江涨桥，所谓“北有南新仓，南有富义仓”，富义仓是江南谷米的集散地，当年的朝廷贡粮也是从这里开始北运。桥与仓的联系有时通过桥的命名就能窥得一二。大运河上此类桥与仓的组合不少，如淮安的常盈桥与常盈仓。常盈桥南首即古漕运仓库所在地，当中的“盈”取充裕之意。隋唐以后，运河的主要职能是将南方的漕粮输送至京都，淮安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漕运中重要的中转站。常盈仓储存量巨大，漕运兴盛时期约150万石的粮食可以存放于此，故有“天下粮仓”之称。明代胡瓘所作《常盈仓周垣记》中直接记载了常盈仓的情况：“周垣则屹如城墉，色且积铁然，盖水次诸仓所未有者。”从上述的桥与仓的联系来看，两者作为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运河发展的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同功效。一方（桥）为运河运输提供了便利，一方（仓）则为货物存储提供了方便，可以说，桥与仓不仅点缀着大运河沿线风光，还丰富了运河的文化内涵。

桥与人

桥文化是不断创造的发展中的文化，正如有古运河研究学者所说的：“形式各异的古桥是运河文化最为丰富的一部分，是解读运河的最佳注脚。”我国很多桥名都记录了与古桥有关的历史典故和民间传说，无论是典故还是传说，大都与历史名人有所联系。有的是将桥与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直接在桥名中体现出来。比如镇江范公桥，范公指范仲淹。范公桥原名清风桥，因北宋景祐年间知润州（今镇江）的范仲淹重建该桥，后俗称范公桥。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闻名于世，受后人敬慕。清代画家周镐在《京江廿四景》中曾画过此桥，取名为“范桥流水”。此类桥还有潘公桥。该桥始建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潘公指潘季驯，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治黄大臣、水利专家，曾官刑部尚书。为纪念其建桥之功绩，故名潘公桥。有的则是与名人轶事联系起来以加大知名度，如王羲之与题扇桥，王阳明走过的谢公桥、光相桥，泗门万安桥与谢氏家族等。其中的谢氏家族曾涌现出谢之光、谢寿天等一批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政治经济等领域颇负盛名的人物。谢氏家族与泗门地方史融合，万安桥正是官宦文化与乡村文化共融的史迹遗留。

桥与神

民俗学家乌丙安在其著作《中国民间神谱》中对“桥神”的描述如下：“护河佑桥，主宰渡河安全之神。”在宗教信仰中，桥被认为具有连接阴阳、沟通生死的功能，因此除了关注桥梁连接两岸交通的作用外，其代表的人和神灵间的纽带功能也需要得到重视。桥与这些神灵的联系体现在在桥头建庙，加之运河文化的影响，桥边的庙宇出现了一些与运河文化相关的民俗信仰，这体现出运河跨区域思想文化交融的特征。那么究竟何谓“桥神”？其实“桥神”更多的是满足人们对于镇桥御水功能的诉求。驻守运河的神祇不仅为运河沿线百姓所祭拜，旧时水上行业亦供奉这些神祇，以求航运顺利。所以运河桥边的桥神庙内一般供奉着桥神神像或神龛而并非固定神祇，所谓“桥神”也并非为某一确定神。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的广源闸桥与龙王庙、德胜桥与真武庙、通州永通桥与河神庙、广利桥与观音庙等都体现出桥梁与民俗信仰之间的联系，反映出民间百姓对桥与神关系的认定。参与祭祀的不只有寻常百姓和水上行业组织，官方的介入更使“桥神”身份卓然。北京长河上的广源闸桥，自元代就开始有官员祭祀，直至明代还有官员赴广源闸畔龙王庙祭祀。如今庙旁所立石碑《重修龙王庙记》正记载了明正德年间重修龙王庙的事迹。这说明祭祀桥神不仅是为保佑水运顺利以及水患问题，更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治理事务。

桥与城

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新时代“落户”通州，这里有着深厚的运河文化积淀。通州毗邻京师，又是漕运重镇，运河北端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即所谓“夫通州非郡邑之城，天子之城也”。运河在为通州带来经济繁荣与政治地位提升的同时，也为通州地区文化的昌盛奠定了基础。元代，通惠河连通了大都与通州，此后元明清三代都服务于京城，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物资。通州除了是补给帝京的重要中转地，同时还具有拱卫京师的防御功能。因距离通州八里而得名的八里桥曾经就作为重要战役的决战场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即著名的“八里桥之战”。这一场战争的失利直接将京师展露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之下，八里桥可谓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通州城运河故道之上有广利桥（又名土桥），在张家湾城东有东门桥，城南有通运桥（又名萧太后桥），东南便门外还有虹桥，这些均为元明时期漕运旧迹。着眼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通州又建起了新式桥梁，如北关拦河闸桥、北关分洪闸桥等。这些新桥具有防洪除涝的作用，桥体的形制和装饰则依照古代造桥式样设计，成为屹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之上的新风景。

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宗教信仰、传统民俗、文学艺术等在大运河的流动中随运河扩散，在此过程中衍生出了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较于其他物质文化遗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难以引起注意并得到保护。因此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古桥的关系，以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窗口展示出大运河文化以及古桥梁文化的内在联系。而在古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合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通州永通桥与大运河传说、常州文亨桥与常州梳篦以及嘉兴长虹桥与刘王庙网船会。通州永通桥坐落在北京通州区境内古老的通惠河上，是一座三孔的券形石拱桥，南北长50米，宽16米。这里流传着所谓“八里长桥不免挽桅”和“扒拉桥”的大运河传说。这些传说都会说到的一点就是永通桥的桥洞。永通桥的桥洞与其他桥不同，中间的桥洞特别高，充分体现出了古人的智慧。这里桥洞的设计不是为了增强观赏性而随意设置的，其大小、形制都是经过工匠的巧思再加上行船实践确定的。因为行驶在通惠河上的船只多为漕运而来，各船挂着高低不一的船帆。汇集于此时，一些高船帆难免会妨碍船只桥下通行，于是造桥的工匠便根据高船帆的尺寸将桥的中孔建高，以便这些挂着高船帆的漕船通过，其他的漕船则从两侧桥洞穿过，高低帆船只有序地通过永通桥。这样既解决了高船帆船只的通行问题，亦有效地维护了行船秩序。另有常州古桥文亨桥，其坐落于京杭运河畔，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过了文亨桥就到了篦箕巷，篦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梳子。常州自古以来就以制作篦箕和木梳而闻名，这里曾经很多人家都以制作梳篦为生。2008年，常州梳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站在文亨桥上可以看到常州八景之一的“篦梁灯火”。所谓的“篦梁灯火”是指晚上篦箕巷的店面挂有宫灯，宫灯的灯彩倒映在运河河水里，霎时间岸上的宫灯与水中的灯火交相辉映，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秀洲大运河—长虹桥段遗产点作为中国大运河项目内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虹桥附近有一刘王庙，庙里供奉的“刘猛将军”是在江淮地区为民驱蝗，元亡后自沉于河的元代指挥官刘承忠。光绪年间《点石斋画报》载图《网船会》上附文曰：“嘉兴北乡莲泗荡……八月十三日为刘王诞期，远近赴会者扁舟巨舰，不下四五千艘，自王江泾长虹桥至庙前十余里内排泊如鳞。”刘王庙网船会一直延续至今，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运河古桥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散落的文物宝藏，亦是运河历史文化的见证。大运河流域内有丰富的与古桥有关的遗产要素，桥与码头、桥与仓、桥与人、桥与神、桥与城、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运河两岸过往历史，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变化。通过古桥将这些文化遗产连接在一起，串联起大运河流域的河道、水系、码头、船闸、桥梁、城镇、街坊以及历史人物。它们共同构成丰富的文化遗产族群。研究这些古桥遗产要素的历史价值，对切实做好大运河的保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今人研究学习和探讨。诚如一些运河研究者所言：“如何保护这些一旦被毁，再也不可复得的拱桥，既是沿河城市无法回避的现实，也考验着决策者、建设者的智慧。”而中国大运河桥梁文化中除了桥梁外，还有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类型的运河遗产，如仓廪、桥闸、古纤道等。这些运河遗产与桥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大运河桥梁文化，体现出了运河历史文化与当地人文的多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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