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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之作。现论述《四库全书总目》在戏曲领域的影响，指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一些观点成为后世戏曲和乐府理论构建的起源，同时引用《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阐释乐府的发展以及乐府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
《四库全书总目》概述
《四库全书总目》，又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总目》，又称《四库提要》，是由清代纪昀等奉敕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书目，全书共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每一部中又各有小类，共计四十四类六十六属，收录已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3461种，又附录未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6793种，共计收录清代乾隆以前各个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学术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涉猎之广前世罕有，戏曲也在其中。
《四库全书总目》中体现的戏曲与乐府观
（一）对中国戏曲理论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所涉及的书类庞杂，无所不包，但条分缕析，考据析辨，处处充溢着清代学者的智慧，更是当时的目录学学术成果之集大成，也是后世很多理论构建的支撑。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当中，总纂官纪昀更是精熟于戏曲，还有凌廷堪这样精通乐曲的礼乐大家。乾隆朝曾禁毁戏曲，《四库全书总目》作为清代官修书籍，对戏曲也带有一定的偏见，但就是这些对戏曲带有一定批评性的文字，总结出了一些戏曲发展的规律，对戏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道光年间，一代戏曲大家梁廷枏写了著名的戏曲评论著作《曲话》。其中有云：“乐府兴而古乐废，唐绝兴而乐府废，宋人歌词兴而唐之歌诗又废，元人曲调兴而宋人歌词之法又渐积于废。”可以说描述了歌诗文体随时代递进演变的过程。到了元代，元杂剧创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杂剧包含唱念做打等舞台表演要素，已经大大超出曲的范畴。
梁廷枏对戏曲兴衰演变的这一观点，被各代研究者所重视。而梁廷枏的这段文字所包含的观点，正是源于《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之中的《钦定曲谱》有云：“自古乐亡而乐府兴，后乐府之歌法至唐不传，其所歌者皆绝句也。唐人歌诗之法至宋亦不传，其所歌者皆词也。宋人歌词之法至元又渐不传，而曲调作焉。”《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总结出文体演变的一般规律，由此可见其对后世戏曲理论的影响。对于明传奇的内容演变，《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有总结：“其初不过四折，其后乃动至数十出。大旨亦主于叙述善恶，指陈法戒，使妇人孺子皆足以观感而奋兴，于世教实多所裨益。”《四库全书总目》在此不但指出了戏曲的形式，对其内容也多有评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出了“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诗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的思路，说戏曲是“乐府之余音”，把它上升到雅的高度，说其“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也就是说，《四库全书总目》把戏曲从民间歌技弦管中分离了出来，并且合词曲为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在词曲类小序中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这对戏曲理论的发展大有裨益。
但《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戏曲有自己的架构，即叙事。《四库全书总目》对乐府与词曲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它认为《诗经》、汉乐府中的叙事诗歌是戏曲叙事的开端，而且提出曾布所作《冯燕歌》自成套数，标志着戏曲与宋词脱离，认为戏曲是把叙事内容作为内核，将音乐和服化道表演作为形式，还认为戏曲突出舞台表演和叙事特点，提出叙事的成熟是戏曲文体确立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元曲作者也有记录，其在《张小山小令·二卷》中有云：“自宋至元，词降而为曲……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宫大用之类，皆借以知名于世。可谓敝精神于无用。然其抒情写景，亦时能得乐府之遗。小道可观，遂亦不能尽废。”从中可以看出对元曲的分析，有肯定，有贬斥，虽有一定偏见，但对戏曲理论的建构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很多戏曲著作的编写也受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启发。如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就是依照《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法分类编次的。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之初，学术界几乎没有对其的批判，但随着改良和革命的兴起，西学东渐，文学界出现求新、求变的思潮。而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对戏曲的批判性态度，后学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其贬低、轻视戏曲的观念。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不收录戏曲一门的行为，王国维就连连发出感叹。但是新的戏曲形式的发展，需要在汲取经典的基础上，保证民族文化特色。所以无论从正反哪一面来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戏曲研究与发展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二）《四库全书总目》评乐府对戏曲的影响
“究其正变，核其源流”是《四库全书总目》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学术思想。无论是全书总体的体例，还是对各个文体的研究，无一离于此法，而从乐府到词曲的发展自然也在考究之内。
《四库全书总目》在《碧鸡漫志》提要里总结道：“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自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非复律吕之事，并是编所论宫调亦莫解其说矣。”《四库全书总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将乐府诗歌看作戏曲发展当中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认为歌诗在传承与发扬前代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出现了新变。
“乐府”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凡是合乐的诗歌，包括拟乐府旧题以及后世的新题，均属乐府之列；认为乐府的发源可以上溯到《诗经》。如在评价《诗触》时，其中有云：“……三百篇皆乐章，其说甚是。而谓汉魏之乐府，宋之词，元之南、北曲，皆用此例，则不尽然。”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从传唱曲调、音节变化以及古今字声调差异等方面来看，唐代的歌诗在前代乐府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流变，所以需要有人再谱新曲。其也认为，乐府音节只是部分遗失，如提到“古乐虽屡变，而其音节不能尽变也”。
到了唐代，由于唐之前的乐府声调虽有遗留，但已经不完备，故而这一时代的文人在创作乐府时，首要的任务就是参照旧谱，作新题，因而制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新题乐府。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只有创作新题，才能达到曲调、声律与句意上的统一。《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
总之，《四库全书总目》从对乐府诗继承发展的角度入手，认为乐府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对后世的戏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丰富了其内容，拓展了其形式，乐府诗所具有的浓烈戏曲色彩也被其肯定。这些评价对后世的戏曲理论都有不小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乐府的赞许和对宋代《乐府诗集》的推崇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唐代乐府是乐府中的奇葩，是乐府在发展中的一大创举。在前朝乐府的曲调、音节都无法流传下去的情况下，唐人拟旧谱，作新题，发展出了举世瞩目的新题乐府。唐代的新乐府始于杜甫，而盛于元稹、白居易所发起的“新乐府运动”，其中，白居易诗作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唐代乐府重视诗歌内容上的创作，更加突出地发挥了讽喻的作用，其目的是劝谏统治者或警醒世人。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魏麟徵《拟汉乐府》时，称“盖唐乐府重在讽谕，其文章可以力追，汉乐府重在音律，其节奏不可以臆揣也……”
唐代乐府用旧题，写时事，思想和内容上都没有陈陈相因，如《关山月》《远别离》用乐府旧题来写时事。也有自制新题来反映社会现状的，如杜甫的《兵车行》《悲陈陶》以及白居易的《秦中吟》，刺美见事，切中时弊。故唐乐府又被称为新乐府。《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这是唐乐府的创举。
《四库全书总目》还认为唐乐府在音乐方面也有突出的变化，尤其是在歌法、音节、声调方面。
宋代乐府多数散佚，只能从有记载的文献中窥探一二，因此，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对乐府发展的贡献巨大。他把历代诗歌按其音乐性质收集整理成书，其中有颇多珍贵史料，还征引了许多散佚的作品，如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凡古今号称乐府者皆在焉”。《四库全书总目》中赞其“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四库全书总目》将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放在了至高地位，对其大为推崇，认为其是乐府中第一善本，并提倡以其为标准。在评价其他乐府诗选集时，总会与《乐府诗集》进行对比。如评《乐府杂录》曰：“叙述亦颇有伦理，未知所谓芜驳何在。……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收录顾有孝编《乐府英华》十卷，评曰：“然所分各类，亦多踵茂倩旧目，于体制无所考订。”《乐府诗集》兼收并蓄，内容丰富，为古代乐府歌辞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四库全书总目》在推崇《乐府诗集》时也没有隐瞒其不足之处，指出其有滥收的嫌疑。这说明《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时能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富有学术辩证的思维，这一点为后世在评价书籍方面树立了标杆。
《四库全书总目》对拟乐府诗的评价
拟乐府全称“拟古乐府”，是仿古乐府而作，运用旧曲补写新词的诗歌。《四库全书总目》对乐府与不同时代的拟乐府诗都做了对比与评价。由于编者本身就对汉乐府有较为充分和贴合其时代的理解，所以对不同时代对汉乐府的摹写方式即拟乐府有着不同的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古乐府所使用的音乐、声律早已不复传承，所以其对模拟乐府声律的作品一概持否定态度，同时也对妄加推测乐府古题者采取怀疑态度。“本无文义可推，而必求其说以通之，遂横生穿凿。”这种质疑的态度虽然不乏偏颇之处，但也体现了其对古乐府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肯定，有助于后世文人继承并发扬这一文化传承。
而《四库全书总目》最赞赏的仿作是以唐乐府为代表的，重视“讽喻”与“缘事而发”的乐府仿作。在评价后世仿作时，其大多会以唐乐府为标尺进行对比评价。
受传统的“音与政通”观念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元代文学史观的构建是认可的，认为元初除前朝弊，中期兴盛，后期流弊。当然，这一观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元末诗歌突破了“诗言志”传统，如杨维桢的乐府诗、竹枝词等充分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文学特色，而《四库全书总目》在对元曲作家的评论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元末的古乐府运动，以杨维桢、李孝光二人的相互唱和为代表，其所作重视发挥乐府诗的抒情特色，“梅一于酸，盐一于咸，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四库全书总目》中赞赏杨维桢曰：“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奡，自辟町畦。”赞扬其乐府诗自有风骨，开一时文风之先，并对其诗中表现出的不仕新朝的忠贞之情予以赞扬。
拟乐府虽肇始于汉魏时期的曹操父子，但正式被称为拟乐府并且为读者所接受，是在明代初、中期之际。由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大力推进，明代的仿作乐府者甚多，而其风格也不相同。对于胡缵宗所作的《拟汉乐府》，《四库全书总目》对其颇有意见：“缵宗乃揣摩题意为之，殊类于刻舟求剑……”而对陆粲的《担夫谣》等作品，《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能用乐府题讽刺时事，与唐人的新乐府创作相呼应。《四库全书总目》对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二人的乐府也颇为赞赏，称其“大抵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值故都倾覆之余，怅怀今昔，流露于不自知”，认为其能将亲历国都变换时的今夕之感，表露于诗作之间。
《四库全书总目》涉及诸多方面，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不可估量的。本文主要论述了《四库全书总目》在戏曲与乐府理论领域的影响，阐述了《四库全书总目》在戏曲文化领域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戏曲理论发展的影响，点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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