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图书馆技术化与人文化的统一 ——基于波普尔“三个世界”的视角

数字图书馆既有对传统图书馆的发展和创新，也有对传统图书馆的继承，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都不能背离“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办馆精神、办馆理念和办馆宗旨。针对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出现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试图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一新视角，阐述实现数字图书馆“技术化”与“人文化”统一的必要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图书馆经历了从“藏书阁”“公共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转变。数字图书馆是一类知识网络，是一种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超大规模分布或多媒体网络内容信息全新的组织、管理及服务体系[1]。数字图书馆是对传统图书馆的创新和继承，实现“技术”与“人文”均衡发展，将对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出于对“科技”的狂热追求，忽略数字图书馆的人文价值，进而出现“重技术、轻人文”的错误倾向，这种只重技术投入而忽略人文建设的现象，有悖于图书馆“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办馆理念。要实现数字图书馆的健康有序发展，应注重技术与人文结合，像肖希明所认为的一样，当今的图书馆应该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2]。针对这种现象，本文试图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出发，找到实现二者结合的哲学依据，阐述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实现技术化与人文化的必要性，进而为推动图书馆建设贡献力量。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

（一）对“三个世界”的阐述

卡尔·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967年，他在《没有认识的主体的认识论》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世界”理论。在1972年出版的《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中，他写到“人类知识的现象无可置疑的是我们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我把常识性的知识理论视作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支配了西方的哲学。我已尝试去根除这一错误，代之以在本质上具有猜测性质的有关知识的客观理论。”[3]

波普尔将整个宇宙划分为“三个世界”：“世界1”，即物理世界，指客观的自然界；“世界2”，指人的精神世界；“世界3”，即客观知识世界，如科技成果、文献、艺术、建筑设计、理论成果等人工产物。

波普尔认为，这三个世界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也是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世界1”作用于“世界2”，犹如劳动让人充实；反之，“世界2”反作用于“世界1”，“望梅止渴”就很好地阐释了人类的主观精神世界对物理世界的作用。

同样，“世界2”和“世界3”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如建筑设计师根据自己的灵感和创造性设计出匠心独运的建筑，丰富了“世界3”的内容，这体现了“世界2”对“世界3”的作用；相应的，“世界3”反作用于“世界2”，“世界3”中一座创意十足的建筑能激发“世界2”中设计师的创作灵感。

当然，“世界1”与“世界3”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但波普尔认为，二者的联系是间接的，“世界1”与“世界3”须通过“世界2”才能相互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脑（“世界1”）通过本人的意识（“世界2”）与语言（“世界3”）相互作用[4]。

波普尔认为，“世界3”具有三大特征：客观性、自主性和实在性。

首先，“世界3”具有客观性。波普尔认为存在一种“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客观知识是人类精神的产品，它们一经生产出来，就脱离了人而独立存在，因而它是客观的[5]。

其次，“世界3”具有自主性。尽管“世界3”是人创造出来的，但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具有了自身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并不会随着人类主观意识的改变而改变。

最后，“世界3”具有实在性。依据波普尔所说，“关于实在性的判断标准，主要在于相互作用”，因此“世界3”的实在性是显而易见的。

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来解读数字图书馆

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来对应数字图书馆，可以增进我们对数字图书馆的认知和了解。波普尔将许多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归为“世界3”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是不恰当的，这很容易引起理解和分类上的混乱，致使对某一类现象的研究无从下手。数字图书馆中的信息载体、计算机和网络等物质实体应归属于“世界1”，即波普尔所说的物理世界[6]。

数字图书馆领域不仅包括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物质存在（包括大量未经处理和加工的信息）；也包括各类有形和无形的信息载体：精神世界，即“世界2”，包括图书阅览者、图书创作者及与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维护等有关的一切人类主体的主观经验；客观知识世界，即“世界3”，包括数字图书馆中所存储的各种知识。

           数字图书馆中“三个世界”的关系图（作者自绘）

如上图所示，数字图书馆领域的“三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1”和“世界3”通过“世界2”产生联系，“世界2”是联系“世界1”和“世界3”的纽带。

在数字图书馆领域，“世界1”中的海量信息和各类现代化的信息载体，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拓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范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即“世界2”；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想象进行学术创作、技术发明等，给数字图书馆带来源源不断的知识，从而丰富“世界3”的内容。同时，“世界3”中大量的知识可以给人以正确的启迪和指导；而“世界1”与“世界3”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通过“人”来实现，“世界3”中的知识在“世界2”中的图书阅览者和技术人员的理解和创造下，通过“世界1”中的载体，包括声波、光波、电波等无形载体和磁盘、胶片等实物形态的载体来记录、传输、积累、保存和技术改进及发明创造。

在信息化背景下，许多人认为实现“世界1”和“世界3”的直接联系已成为可能，其完全可以脱离“人”这一中介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笔者认为，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人”仍是连接“世界1”和“世界3”的纽带。

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如果没有“人”的加工创作，“世界1”中的海量信息就不会变成知识，同时，如果没有“人”的推动，就没有技术的进步，进而信息的载体也不会得到更新和创新。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对“世界3”中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那么知识就没有了记录和传输的必要，知识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没有了相应的价值。由此可见，“人”在“三个世界”中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数字图书馆中的“三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三者缺一不可。

数字图书馆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及影响

在信息技术的冲击下，数字图书馆在建设中出现了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这有悖于图书馆的价值取向[7]。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着手建设数字图书馆，直到20世纪中期，现代信息技术大范围应用于数字图书馆，技术的进步让传统图书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一些人对技术产生了“狂热”的追求，进而使数字图书馆出现了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

于是就出现了肖希明先生所描述的那种值得深思的现象：计算机图书馆流通系统功能先进，而藏书却没有完全向读者开架借阅；工作人员操作电脑十分娴熟，而对读者却冷若冰霜；计算机管理系统不断升级换代，而文献利用率却并未上升；图书馆为提高现代化技术设备的档次殚精竭虑，而对如何满足读者最基本的文献需求却表现冷漠[8]。

随着图书馆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图书馆实现了由“藏”到“用”、由“书”到“人”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作用不断被凸显和强调，而数字图书馆中所出现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显然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不管是传统图书馆还是数字化图书馆，其根本目的都是服务读者，不管图书馆以何种形式发展到何种程度，这种服务精神和服务意识不能丢弃，也不能背离“服务至上、以人为本”的办馆宗旨和办馆理念，要牢牢把握住其核心和根本要义，这样才能确保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不变质”。

随着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数据库资源的日益丰富，信息检索速度和准确率大大提高，网络界面更加友好，这让数字图书馆变得越发“完美”。但是，长期的人机对话使数字图书馆缺乏人性化特征。

首先，统一的可视化界面、操作流程、显示方式等一系列标准化的服务形式，使数字图书馆少了个性化、针对性和灵活性，让原本和谐、活泼的氛围变得沉寂、压抑。

其次，数字图书馆十分注重利用技术来提高图书馆的工作质量和效率，而很少有读者须知、技术咨询与培训及读者分类等传统图书馆工作中注意的事项，也很少考虑不同知识水平读者的具体需求[9]。

再次，数字图书馆可能会弱化读书的价值，在这里，“读书的价值”主要指读者在阅读纸质书本时，除了获取书中的内容外，还从书本的装订、书中惟妙惟肖的插图、书的厚重感与质感等方面切实体会读书的乐趣，这对于数字图书馆而言是很难做到的。

最后，读者长时间面对冰冷的机器，缺少了传统图书馆中来自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微笑、关怀和帮助，长此以往，读者难免会感到失落和不适应。

目前，许多地方为了顺应潮流变化，响应时代号召，大力扩建和发展数字图书馆，在购买设备、软件、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资源利用率也大相径庭，这种不切实际的对技术的过度投入易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实现数字图书馆技术化和人文化的统一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不仅丰富了“世界1、2、3”的内容，而且也进一步强调了“世界2”中“人”的重要性。波普尔认为，“世界2”是联系“世界1”与“世界3”的中介，而“人”是“世界2”的主体。因此，在数字图书馆中，“人”对“世界1”中信息载体的进步和“世界3”中内容的丰富和发展，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个世界”的相互关系是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内容。宇宙由这“三个世界”组成，虽然它们彼此相互独立，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任何一个“世界”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对另外两个“世界”产生影响。相应的，在数字图书馆中，技术为人文提供技术支撑，人文为技术指明发展方向。

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树立“技术与人文并重”的思想，“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与‘器’的辩证关系的理解，还是现代文明要实现的‘人文’与‘技术’的和谐，都不会片面地强调其一端不及其余”[10]。技术为人改造“世界1”、丰富“世界3”提供了技术和手段，人文引导技术朝着图书馆的办馆理念、办馆宗旨前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数字图书馆给传统图书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通过新形式和技术将知识呈现给人们。但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不能背离“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办馆宗旨和办馆理念。从波普尔“三个世界”和谐发展的视角分析，只有实现技术化与人文化的有效融合，才能加快实现数字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牟临杉.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技术与人的若干冲突[J].现代情报,2004(07):76-77+79.

[2]肖希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走向21世纪的图书馆[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1):84-88.

[3]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刘植惠.情报学基础理论讲座[J].情报理论与实践,1987(03):35-37.

[5]高萍.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启示[J].才智,2009(26):159-160.

[6]王克迪. 信息化视野中的“三个世界理论”[D].北京:北京大学,2000.

[7]杨志刚,周凤飞,李洁.求证：数字图书馆是技术化与人文化的辩证统一[J].情报杂志,2008(04):67-70.

[8]肖希明.图书馆呼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J].图书馆,2000(01):15+14.

[9]王晓红.论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技术化与人文化的融合[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8(01):44-46.

[10]范兴坤.图书馆学“人文”与“技术”性的“道”“器”辩证[J].图书馆,2010(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