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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自明代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控之后，社会开始趋于稳定，兴建文庙之风由此盛行。明代将在边疆地区设学作为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政策之一。在这一过程中，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得以改善，各民族关系得到调和，有效促进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融合与统一。普安州文庙是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其位于云南与贵州的交界处，是“一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研究价值，其修建历程也显示出中原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通过梳理普安州文庙的变迁史，并调查文庙保护现状，阐述其文化意蕴与当代价值，提出具体利用形式，将文庙的历史价值与当前环境相结合，以期发扬文庙的文化遗产价值。
文庙也被称为夫子庙、孔庙学宫等，是人们为了纪念孔子而修建的庙宇，逐渐演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文庙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肩负着传播儒家思想的使命。明朝为巩固边疆统治，在“一线路”上大兴屯田，开办学校，普安州文庙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一线路”周边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在这一地区建立文庙体现出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对研究各地土著民族对儒学的认同，以及儒学在贵州的推广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湘黔滇驿道上的文庙研究相对较少，使得文庙的保护和利用变得更加困难，文庙的历史文化价值也难以充分体现。
“一线路”上的普安州
我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较少。以陆路和水路为主的交通要道作为西南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方式尤为重要，以陆路和水路建构起来的交通线路对所触及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巨大影响。由于贵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且当时云南是中央王朝的重点经营地区之一，故明代以来，整个西南地区在明王朝边疆防御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高。自元以来，就有多条驿道连接中原地区与云南，主要分为东路和西路，其中又以东路最为重要。东路所经过的地方是各省的交界处，且沿线周边地区大多被当地的土司控制或者是非汉族以外的民族分布的区域，这也是明王朝在驿道上设立诸多卫所的原因。东路也称为湘黔滇驿道，其像一条弧线将湖广、贵州、云南串联起来，因此明代以后的文献中又常常以“一线路”称之。由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一线路”成为明朝经营西南地区的关键线路。“一线路”以今湖南常德为起点，经桃源、辰溪、怀化、新晃等地至贵州省，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凯里、麻江、福泉、贵定、贵阳、安顺、盘县(普安州)等地进入云南省，主线全长约1400千米，有2400余万人及20多个民族[1]。杨志强、赵旭东等学者提出“苗疆走廊”的概念，“一线路”是苗疆走廊的一部分，认为“苗疆走廊”是在国家开辟的“官道”，是连接云南与中原地区的桥梁，对推进整个西南地区的“内地化”进程具有重大作用，对道路周边地域及族群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2]。。
普安州，即今盘州市，位于云南与贵州交界处。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普安卫，另置普山土府，与卫同地分治”，即当地土司与明廷所设立的卫所，共同治理普安地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修筑土城，城墙主要以石头为主材料砌成，城池堑雄伟险，被称为“滇黔锁钥”[3]。可见普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到：“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据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4]从侧面凸显出普安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明廷在普安州设置卫所，由于明廷军队士兵大多是中原人，大量汉人的迁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普安州当地少数民族与卫所之间的摩擦。洪武二十一年（1388），越州地区的叛苗阿资率领部队袭击普安府，烧毁了府治，又大肆抢劫财物，屠杀居民。此次叛乱是明廷“卫所屯田”制度与当地居民生活习惯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这是一次民族文化差异诱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冲突。同时，密即叛乱也与屯田用地的划拨纠纷有关。永乐十四年（1416），“慈长谋占营长地，且强娶民人妻为妾，杀其夫，阉其子”[5]。“米鲁事件”也从侧面体现出普安地区民风的剽悍以及当地文化的落后，这也是普安州为减少武力冲突而推行儒家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普安州文庙现状
普安州文庙建设缘起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无论政治、经济制度，还是民族成份均与中原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当时明王朝在统治上采取流官与土官并治的方式，委任各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治理贵州地区。同时，明统治者认为，要想使地处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在当地推行儒家文化。因此在贵州地区“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思想的指导下，贵州各卫、府、州、县开始设立卫学、府学、州学、县学，对土司与土司辖区内的各族人民施行教化，灌输封建礼教。同时，明朝派驻大量流官前往贵州，这些流官虽然在行政上其实是被当地土司架空的，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流官普遍重视教育，并广泛开设学校，对推动当地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传谕礼部，在贵州地区的土司“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这为贵州大量建设卫学、府学，以及修建文庙奠定了基础。
普安州文庙建于永乐十五年（1417），由正统八年副使李睿万修，永乐十六年李士登修葺后毁于兵。康熙七年（1668）重修（大成殿、三楹），后毁于兵（吴三桂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知州白邦乐）增建正殿三间；康熙二十三年（1684）奉修（启圣祠、大成门、两庑，环以围墙，置甬壁二木坊）；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州吕（缺名）建修棂星门、泮池。文庙依山而建，目前礼门、义路、泮池、状元桥、节孝祠、忠义祠、棂星门、崇圣祠等遗址尚存。
普安州文庙现状
普安州文庙现存有大成门、大成殿、配殿及部分甬墙。礼门、义路、泮池、状元桥、节孝祠、忠义祠、棂星门、崇圣祠等遗址尚存，整个建筑坐西向东，占地面积约39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24平方米。文庙在1958年曾作精神病院用房，后用作盐仓，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对大成殿、大成门及两厢进行了维修，2002年完成孔子塑像及先贤牌建造。
文庙整体依山而建，建筑呈阶梯式上升。初入文庙，便可看见题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牌楼，由照壁、牌楼、礼门义路、下马牌组成文庙的“第一阶梯”。由礼门或义路进入，来到“第二阶梯”，其两侧为忠孝祠和节孝坊，中间为泮池，泮池之上是状元桥，桥的尽头则是龙壁。其后便是独立于高台之上的棂星门，棂星门为四柱三门石牌坊，镂雕工艺精细。大成门随山势建于高台地之上，大成门建筑底部高度已接近棂星门顶，有凌空、威严之气势，其现存建筑结构主体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遗物，在斗拱布局上，大成门补间两朵，为宋之遗风，在贵州省绝无仅有。大成门之后便是由东西两庑和大成殿组成的建筑群体，大成殿高于两庑，主体形象较为突出，大气磅礴。大成殿有江南罕见之“柱升起”工艺，各梁架、角背、驼墩均保留彩绘痕迹，但是图案经过历史变迁变得模糊不清[6]。
依山势而建的特征，使本来简单的建筑物布局凸显出空间层次感，具有独特的庄严与美感。当前，普安州文庙主体建筑保存比较完善，文庙整体由红色围墙进行围合，镂空照壁可以使人看清文庙内部，使文庙的内外空间具有联通感。
普安州文庙的当代价值
普安州文庙只是“一线路”上的众多文庙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原有的传播儒家思想、教育、祭祀等功能逐渐消失，但作为文化遗产，其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价值
普安州文庙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明清时期是贵州教育发展的兴盛时期，“一线路”上的卫所建设带动了卫所周边地区教育的发展，教育的需要进一步促进了学校的建立。普安州学校建立始于明朝，明洪武十三年（1380），明廷在普安州设置普安土府儒学，普安州文庙修建之后，为鼓励学生读书学习，还给予了当地儒学生各种补贴，可见，明廷非常重视对普安州儒学生的培养。据统计，自宣德四年（1429）起，全省共有举人1145名，普安州则有95人，为全省“州学之冠”。在明代，普安共计有11名进士，其中普安卫10人，普安州1人，在全省卫所中仅次于贵州卫[7]。同时，普安在永乐年间修撰了《普安州志》。可以看出，普安州文庙的建立及其教育功能的发挥，使普安州的教育水平较之前得到了极大提升。虽然现在文庙建筑失去了教育功能，但在推动当地文化发展，促进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融合与发展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与意义。
历史研究价值
历史研究价值是指通过对其进行研究，其能够反映出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相关信息[8]，而这些信息能够使我们认识一个群体的文化发展脉络，或者一个地区的发展史，从而达到真实地还原历史的目的。普安州文庙从建设起至今，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火，一次次修葺见证了普安州漫长的发展历程。其留下的匾额、楹联、石雕工艺、建筑结构等包含着大量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大成门斗拱的布局，大成殿采用的江南才有的“柱升起”工艺，从侧面凸显出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这些都是极具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的内容。
艺术价值
普安州文庙的彩绘是贵州仅有的建筑特色，彩绘的色彩、图案融合了普安州当地彝族、苗族的文化元素，使整个图案具有一种庄重感。文庙根据当地的地方习俗、历史文化等进行建设，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在文庙中，首先人们将原本藻头内使用的带卷涡纹的花瓣变成梁上驼峰的祥云状图案，所有额枋、雀替、梁、月梁和柱头上都施彩画，彩画的内容包括几何图形、植物、动物等多种样式，极其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9]。其次，普安州文庙的建筑布局整体以红墙围合，建筑位置采取中轴线对称的形式，使其具有整体感，在层次上依据地形特征，依山而建，建筑物逐渐递进升高，在体现线性美学的同时也体现了空间美学，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10]。
普安州文庙的保护与利用
文庙的保护和利用是相辅相成的，保护能够使文庙的遗产价值得以长存，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文庙的价值，利于文庙的保护。普安州文庙几经修葺，现存的建筑保存相对较好，但是缺乏利用，鲜有人知。所以，文庙的保护与利用需要将文庙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当前社会文明结合起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需要扩大公众对文庙的认知，培养当地人民保护文庙的意识。文庙当前是一种静态文化载体，其原有功能基本已消失，但其承载着一个地区历史变化的记忆。文庙建设与当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总会褪色。因此需要加大对文庙历史文化内涵的宣传，利用媒体、网络等方式，以开办国学讲堂、举行文化展览等形式，深化人们对文庙价值的认知，从而提高人们对文庙的保护意识。可以通过与当地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将文庙作为“博物馆”或传统文化的宣传阵地，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起到保护文物遗产的作用。
其次，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一旦缺乏人们的关注，那么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旅游者个人而言，他们希望体验与自己居住地不一样的文化，而各地文庙都具有自身的文化价值，文化旅游的发展，可以使当地文庙所拥有的丰富历史价值得以体现，并更为直接地被整个社会感受和认识。旅游者的到来加深了当地居民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当地人民对文庙保护的参与度。当地社区居民重新审视自己的居住地和居住地文化，提升了文化自信，更加愿意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从而使文庙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传统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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