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纪念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H市革命纪念馆的调查

当前，加强红色革命纪念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研究越来越重要，然而，已有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研究忽视了传播主体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研究。现以广东省H市革命纪念馆为例，从传播力因子的视角分析该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研究发现：革命纪念馆线下传播规模存在匹配传播受众需求功能单一的情况；通过传播力测算，发现存在线下传播内容认可度高与网络媒体传播频率低的矛盾；在传播生态中目前难以突破传播圈层。此外，研究进一步发现，传播规模、传播受众需求、传播主体、传播技术、传播媒介、传播效果和传播生态形成环形传播结构。以上研究为进一步探索革命纪念馆传播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也可以为欠发达地区提高革命纪念馆传播教育效果提供参考。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对于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具有重要价值的红色资源，要“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1]。加强红色革命纪念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研究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问题的提出

国内早期研究对“红色资源”“红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目前总体上的共识就是红色文化资源是“红色、文化和资源的有机整合”，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后形成的可被人民群众开发利用的物质形态、信息形态、精神形态的历史遗存[2]。

自2011年以来，关于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研究逐渐增多。在大众媒体占主流的时期，有学者从受众角度提出红色文化的“营销传播”，即根据受众的特征进行传播策划，从而使传播契合受众的习惯，得到更高的“触达率”[3]。因为“受众是文化传播的归宿，他们决定了红色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所以传播过程中也要重视“重建受众意识”，通过媒介以及内容引导受众“提升媒介素养”[4]。此外，关于红色文化资源传播内容，有学者提出，在当代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将理论变成故事，加速内容传播”[5]。面对新媒体和融媒体的冲击，学者们加大了对相应的传播策略的研究力度，提出根据不同类型进行渠道划分，进而提高受众“触媒”的效率[6]。

在上述关于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研究中，学者们在受众、内容和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传播主体方面的研究则较少。在新时代党史教育常态化背景下，各地加大了对红色纪念馆的建设力度。红色纪念馆是未来党史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在实际建设和布展过程中存在建设主体和传播主体分离、相关决策依据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H市革命纪念馆意识形态传播力的质性和定量研究，研究、分析和回答影响革命纪念馆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因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关于“传播力”的概念，张春华在综合“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刘建明，2003）[7]和“传播力就是竞争力”（郭明全，2006）[8]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主体的传播力：大众传媒与社会组织[9]。他认为，以传播为基本职能的大众传媒应当重在发挥其社会功能而非市场效应；以传播为环境或手段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组织应侧重传播能给自身带来的效益，以更好地发挥其本质职能[10]。本文的研究更符合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张春华提出了以传播力因子为核心的大众传媒传播力评估模型。传播力因子主要包括传播规模（覆盖率）、传播流量（传播内容接受度）、传播效果（认可度）、传播媒介（传播技术先进性）和传播生态（政策等制约性）。

李明德等学者结合主流意识形态和传播力相关研究，运用德尔菲法，构建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评估体系。该评估体系包括３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3个一级指标为内容传播指征（内容知晓度）、传播技术指征（媒介技术手段）、传播效果指征（接受度、认可度和转化程度）[11]。

综上，两个研究虽然在字眼上有差异，但两者提出的传播内容、传播技术和传播效果是一致的。相比较而言，张春华提出的传播因子更全面。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引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分析红色纪念馆传播力的影响因子，结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评估体系，由表及里，从传播规模、传播力测算（内容传播指征、传播技术指征、传播效果指征）和传播生态三个角度分析调查情况。此外，传播规模、传播内容、传播技术、传播效果、传播生态的结构不是线性模式，而是有强反馈机制的控制论模式。根据奥斯古德-施拉姆控制论模式，传播规模、传播内容、传播技术、传播效果、传播生态呈双向循环结构[12]。

H市革命纪念馆的调查分析

H市革命纪念馆地处粤西地区，是著名的南路革命活动中心。根据该馆资料介绍，当地有千余人直接或间接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其他革命战争，其中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26人。该馆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2017年被广东省委定为“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试点单位，2020年被中组部定为红色村组织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先行试点单位。随着党史教育常态化的推进，对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H市革命纪念馆在新时期如何加强传播提高教育效果的调查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线下传播规模：匹配传播受众需求功能单一

H市革命纪念馆参观记录本登记数据统计，自2020年6月至2022年7月，总参观人数为17.70万人次，年平均参观人数约8.85万人次。根据《广东省2020年度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2020年全省40家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共接待观众425.63万人次，平均参观人数为10.64万人次。根据《广东省2021年度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2021 年，全省41家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接待观众662.73万人次，平均参观人数为16.16万人次。根据全国博物馆年度报告信息系统数据，作者自统计，粤西4个城市（湛江市、茂名市、阳江市、云浮市）博物馆（全国博物馆年度报告信息系统中粤西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样本过少）2020年平均每馆年参观量为6.17万人次，2021年为8.93万人次。从上面全省和粤西地区的数据对比来看，H市革命纪念馆参观人次略低于全省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平均参观人数，略高于或与粤西4个城市博物馆的平均参观人次持平。作为开放仅2年的纪念馆，H市革命纪念馆参观人次数据较为可观。但与全省和粤西地区2021年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参观人数的逆势上涨不同，H市革命纪念馆参观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

图1 H市革命纪念馆2020年6月—2022年7月参观人次统计图（作者自制）

从图1可知，H市革命纪念馆参观人数下降趋势较明显。2020年6月开放初期热度呈爆发式增长，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近半年参观人次便达到8.04万人次，基本和年均8.85万参观人次持平。之后参观人数逐年递减，呈现出传播效能衰减的现象。此外，参观人数与月份都呈6—7月和9—10月双高峰形态，这一形态与建党节、国庆节呈正关联。综上，H市革命纪念馆传播效能出现衰减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其匹配传播受众需求的功能单一。伴随政策红利减少，提高H市革命纪念馆传播力就变得更加迫切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测算分析：线下传播内容认可度高与网络媒体传播频率低的矛盾

根据李明德等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评估体系研究》设置了调查问卷。按3个一级指标（内容传播指征、传播技术指征、传播效果指征）分别设置了3个问题，共9道题。每道题1—9分，总分81分。其中“内容传播指征（B1）”包括：馆内人物熟悉度自评分，该馆对熟悉国家基本制度的帮助自评分、对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帮助自评分；传播技术指征(B2）包括：该馆在多样性方面自评分、在媒介中出现频率自评分、纪念馆总体形象自评分；传播效果指征（B3）包括：周边谈论该馆频率和评价自评分、分享意愿自评分、总体认可度自评分。2021年9月，根据按月参观数，采用多段抽样法对142位打通电话的采访者进行了电话调查，其中有82位完整回答了采访问题。根据调查情况进行统计，各指标得分情况如下表。

表1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D）评估体系调查评分表

评估体系

内容传播指征（B1）

传播技术指征(B2）

传播效果指征（B3）

题目

1

2

3

4

5

6

7

8

9

得分汇总

629

648

654

620

589

653

601

643

653

平均分

7.77

8

8.07

7.65

7.27

8.06

7.42

7.94

8.06

指征平均分汇总

23.84

22.98

23.42

注：本表为作者自制。

从上表可知，H市革命纪念馆在内容传播指征和传播效果指征方面得分较高，其中题目2（对熟悉国家基本制度的帮助自评分）、3（对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帮助自评分）、6（纪念馆总体形象自评分）、9（总体认可度自评分）得分都达到8分及以上。可见，H市革命纪念馆的传播内容受到参观者的普遍认可。但传播技术指征得分略低于其他指征，特别是媒体出现频率得分最低（平均得分为7.27分）。此外，周边谈论该馆频率为第二低（平均得分为7.42分）。此二者有较强的关联性，纪念馆在网络媒介出现频率偏低直接影响周边谈论该馆的频率。由此形成线下传播内容认可度高与网络媒体传播频率低的矛盾。其主要原因是建设主体和传播主体的分离。馆内的传播内容是建设时完成的，建成后缺乏宣传专员进行传播，这一点在下文“传播生态”中有详细分析。这个情况直接影响了纪念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此外，按照各指征平均分无加权求和，总分D=B1+B2+B3=23.84+22.98+23.42=70.24。根据李明德等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评估体系研究》的权重和计算公式，内容传播指征（B1）权重为16.7%，传播技术指征(B2）权重为33.3％，传播效果指征（B3）权重为50%。根据权重和平均分计算，D=（B1×16.7%+B2×33.3％+B3×50%）×3=（23.84×16.7%+22.98×33.3％+23.42×50%）×3=70.02。从上述两个结果来看，平均分计算结果相差不大，加权算法的结果比无加权结果少0.22分。算上82位样本，分数差为18.04分。进而可以看出，传播技术指征得分偏低是制约纪念馆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变量，“需要借助更加多样的媒介类型、更广泛的受众覆盖度、更恰当的传播时空和频率，以及视频、图片、文字等更丰富的传播形象度来实现”[13]。此外，传播效果与纪念馆传播生态相互影响。

传播生态：难以突破传播圈层

如上文所述，H市革命纪念馆建设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政府从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了支持。建成后，H市革命纪念馆移交给镇村两级运营，主要任务也从建设转为传播教育。该馆设立了馆长和宣讲员，但没有专门的宣传人员。这种情况在粤西地区的革命纪念馆中较为普遍。为更有效地分析参观人员的结构，笔者按照参观人次（年、月）、个人数和团体数制作下表。

表2  H市革命纪念馆参观情况统计表

年份

2020年6月—12月

2021年1月—12月

2022年1月—7月

参观人次

8.04万

8.60万

1.06万

月均参观人次

1.15万

0.72万

0.15万

个人数

14个

1030个

327个

团队数

749个

2939个

443个

参观总个数

763个

3969个

770个

月均参观个数（每月个人数和团队数总和平均数）

109个

331个

110个

占比(个人数/团队数)

1.87%

35.04%

73.8%

注：本表为作者自制。

从上表可知，2020年6月—12月参观总人次（8.04万）、参观总个数（763个）低于2021年1月—12月的参观总人次（8.60万）、参观总个数（3969个）。虽然2021年月均参观个数（331个）是2020年月均参观个数（109个）的3倍，但2020年月均参观人次（1.15万）比2021年月均参观人次（0.72万）高59.72%。结合2022年的参观情况，虽然月均参观个数保持在100个以上，但随着团队数的下降，H市革命纪念馆参观人数出现下降趋势。这呈现出一定的传播圈层固化的问题。革命纪念馆的传播动能主要来自任务驱动式的参观悼念行为。原有的传播效果没有打破原有的传播圈层。在各地不断新增革命纪念馆的背景下，如果H市革命纪念馆没有打破原有传播圈层，没有增加新的传播动能，参观人数将继续下降。此外，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个人数与团体数相比，个体数占比呈上升趋势，从2020年的1.87%上升至2022年的73.8%。这是因为该纪念馆从2021年开始向文旅融合方向改革，成为3A旅游区，由旅游公司运营，这一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前该馆新增为县级党校学习点，将于2022年10月前后投入使用，这也将进一步推动馆区的发展。这种增加传播主体的革命纪念馆融合式发展，能重塑传播生态，有助于打破传播圈层，增加传播动能。但其实际传播效果还有待检验。

综上所述，通过对H市革命纪念馆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到传播力是基于传播规模、传播受众需求、传播主体、传播技术、传播媒介、传播效果和传播生态而形成的环形传播结构（如图2），并且这一关系结构也最终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图2 传播力因子结构图（作者自制）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H市革命纪念馆的调查，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和“控制论模式”的理论视角分析纪念馆的传播力影响因子及其结构。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H市革命纪念馆传播力的影响因子传播规模、传播内容、传播技术、传播效果和传播生态相互影响，形成双向循环的环形结构。由此可见，本文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影响因子结构，可以为进一步探索革命纪念馆传播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为欠发达地区增强革命纪念馆传播教育效果提供参考。

在调查H市革命纪念馆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革命纪念馆各传播因子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线下传播规模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革命纪念馆匹配传播受众需求的功能单一。由于建设主体和传播主体的分离，受众对线下传播内容较为认可，但受众认为该馆媒体出现频率偏低，周围群众分享的意愿也偏低。这一情况对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目标的革命纪念馆而言是值得重视的。“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尽管优质的内容对于受众的吸引力有着较强的决定作用，但受众的喜好更直接地体现在对相关内容的认可、讨论和参与等效果层面。”[14]李明德等人认为，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在公众积极关注、充分理解并产生共鸣的基础上，实现对其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念内化于心的行动自觉。H市革命纪念馆还没有充分发挥具有先进性因子的传播技术，传播效果还不能对冲限制性因子的传播生态，无法突破原传播圈层。

此外，H市革命纪念馆自身也在进行改革探索。纪念馆开始向文旅融合方向改革，成为3A旅游区，由旅游公司运营。这种做法有助于解决传播主体不足的问题。该馆同时新增为县级党校学习点，有助于重塑传播生态。这种融合式革命纪念馆探索，也会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最后，由于资料等研究条件的限制，本文是通过一个革命纪念馆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其推广性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验证。并且，由于实际中存在参观行为不记录的情况，本文基于H市革命纪念馆的参观记录数据统计是不完全的。此外，调查问卷的内容信度、效度检验不充分，电话访问接通率也不足。本文对传播圈层的研究不够深入，未来将进一步研究融合式革命纪念馆与传播圈层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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