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电视剧女警察形象的三重类型

在21世纪前后二十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中的女警察角色经历了两次叙事流变，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类型。就创作范式而言，作品更多地受到现实文本与故事文本之间动态、密切耦合而成的现代性价值逻辑的统摄。就女性形象而言，作品中的女警察角色创作可分为三类：1.政治正确话语控制下的女警察形象；2.增强女性气质的女警察形象；3.有缺点的平凡女警察形象。现结合具体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对三种女警察形象作出归纳和论述。

在千禧年前后的二十年中，电视荧屏上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按叙事内容大致分类，主要有四个类别：第一类，反黑/反腐/涉案/正剧；第二类，都市情感/家庭伦理剧；第三类，农村/农民工题材的作品；第四类，迁徙/移民题材的作品。概括地说，在第一类作品中，反黑、反腐、涉案和国内政治生活这几个分属不同专项的叙事内容已经在故事文本中无可避免地耦合在一起，它们的叙事交集是犯罪、违规违纪和权力寻租这一复杂议题。除此之外，它们还对应着一个更大的现实语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向外探索，面向全球谋求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的发展道路。

就创作实践而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电视剧创作也逐步走向市场化，第一个类别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展现了中国电视剧创作者蓬勃的创作活力。本文以21世纪前后二十年为时间观察场域，以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中的女警察角色为研究对象，归纳现实题材电视剧女警察形象的叙事流变和三种类型。

现代性价值逻辑的创作范式

在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题材作品中，女警察常作为功能性或导介性人物，为达到增加叙事点缀，平衡两性比重的戏剧效果而出现。步入21世纪后，荧幕上出现了以女警察、女特警为第一主角的作品，如《女子特警队》《重案六组》《亲情树》《铿锵玫瑰》《女特警》《非常女警》，以及与之相对的、以女罪犯为主要叙事对象的作品，如《红问号》《悲情母子》《女监档案》《血色誓言》。这一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的荧幕上所没有的。

尽管荧幕上出现了林林总总、各不相同的女警察角色，她们在不同文本中承担着不同的戏剧功能，在整体结构中有不同的角色配重，但从类型上看，同一种类型的女性角色可以提炼出人物创作上的重合元素。这些重合元素所指征的叙事共性，构成了女性角色基本的类型化创作范式。诚然，就文本的女性话语表达而言，这种创作范式更多地受到现实文本与故事文本之间动态、密切耦合而成的现代性价值逻辑的统摄。

女警察形象的三重类型

政治正确话语下的女警察形象

从女警察形象所展现出的连续性看，千禧年之前，即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里出现的女警察，她们表现为男权话语与行业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的几近刻板的女性形象，这种刻板实际上回避了在具有明确、刚性约束的公共政治职场领域对女性主体性的探索。

以具体作品为例，典型角色有《西部警察》中的女指导员田如玉、女警花童燕。就角色配重而言，女指导员田如玉和女警花童燕在文本中都是次要人物，在人物创作上都属于扁平化人物。

田如玉以中年女干警、女指导员的职业身份出场，她在工作时像男人一样抽烟，剪短发，个子不高，中年发福的身材，言行腔调接近男性，一身四季不变的警服，几乎看不出丝毫女性特质。田如玉在造型上被略去了现代女性通常十分注重个人形象，追求精致外表的特征，这一点在她与时髦的女歌星杨青青面对面谈话时尤为明显。除此之外，田如玉这个人物身上带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意识色彩和革命品质，她被抹去女性性征，更多是为了在女干警身上显示出一种明确的政治正确性，并试图表示这个政治正确话语是相当纯粹的，不含有其他潜在的意识形态内涵。

女警花唐燕虽然在造型上远比田如玉青春、活泼、可人得多，但在文本的整体角色配重上，她是典型的依附型女性角色，不具备独立的表达空间。她在剧中的行动均听从命令，跟随老干警的领导，而没有展示出这个人物的独立思想和工作能力。尽管剧中她对男队长杨立秋的感情表达是积极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情感取向的表达，在戏剧功能上尚未实现女性话语性的建构。

增强女性气质的女警察形象

进入千禧年之后，屏幕上的女警察形象发生了多维变化。首先，在角色配重上，她们开始作为主要人物出现，承担贯穿全剧主线的戏剧任务。这个戏剧任务的背后是女性话语的价值表达——新世纪的女警察既代表着国家对政治现代化的追求，也代表着女性作为现代性个体的存在。她们在公共领域对个人价值的坚持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女性文化和力量，彰显了女性的进步。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21世纪电视剧文本中的女警察形象悄然抹去了刚性的政治正确、职业规约与女性魅力、女性气质之间的二元对立。女警察的女性特质、性别魅力在人物造型上被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就国家公共政治生活而言，这是在以男权话语为绝对主体的公检法领域，对女性从业人员寻找自己声音的探索。从造型上看，她们不仅在出场扮相上精致、漂亮，还在个人气质上传递出相当浓的作为妻子、女儿、姐妹角色的现代家庭生活气息。

在2001年播出的《重案六组》（第一部）中，女主角季洁出场时一头顺滑的中分短发、精致的妆容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身穿正红色衬衫与黑色吊带背心，这是当年最流行的女性休闲穿搭，色彩鲜艳又不失稳重，既彰显了女性魅力，又大方、得体。同年播出的《女子特警队》的女主角铁红和其他待入伍的女警花在第一集的亮相也是如此。她们是一群有着浓郁现代城市气息的女孩，年轻，身体素质强健，打扮时髦，受到当时流行文化的影响，这些现代女孩对成为一名女特警心怀梦想。

这种在造型和剧情上被突出了的女性特质和话语意图，在《铿锵玫瑰》（2003）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女刑警章子惠是一个漂亮、干练且非常有力量的女性形象。她一出场就因为漂亮，在小卖部买胶水补自行车车胎时，遭到了小卖部老板的恶意骚扰和欲施未果的暴力，这时，章子惠用拳脚功夫制服了小卖部老板。在后续的剧情中，章子惠的年轻漂亮为她带来了职场上来自男权的质疑。同时，也因为这一外在可见的女性性别优势，以及她敏锐的思想、细致灵活的工作方式、极强的行动力，她赢得了更大的职场空间和突破案件、推进侦破工作的宝贵机会。就创作而言，这个人物形象是极具张力的。章子惠有着非常积极、理性的职场信念和职业追求，比男干警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懂得如何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职场上，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为自己争取工作资源。同时，她有相当优秀的领导能力和很强的合作精神，这在话语层面是属于现代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她心思细腻，擅长领会刑警队长罗大洛给出的指点建议，不仅在工作能力上征服了刑警队长罗大洛，也在情感上深深地吸引了罗大洛，这些个人特质又是属于后女性主义的。章子惠有着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和正义感，她疾恶如仇、勇敢、有力量，有着进取心和要求女性获得尊重的女权主义主张；在处理个人情感和面对所爱之人时，她又表现出中国传统女子独有的温良贤惠。这些互相融合、交映生辉的个人特质，使她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将最初质疑、忽视她的男性权力，转化为接纳、帮助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性别政治文本。

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中，以女警察为第一主角的作品几乎都完成了这样的权力流动。两性在合作中共享了话语权，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将使得作品表达不完整。较之21世纪以前的文本，新的作品强化了具有鲜明女性特征的女警察形象，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男权的话语控制，并消融了其对女性性别表达的高度吞噬，释放了女性表达的艺术活力。

有缺点的平凡女警察形象

扼要地说，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之后，电视荧屏上的女警察形象再度发生了变化——女警察从没有大的性格缺点，十分漂亮能干的女战士、女超人角色，开始“走下神坛”，转化为脆弱的、平凡的、有缺点的、更加接地气的现实女警察形象。

具体来看，《重案六组》中的季洁，《女子特警队》中的铁红，以及《铿锵玫瑰》中的章子惠，尽管她们被赋予了温柔的女性气质，有着迷人的女性性征，但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处理家庭、情感、职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能力，这些女干警似乎都天然具备过硬的、圆滑的个人素质，能在遭遇挫折之时，相对顺利地渡过难关。她们作为理想的女干警，展示了现代女干警理想的生活方式，因此剧情回避了对她们可能存在的性格缺点和人性弱点的深入表现。

对于这一影像表征的探索，需要回到现代性本身，因为现代性对人的价值的思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的价值体系力求从社会属性方面为人的自然存在进行合理化的论证”。女性在公共领域要求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收入，在职场上要求工作机会，在生活中要求追逐自我价值，这都是现代价值体系在社会属性方面为女性合理生存提供的理论据点。另一方面，“人的自然属性因为社会性的深度渗透而表现出对自然性的深刻背离”。因此，荧幕上的女警察作为生物本身的自然性被略去，她们被描绘为现代职场上漂亮聪慧的女战士、女超人、女神，她们能不知疲惫地克服困难、谱写传奇。从创作的层面诠释，参与公共生活的女性未能以相对真实的自然状态出现在荧幕上，而是以“霹雳娇娃”式的面貌和力量来沟通男性话语，进入大众视野。这实际上是对表达、书写女性现代主体性的恐惧，是女性在现代性文化语境下必然要经历的内在冲突和身份焦虑。

在这个参照维度下，反观电视荧屏，继《铿锵玫瑰》等作品之后，荧屏上出现了不一样的女警察角色，其向真实平凡、有性格弱点、情感孤独的女性形象塑造迈进了一步。典型人物是《女特警》（2007）中的退役特警施慧。就剧作本身而言，施慧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圆形人物。作为女特警，她拳脚功夫过硬，却因抢救新兵而落下残疾，只能退役。她在遇到歹徒时会因寡不敌众而受伤，甚至被劫持。她性格里的简单、纯粹使她在日后保持了对军营和公安工作长久的忠诚，却在职场、家庭领域屡受挫折和创伤。她不断地做出选择，串起了一整条故事线——机关改革，监狱内部常见的职场斗争，为爱大打出手，救父救母，参与案件调查等。褪去退役特警的职业身份，她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城市女性，加上需要照顾患病的母亲，经济较为拮据。力量性、简单性与脆弱性相叠加，使这个人物产生了相当迷幻的化学反应。这是一个让人怜惜的女警察，一个需要被呵护、被爱、被帮助的女性形象。她有自身的局限，也不那么聪慧，却在观众眼中显得非常地纯粹。她在故事情节中显得十分破碎，却拼尽全力用自身内在的浑整弥合、承担这些现实世界的破碎与冲突。这种内在的浑整正是文本对人物内在自然性的建构和表达。

2008年播出的《非常女警》在人物创作上遵循了大致相同的模式，镜头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女警花杜小风在处理常规工作时的疲惫与专注。这表明，文本创作意识就高强度的职业纪律对女干警的性别规约这种紧张关系达成了缓和，或者说与现代性对女警察这一屏幕形象的异化进行了协商。女警察需要以一个自然、真实的状态面对观众，她们未必是强悍的，她们有女性天然的体能劣势，她们会感到疲惫，也会经历情感上的空虚孤独。在步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生活负担加重，脆弱疲惫的女警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观众会经历她的生活——她的自我导向的思考，她的情感，以及她对现代生活的困惑。

唯一相同的是，女警察在21世纪前后二十年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实践中，在不断变化的故事世界中，坚持寻找她必然要实现的政治纪律话语之外的，作为现代女性的主体性、独立性。

参考文献

[1]赵林,邓守成.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Yvonne Tasker,Diane Negra.Interrogating Postfeminism[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