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弈棋初探

元代是草原文化与传统汉文化持续碰撞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围棋作为一种在汉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棋类游戏，逐渐由汉族士人群体向少数民族统治者扩散，并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喜爱。现通过解读与围棋相关的诗文词曲，结合元代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展现元代围棋活动的概貌，从而完善围棋文化的相关研究，为建设围棋相关文化产业提供参考。

围棋是一种在中国久为流传的棋戏，随着蒙古汗国不断攻占汉族地区，来自草原的异质文化与传统汉文化相互交融，围棋也逐渐融入了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生活中。元代弈棋之风甚浓，但相关史料散见于不同类型的文献，对元代围棋活动的讨论仍显不足。本文通过解读与围棋相关的元代诗文词曲，并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因素，展现元代围棋活动的概貌。

元初的文人弈棋

蒙古汗国在窝阔台时期已开始统治北方汉族地区，但其重心一直在漠北草原，建立起的各项制度也基本采用蒙古诸部的旧制。这一时期的蒙古汗国虽仿中原官制建立了中书省、行尚书省，实行适合汉族地区的赋税制度，但却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间断性。忽必烈在蒙哥时期统领漠南汉地，改革旧俗，以汉法治汉地，受到了东方三王的支持，并在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战中取得胜利，最终继承了汗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王位争夺实际上是蒙古国内部长期以来围绕蒙哥体制存在的冲突，是守旧与汉化两派的冲突，也是帝国分立的开始。）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建立元朝，次年迁都燕京，改称大都，统治重心南移。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攻破临安，恭宗北狩。至元十六年（1279），陆秀夫奉帝蹈海死，宋亡。

忽必烈为有效控制汉族地区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并在全国建立行省制度。忽必烈也深知“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因此积极吸收儒家文化，不仅利用孔庙在各地进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还设立了国子学。然而，这一系列的改变是建立在充分保留蒙古制度的基础上的。通过“别里哥选”和“随朝”“宿卫”，蒙古及色目的勋贵仍担任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重要政务机构的长官，怯薛组织仍是朝廷中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国子学在传授儒学时使用由翰林院译史翻译为蒙古语的《通鉴节要》，并大力推广蒙古字学。

在此背景下，元初的汉族士人大多充任下层官吏，路府州县各级官署严格实行蒙古人任首席长官达鲁花赤、色目人任同知、汉族人任总管的种族分职。蒙古人和色目人大多不会汉语，亦不知汉族地区风俗，因此以汉族次官来操办具体管民事宜。少数被中央朝廷征召的汉族士人也只是扮演经筵侍讲的角色，不会真正进入统治中枢。黯淡无光的政治前途与萧索衰败的社会现实、国破家亡的民族情绪相交织，促使这一时期的汉族士人选择隐居避世的生活。正是在这一时期，围棋的隐逸意趣进一步得到发掘，世事无定的全新内涵也逐渐萌发。

隐逸意趣的承继

《世说新语》曰：“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这是围棋的隐逸意趣首次在文献中出现。魏晋士人追求超然物外的生活感受和逍遥遁世的精神状态，下围棋时因全神贯注而带来的物我两忘的心境恰好与这种境界契合，围棋的隐逸意趣就此建立。唐代棋僧、棋道众多，围棋的隐逸意趣开始与佛教的禅寂、道家的无为产生关联，嗜好围棋的文人也将围棋比况神仙雅事、羽人岁月。至宋代时，闲寂超然已经成为围棋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主要内涵。因此，当元代士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隐居时，魏晋以来围棋所蕴含的“坐隐”思想就得到了充分的承继和发挥。

刘因的《清平乐·围棋》云：“棋声清美，盘薄青松底，门外行人遥指似，好个烂柯仙子。输赢都付欣然，兴阑依旧高眠。山鸟山花相语，翁心不在棋边。”至元十九年（1282），刘因曾应征入朝为承德郎、右善赞大夫，但元廷轻视汉人的风气使他不久即辞官回乡。这首词描写了松下弈棋的清趣，词人并不在乎胜负，而是享受弈棋过程中的乐趣，所传达的思想与苏轼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可谓一脉相承。

仇远的《闲居》也是描写汉族士大夫隐居弈棋题材的作品，“鸟雀喧秋未肯栖，狂风吹树影离披。屋边尚有斜阳在，更看山人一局棋”。仇远生逢宋元之交，饱受离乱。元朝建立后，他也曾担任溧阳儒学教授，但郁郁不得志，不久便罢归隐居，围棋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遣情寄趣的方式，这首七言绝句就是他隐居生活的写照。

艾性夫在《观棋》一诗中也描述了对弈时物我两忘的情境，“搀先岐路不容差，形定心忙寂不哗。仙客莫嫌春昼短，东风落尽海棠花”。棋局中处处争先，下棋的人表面看起来气定神闲，实则劳心劳力，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海棠花渐渐摇落，美好的春日即将逝去。艾性夫在宋亡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也过着隐居生活，这首弈棋诗记叙的正是那种隔绝尘世的状态。

世事无定的感慨

除了继承并进一步发掘了围棋自魏晋以来的隐逸意趣外，元初的汉族士人还借围棋抒发世事无定的感慨。宋末元初的士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有着深刻的感知，普遍缺乏安定感。围棋对弈双方的激烈缠斗和棋局的瞬息万变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将对时局无常的感慨寄托于棋局之中，这是围棋此前少见的新的文化内涵。

白朴的《满江红·用前韵留别巴陵诸公时至元十四年东》描写战乱离别：“行遍江南，算只有、青山留客。亲友间、中年哀乐、几回离别。棋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犹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战乱中亲朋故旧都不知去处，只有青山还在，中间的悲欢离合一言难尽。白朴在词中借欧阳修《梦中作》“棋罢不知人换世”句，用王质烂柯的典故来比喻事情变化，物是人非，将黍离之悲和兵灾祸乱均比喻成一局棋，表现出对乱世中众生的悲悯。这种以棋局喻时局的笔法在他的《木兰花慢·题阙》一词中也有体现，词中用“伏波”“薏苡”来指代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典故，暗示元廷中的互相猜忌与倾轧，将这种时局比作“一盘棋势”。

艾性夫在《解棋》一诗中用“悍鸡相斗”“骏马争驰”来比喻弈棋双方，描述起先居于劣势的一方竭尽心力，终于死中求生。这种局面上的翻转令艾性夫感叹“人生胜负何可期”，即使在世时显达，又怎知死后如何？

从留存的文学作品来看，元初弈棋的主体仍是汉族士人。他们本对故国怀有眷恋，政权更迭带来的战乱和入元后仕途上受到的限制最终决定了他们过着隐居生活。以刘因、仇远为例，他们都曾主动出仕元朝，只是最终不得不退出；艾性夫在早年虽措辞强烈地抨击仕元文人“兽心犹办死报主，人面却甘生事仇”，但晚年有机会出任浙江道提督时亦不推辞。可见他们的隐逸多是不得已，下围棋只是寄托闲情的方式和抒发人生感慨的途径。基于此，围棋原有的隐逸意趣得到了进一步发掘，并被赋予了世事无定的全新内涵。

元中期以后的宫廷弈棋

忽必烈去世后，继任的元朝皇帝大多恪守其创立的二元文化体制，小心地平衡着以汉法治汉地和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关系。直到至大四年（1311），元武宗海山去世，元仁宗即位，中书省平章政事完泽、李孟等进言，希望征集精通儒术的汉地官僚，擢任国子学、翰林、秘书、太常、儒学提举等职，仁宗深以为然，认为“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皇庆二年（1313），仁宗又提出“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令天下“士气复振”。仁宗的汉化改革在英宗时期得到深化，张珪、王约、赵居信等汉人儒士都在短期内擢任中书省、集贤院、翰林院要职，裁罢冗官，限制诸王特权。这些措施引起了蒙古诸王与权臣的不满，至治三年（1323），他们发动南坡之变，在行帐中刺杀了英宗与宰相拜住。但是，汉化改革的进程并未就此停止。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设立奎章阁，并亲书《奎章阁记》，刻石立碑以记其事。由于文宗经常临幸奎章阁，阁臣对文宗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奎章阁在文宗一朝居于显要地位，全国的权力中心无形中转移到了这个文化机构中。

帝王国师弈棋

奎章阁中的大臣如虞集、柯九思、欧阳玄等均是文化修养很高的汉人儒生，文宗与他们朝夕相处，在书画方面已颇有造诣，其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祀碑风，遂益超异”，其所绘《万岁山画》“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虞集在《玄玄棋经》的序中记载：“余在天历间尝仕翰林，侍读奎章。先皇帝以万机之暇，游衍群艺，诏国师以名弈侍奉于左右，幸而奇之，顾语臣集：‘昔卿家虞愿尝与宋明帝言：弈非人之所好，其信然耶？’”这反映了文宗对围棋的痴迷。

虞集序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师”曾被解释为专职棋官，实际上这里的国师指的是畏兀儿族僧人必兰纳识里。他于大德六年（1302）代成宗出家，拜在帝师八思巴门下，至顺二年（1331）文宗封其为“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必兰纳识里精通畏兀儿文、梵文、汉文、藏文及中亚诸国语，因此长期从事外族使臣表笺文字的翻译工作，出入翰林国史院。天历年间，文宗在奎章阁与诸臣游艺，命人诏必兰纳识里前来观棋，可见必兰纳识里也有一定的围棋修养。《玄玄棋经》序言中的这则故事虽短，却充分说明了在元中期以后，围棋已经逐渐在少数民族统治者间流行开来。

妃嫔仕女弈棋

元代中期以后，弈棋活动也在内廷盛行开来，宫中的妃嫔仕女也学会了围棋。张昱曾作《宫中词》：“残却花间一局棋，为因宣唤赐春衣。近前火者催何急，惟恐君王怪到迟。”这首诗表现了宫中妃嫔以围棋来排遣无聊的时光，可见围棋已经成为她们的日常娱乐活动。袁桷《宫娥弈棋图》一诗也展现了类似图景，“争先春色在眉端，围坐佳人着意看。可是相怜饶不得，东风自怯五更寒。”对弈的宫娥凝眉思索着围棋招式，众人围坐着屏息观看，气氛显得有些紧张。显然，宫中懂得围棋技艺的宫娥并不是个例。由此可见，元代时宫廷内外虽无职业棋官，但随着统治者对汉文化接纳程度的逐渐加深，围棋与诗歌书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在宫中迅速传播开来。

元曲中的围棋活动

元杂剧中的围棋游戏

一些杂剧以围棋为推动情节或点明主旨的关键事物。比如，在白仁甫的《赚兰亭》中，监察御史萧翼为获得王羲之《兰亭序》真迹，乔装打扮，随商人船到越州，拜访辩才和尚。二人对弈抚琴，交谈甚欢，辩才拿出王羲之的真迹给萧翼。围棋出现在萧翼和辩才迅速建立友谊的关键环节，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围棋也是杂剧中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道具。如《逞风流王焕百花亭》将通围棋作为“世上聪明”“天下风流”的重要凭证，列在诸般本领之首。晚进王生补《西厢记》时，在第一本第三折莺莺与张生隔墙吟诗后，特别创作了《围棋闯局》一折。莺莺和红娘去后园游玩，觉得无聊，主仆二人便“就万花亭这壁，下数着大棋”。在下棋的过程中，莺莺还像考官一样问红娘，红娘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还唱了六支曲子表达自己对围棋的见解。剧作者通过这折围棋戏，塑造出自己心目中的闺秀形象，从而凸显崔家的望族身份。

元杂剧是当时面向普通百姓的文艺形式，围棋在众多元杂剧中频频出现，用于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点明主旨，充分说明围棋在当时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捕捉并理解剧作家通过围棋传达的信息。同时，杂剧中将通晓围棋作为伶俐雅致人物的代名词，也反映了元代普通百姓对围棋这一游戏的普遍喜爱。

元散曲中的围棋

围棋不仅常见于杂剧，也时常在散曲中出现。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数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猎，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他本色诙谐地自陈自述，特地提到了自己有围棋、双陆、蹴鞠、打围等爱好，其目的仍是展现自己“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的玲珑剔透，以一种放达恣肆的生活态度来对抗世俗。

孙叔顺的《一枝花》则借围棋表达了全新生活意趣：“向林泉选一答儿清幽地，闲时一曲，闷后三杯。柴门草户，茅舍疏篱。守着咱稚子山妻，伴着几个故友相识。每日价笑吟吟谈古论今，闲遥遥游山玩水，乐淘淘下象围棋。”不同于关汉卿的嬉笑怒骂，亦不同于隐逸文人在诗词中营造的脱俗境界，围棋在孙叔顺的散曲中就是“柴门草户，茅舍疏篱”的田园生活的一部分，与人间烟火、天伦之乐共同构成他的快乐生活。

综上所述，元代的弈棋活动的普及程度较前代毫不逊色，是元人非常喜爱的游戏活动。元初进行围棋活动的主要群体仍是汉族的文人，他们继承了前代赋予围棋的隐逸文化内涵，并用棋局来比喻时局的残酷。随着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印刷术发展带来的围棋文献的广泛流传，上到少数民族政权的王公大臣、内廷仕女，下至听杂剧消遣的寻常百姓，都熟悉并热衷围棋，这也使得围棋的文化内涵在当时其他种类的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结合元代的历史背景了解当时围棋活动的情况，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发掘围棋的文化内涵，为如今传承围棋文化、建设相关文化产业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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